查建英（筆名扎西多），北京人。1978年至1987年先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哥倫比亞大學，1987年回國，1990年代返回美國。2003獲美國古根海姆寫作基金，再回中國。曾為《萬象》《讀書》《紐約客》《紐約時報》等撰稿。已出版非小說類英文著作《China Pop》，雜文集《說東道西》，小說集《叢林下的冰河》等。出版的《八十年代訪談錄》，在國內外引起廣泛關注。
在北大讀書期間的查建英
洛陽紙貴的尼采和薩特，
紅極一時的《一無所有》，
震撼人心的《傷痕》，
口若懸河的文藝沙龍······
所有這一切，表徵着漸行漸遠的20世紀80年代，但它們又不是1980年代的全部。那個以「文化熱」著稱的年代到底是怎樣的面貌？在三聯書店於2006年推出的大型人文訪談錄《八十年代》中，著名旅美作家查建英女士和阿城、北島、陳丹青、崔健、甘陽、劉索拉、李陀、栗憲庭、田壯壯等十餘位成名於1980年代的作家、藝術家、學者和批評家一一深入對話，試圖立體地還原面相複雜、異彩紛呈的80年代。
年輕一代的讀者可能稍微有些陌生，但查建英的小說《到美國去！到美國去！》和《叢林下的冰河》開了1980年代「留學生文學」的先河，劉索拉、友友、嚴歌苓、虹影、劉西鴻等緊隨其後。追憶77級北大中文系文學班同學中後來成為中國作協副主席和現代文學館館長的陳建功，以及「20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的參與者、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教授黃子平，當時班上年紀最小的查建英「抬不起頭，他們『老三屆』都是滿肚子故事」。
在當年北大的文學刊物《未名湖》上編發同學劉震雲的小說《瓜田一夜》，查建英還以編輯的身份一本正經地找來劉震雲談話。《八十年代》訪談對象之一、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的夫人夏曉虹教授，和查建英「同班同宿舍」。北大中文系77級的古典文獻專業則「出了個葛兆光」。
而認識北島和《今天》的詩人們是大一大二的時候，「逃課騎自行車進城，在一個四合院聽他們讀作品」，「北島是我們當時的『文學偶像』」。
1981年秋天，查建英去了美國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如果那時有托福考試，我就過不去了」。兩年後，查建英因為喜歡紐約，就從申請成功的五所名校中選擇了哥倫比亞大學（那也是胡適、羅隆基們當年留學的地方），開始師從西方漢學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權威夏志清先生，「夏先生是一個性情中人，很多人特別喜歡他，也有很多人特別不喜歡他。紐約也是這樣一個城市」。查建英讓夏志清「失望」的是沒有讀博士，說是準備回國研究「美國的『越戰』小說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小說」，但只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口試的查建英帶着哥大的博士論文獎學金回到了中國。此前，黃子平就在信中告訴她，1985～1987年左右「文化熱」時的中國「不知道有多好玩兒，多熱鬧」。臨別哥大，《東方主義》作者、時任哥大比較文學系系主任的薩義德教授疑惑地問：「你是不是還會真的回到我們這兒？」
「與其做一個特別糟糕的學者，不如做一點自己真正喜歡的事情」，儘管沒有回到哥大讀博士，查建英後來在雙語寫作上的成績是無愧於夏志清先生的。1995年撰寫自己「第一本比較成熟的書」《中國波普》（China Pop），查建英率先描述分析了中國市場化浪潮衝擊下的社會與文化轉型以及身在其中的文藝人和知識分子的種種面相，被美國不少大學作為中國文化課程教材。查建英部分最新的文章也在《紐約客》陸續發表。
最近20年，查建英先後在北京、紐約、芝加哥、休斯敦、香港和佛羅里達居住，2003年秋天又回到北京定居，每年回紐約兩次，「北京和紐約是我最喜歡的城市」。定居北京也是為了收集《中國波普》續集資料的方便，而且她「希望女兒在中國的中文學校上幾年學，能夠明白這個世界上不單只有美國那樣一種國度和文化」。
近年的朋友聚會上常聽到關於1980年代的即興回憶，「而且永遠伴隨着生動的細節和風趣的評論」，「講故事、說段子自然也是一種敘述，但茶餘飯後的閒談畢竟零散隨意，哪說哪了，難有深入的追究和細緻的梳理。這麼多人物、事件、看法，如果能比『說段子』再進一步，不憚反躬自省，做事後諸葛亮，進行一點時過境遷的追述分析，遇有心人記錄編攢成書，一定有趣，至少可以為過來人和後來人留下些關於那段生活的回憶思考。一晃十幾年過去了，也該有人來做一本關於80年代的書了。」
有心追憶1980年代的查建英後來受朋友洪晃的《樂》雜誌之約做阿城等文藝人物訪談，開始還是小打小鬧，後來朋友們的真知灼見讓查建英甚至中斷了自己另外一本英文書，開始鄭重其事地做《八十年代》，「真的坐下來談話，這些80年代人，經過十幾年的沉澱、積累、雲遊世界，人人一腦袋見識，個個一肚子乾貨，讓我無法忍心丟掉那麼多珍貴的材料，隨便給讀者端上一盤速成的雜碎，那樣做，對不起這些老朋友，對不起讀者，也對不起80年代」。
查建英訪談時的興奮和享受也傳染給了隨後的讀者。她和陳丹青的對話在2005年11月號的《萬象》雜誌先期發表後就引起熱切關注，資深書評人黃集偉當即在他的博客上大加讚嘆，評論家劉緒源看了同一篇對話也感慨「那是我們的一個傻傻的年代，有如青澀的青春期，它也許充滿着幼稚和錯誤，然而，它同時也代表着一種激情，一種積極向上的蓬勃的生命力」。作家張抗抗也電話催問責編吳彬：「你們的書怎麼還不出啊？」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則不斷地向「不常上網」的查建英介紹網上的熱烈反響。在和查建英的對話中，陳丹青關於年代的精闢論斷讓人叫絕，「80年代的可憐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慘，還說什麼文藝復興！那是癱瘓病人下床給扶着走走，以為蹦迪啊！」
整個對話保留着強烈的原生態，陳丹青既會興之所至地講幾句粗口，也會很紳士地徵詢「可以吸煙嗎？」查建英聽到陳丹青不加遮掩的精彩表達也大笑「你到底說出來了！」
訪談中的細節令人印象深刻，陳丹青與阿城的交往還歷歷在目：「不久我去美國了，一大早阿城到校門口送我，他要上班，不能和大家一起去機場······那時連擁抱都不會，就那麼扶着胳膊，流他媽眼淚」，「1984年阿城忽然成名了，他給我寄了一份雜誌，好像是《收穫》：《棋王》《孩子王》《樹王》，都發表了。他直接把雜誌寄給我，為了省郵費，把其餘書頁撕掉——那會兒哥們兒都窮啊——我趕緊躺到床上讀！」
《八十年代》中查建英和阿城的對談原定在2006年1月號的《萬象》繼續發表，因故暫未上市，眾多讀者更是翹首以待、心急如焚。於是，2006年2月上旬，筆者首次獨家專訪了在紐約休假的查建英女士，請她暢談做《八十年代》的前前後後。
燕舞：請您具體談談做《八十年代》的緣起，是不是也受到近年流行的口述史的影響？選擇20年左右的時間間隔來回憶80年代，您覺得這個時間間隔能保證有足夠的緩衝來清晰地還原80年代麼？
查建英：並沒有受到什麼流行的囗述史影響。做此書的緣起以及為什麼採用訪談錄的形式，我在書的「前言」里做了一個說明。並非蓄謀已久，是個偶然的機會，當時我從美國回北京不久，被朋友洪晃拉到她出版的雜誌《樂》去幫忙，策劃會上談選題時扯出了回顧80年代的想法，本想只找幾位老朋友聊聊，弄一篇文章，結果開談之後發現有很多東西非常值得整理、討論，於是索性找了12個人陸續談，成了一本書。為了這本書，前後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反倒把我回北京的初衷——給美國一家出版社寫一本關於當下中國的書——給擱下了，至今那本書才寫了一半。
至於時間間隔的問題，過了將近20年之後去回顧，這個距離我認為足夠了，這恰好又是中國人的信息量、視野、閱歷都在大大拓展的20年，有利於據此獲得不同的角度去回顧歷史。但要想做到「清晰地還原80年代」，談何容易？關鍵倒不是時間不夠，而是我們的言論空間和信息渠道不夠自由，禁忌、管制太多，對許多問題不能真正直抒胸臆暢所欲言，在這種狀態下怎麼可能做到「清晰地還原」？久而久之，大家習慣了迴避，後來的人並不知道這是殘缺記憶，那才可怕呢。這麼多年下來，這個局面實際上已經發生了。
燕舞：這個系列訪談的成功相當程度上應該歸功於您提問的對等深度，它超越了一般媒體記者的水準，比如您講「中國的問題不是沒有高人、智者，是成熟過度、自我封閉的制度、環境把這些高人、智者一代代悶死、放逐、邊緣化」就讓我特別佩服。您和您的訪談對象在思想深度上是旗鼓相當的，訪談問題是怎樣設計的，是不是先期設計了一些大致的問題，然後臨時隨機應變加進一些問題？針對不同訪問者，您是不是也設計了一些共同的問題，比如「為什麼要來美國」的問題都問過艾未未和陳丹青？
查建英：你過獎了。我的訪談對象的確都很強，實際上我的主要任務是提問、當話托兒，當然有些人恰好是我比較熟的朋友，他們希望有個對談、討論的氣場，這樣有利於隨機碰撞、激發出更多的東西，這種情況下我會儘量配合。訪談前我會備一些問題，有的是共同的，有些是根據訪談對象特別設計的。但臨時隨機性很大，就像平常談話時那樣，跟着感覺走，隨時歡迎出人意料的轉折。其實我做訪談不夠職業化，往往超出原來的計劃，一小時變成了三小時，一晚上變成了通宵！有時談話興致高起來，索性變成了神侃。之後整理起來才發現太蕪雜，當然也往往有意外收穫。
燕舞：訪談錄音是怎樣整理的？都是一次性順利談完的麼？我看到陳丹青的訪談好像是在紐約做的，有多少是在國外做的？
查建英：都是一次性談完。之後我先整理一遍，再交訪談對象修訂一遍，然後我再過一次。丹青的訪談是2004年夏天在紐約做的，當時我們正好都在紐約度假，就約到那裏談了。其他各篇都是在北京做的。北島那篇例外，是筆談，因為在北京沒見成，只好改為用電子郵件做問答了。
燕舞：具體的訪問順序是怎樣的？
查建英：沒有一定的順序，2004年夏天定下選題之後就開始做，看各人的時間，先和誰約好就先做誰，最後是甘陽那篇，拖了很久，因為他住在香港，極少來北京，到2005年5月他才來，長談了一夜。
燕舞：訪談對象很多是您的朋友，而且他們中大多早已是「明星」，此前接受過無數的訪問也包括部分媒體的少數還算專業和精深的訪問，您如何保持新鮮感和訪談的深度的？
查建英：我基本不看他們以前的採訪。我知道我想要他們談什麼，我認為這個話題是有意思的。他們能談到什麼程度我也有一個大體的預期，據此給定一個適宜的長度。篇幅太短了不行，蜻蜓點水或者為吸引眼球講幾句聳人聽聞的話，那不是我要做的東西。當然長並不一定就談得深，深淺那是他們各人的水平問題了。
燕舞：從訪談對象的組成來看，這個集體回憶是否過於精英化（儘管您開門見山就提醒陳丹青「希望你能談得個人化一些」）？
查建英：有這個問題嗎？有人開玩笑說這書里淨是「現象級」的人物。確實，80年代這麼大一個題目，不可能面面俱到，總要有個角度，我的想法是從當時的「文化熱」切入，而這些人都算是「文化熱」的弄潮兒吧，有幾位又恰好是我多年的老友。他們確實都是自己工作領域裏的優秀個人，但他們現在被人當作「精英」，與他們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是不是「精英化」，我想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確實，討論文學、藝術、知識思潮等等，這些話題本身就帶有務虛的傾向，又不能馬上解決柴米油鹽的問題，在有的人看來可能屬於「精英」才關注的問題，甚至乾脆就屬於吃飽了撐的吧。但一個社會如果沒有一群人持續地、樂此不疲地關注這類事情，那樣的社會是很可憐的，無論它在物質上多麼富有。
其實這些事情在80年代是無數中國人在熱烈關注的，尤其在城市裏，現在很難想像當年那種氣氛：居然會有那麼多人為一篇小說、一首詩、一本談哲學的書而瘋狂地、通宵達旦地討論、爭論！那種投入和激情比得上初戀中的迷狂。那時候的人，包括書里所有這些「精英」，其實照現在的標準衡量都很清貧。他們當中有不少人長年是個體戶，像阿城、崔健、栗憲庭、北島，只不過他們做的是藝術、文化的事情，在我看來這與自食其力的農民、工人也一樣。他們都是一個個生動的個人，沉醉於自己喜愛的工作中。
我的確更注重個人性。我們回首80年代，會發現當時群體的聲音要大於個體的聲音，但我不希望這本書變成一個所謂的精英群體在居高臨下地指點江山裁判歷史，我希望讀者從書里能看到身在歷史中的個人和生動的細節。但在訪談時我也鼓勵甚至刺激對方亮出自己的觀點，敢於討論宏觀的東西，敢於質疑某些大面積流行的價值觀。80年代的確有過於大而化之地討論問題的傾向，但現在是否也有人愛用「精英主義」來嘲諷那些與眾不同或者敢於逆時尚而動的思索與批評呢？而躲在「大眾趣味」、「平民視角」底下的並不一定總是個人的、素樸的聲音，有時僅僅是懶惰、怯懦以至於對於市場和廉價利益的精明算計。總之我覺得對所謂「精英」和「平民」這類說法不能一概而論——要看具體內容。
再說，今天我們中國人的生活已經都「實」到這種地步了，「實」得讓人陡生「虛無」之感，即便出了這麼一本書，滿篇都在討論一些只有所謂的「精英」們才愛討論的「虛」問題，又怎樣？前些年總聽到一種流行觀點，強調先要吃飽肚子，口袋裏要有幾個錢，不然什麼尊嚴呀自由呀文化呀都是瞎掰。今天呢，肚子吃得飽飽的、錢包鼓鼓的中國人還少嗎？成千上萬，成百萬上千萬。但我們對精神生活質量的要求高了多少？我們曾經那麼深刻地害怕貧窮，我們現在就不怕膚淺的腦滿腸肥嗎？
燕舞：陳丹青在接受您訪問時反思說「猛然發現我什麼都不是」，「80年代是暴病初愈」，類似的反思應該也不少，但從整個訪談來看，您覺得你們對80年代的追憶和還原在多大程度上規避了浪漫的美化？那種「80年代是中國文藝復興」的高調提法您能接受麼？
查建英：當然不能接受。文藝的復興要有一個漫長過程，得從復甦開始，況且也不是什麼都值得復興，對於過去得有個適當的距離才能審視。可惜這個過程才剛開始不久就遭受重挫，然後90年代的重心就轉到經濟上去了，英雄好漢都往那兒跑。但這筆賬當然不能都算到80年代這批人的身上。我比較欣賞的正是：這本書中的大多數訪談人並沒有浪漫地美化80年代。
說實話，人對自己的青春時期是很容易抱着一種浪漫情懷的，這很自然，也是不必苛求的。再說，和現在這個物質化的年代相比，80年代是「前消費時代」，什麼都缺，就是不缺浪漫。那一代人正像崔健那首歌唱的那樣「一無所有」，但普遍比較浪漫，對自己的能力、對未來的生活有着各種各樣的幻想和憧憬，這其實也是孩子、大病初癒的人、久關禁閉的人的心態。也可愛，也幼稚。成熟之後自然不會再那麼單純，那樣異想天開了。但倘若某些可貴的品質，比如真誠、夢想、信任、俠義和榮譽感，比如對美好事物不計功利的追求、對精神生活的珍視，就此永遠地失去了，那是非常令人痛惜的。
儘管國人的物質生活有了極大的改善，精神生活今天也有了許多彌足珍貴的個人空間，但沒有人會認為現在我們生活在一個浪漫時代。一般來講，可以稱它為消費時代、技術時代，拿實用主義與犬儒主義來概括它的精神特徵恐怕也能說得通，雖然這類「主義」的帽子都是簡單的歸納。但我想80年代的中國的確可以說是個浪漫時代。
這樣概括並不是在美化它，其實浪漫的東西是很脆弱的，很容易被傷害，被殘殺。而中國的情形往往是，一種精神一批人，未及真正成熟就開始頹廢了，就像一樹的果子，昨天還很青澀呢，一夜寒霜，那些沒被凍死也沒被打落在地的果子今天已經開始腐爛了。作為生命過程，這是多麼悲哀的蛻變。當然，哪個時代都有尋夢者，而真能一直堅持理想又心態開放還有才華的人，恐怕永遠是少數，但他們最富人格魅力。今天在我周圍仍能看到這樣的人，年輕的年老的都有。有他們，你就不會對這個時代悲觀，不會對人類這種動物悲觀。
還有一種情形，人由於對當下一些現象、風氣不滿而懷舊，通過美化過去來批判現在。我不敢說這本書里完全沒有這種情形，不能說裏面所有話和觀點都是理性的客觀的，都是不帶情緒和偏見的，但總的來說，書中這些人對80年代問題的批評是相當尖銳的，不亞於對當下這個時代的批評。我希望看到更年輕的一代人對他們自己以及他們成長於其中的時代也有這樣尖銳的反省和批判。自我批判和承受批判的能力其實是自信的表現，無論對一個人、一代人還是一個民族的成長和建設，這種能力都很重要。
燕舞：我看到出國前「在中國已經幹了一番事業成了人物」的劉索拉反思自己「有民族文化代表的感覺」，那出國留學或訪問對您所接觸的這批人具體有怎樣的影響？重讀您的《留美故事》時，我還注意到這樣的比較：「中國大陸來的公費生和自費生，在此地不知怎的，各奔各的，儼然就是井水不犯河水的陣勢」，具體到您的訪談對象，他們中80年代出國的也是這樣麼，出國身份的差異對他們有怎樣不同的影響？
查建英：這個問題比較複雜。索拉那篇訪談詳細地描述了出國經歷帶來的心理落差、文化震盪，她對這個問題很敏銳，也勇於反省。其他幾位在國外長期居住過的如阿城、丹青、甘陽、李陀、北島等，都對西方或者在西方生活的經驗有評論，但態度、角度各有不同。
總之我覺得，一個人出國後對西方的看法和他／她出國前在中國的身份、位置和心態很有關係，他／她難免有意無意地會將自己在兩邊的經驗、別人對他／她的態度加以比較，這種比較有意無意地會影響他／她的判斷。我們通常聽到的一些宏觀、似乎客觀的看法，比如說西方人這樣、西方文化那樣，其實背後都有很多個人的遭遇和感受在裏面，影響着他／她得出這個或者那個結論。舉個簡單的例子：三個中國人，一個人感覺自己是民族文化代表、精英，第二個感覺自己是個普通小百姓，第三個感覺自己是長期受壓抑受排斥的異己分子，這三個人都出國了，你說這不同的身份會不會影響他們對外國的看法？當然會影響。
那麼，是不是就沒有超越個人經驗與好惡的判斷了呢？我認為有，但那需要理性，更需要誠實和性格的力量。這本書里的人有沒有做到這一點，讀者看了自有判斷。
燕舞：許多讀者讀完《萬象》2005年11月號上您和陳丹青的對話，第一印象可能就是它強烈的原生態，黃集偉當時就在他的博客上統計陳丹青有多少句國罵。您認為這個訪談系列都有什麼樣的特色，您接觸到的反饋特別是您的朋友們（我看到《文匯報》的劉緒源先生在一篇近作中也大段引用您的訪問）都是怎樣看的？
查建英：《萬象》那篇發表之後網上和朋友們有那麼多反應，老實說也讓我有點意外。丹青講得的確精彩，但我聽到的主要反應是大家覺得這個訪談還算講了些真話。我的主要反應是：真話講得還是太少。我希望讀者看了《八十年代》這本書之後，不管同意不同意裏面的看法，至少感覺得到書中人是在認真地討論一些真實的問題，儘管是在受限的語境裏。
我們這裏的文化生活表面看很沸騰，到處是娛樂八卦、打情罵俏，網上天天在鬥架和狂歡，其實我們已經習慣了生活在各種假話和笑話當中，主動和被動地迴避那些真正令人疼痛、尷尬、恥辱和心虛的事情。久而久之，不僅靈魂麻木了，還有層出不窮的聰明人在假面上塗上調侃的、喜慶的油彩，扮演出一場場搞笑的或者肉麻的盛世喜劇。我們以為這是中國式的達觀和幽默，但深夜捫心自問，這難道不也是我們的某種時代病？
我近年幫助一所美國大學策劃一個中國、印度、美國的三方學者交流項目，工作當中有時不免把中國和印度作比較。同為亞洲古老文化，同為「受傷的文明」，我們中國人對待災難的態度與印度人不大一樣：印度教佛教傳統使得他們對塵世挫折有一種宗教性的回應，就是奈保爾當年描述的那種絕望之後的倦怠和浸透宿命感的對失敗和貧困的安然接受。這種態度當然有它的問題，可能成為行動的泥潭和無為的陷阱，但你至少可以看出，精神狀況的問題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比物質更重要。
也許宗教在他們的生活里太重了。我們呢，宗教感又太少了。儒教文化極為入世，孔老夫子很偉大，但給我們提供的主要是一套世俗生活中的倫理道德框架，不談靈魂的間題、超越的問題。這一套傳統的倫理道德在20世紀被「社會主義新文明」當成「封建四舊」掃蕩了，然後烏托邦幻夢也破滅了，那個精神支柱也倒塌了。
可是，經歷了這麼深重的精神災難之後，沒有一個正常的精神反省和復甦過程，總是壓抑這個反省和復甦，懼怕別的精神資源，只注重經濟復甦，把人們都引導到物質競賽的軌道上，那結果就變成主要是追求事功、追求名利。
這方面我們比印度人要積極進取得多，我們嘲笑玄奧的思索，覺得討論哲學當不了飯吃、純屬浪費時間，我們也不大會為了什麼活見鬼的靈魂問題像俄國人那樣酗酒、發瘋。精神上的陰影似乎並不那麼折磨我們：悲劇發生了，第二天早晨還不是要提着籃子上街買小菜？我們實際得很，很善於隨風轉舵給自己下台階找藉口，並且因為我們極為聰明，這些藉口聽起來還十分堂皇。
我並不是要徹底否定我們的民族文化，這個文明有它獨特的魅力和活力，讓人愛恨交織。但我總覺得我們的文化性格在某些方面有着深刻的欠缺，這種欠缺至今流在我們的血液里，與長期思想專製造成的軟骨病合為一體，影響着我們想像和超越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