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1966年，26歲，T市某機械廠工人
妻子，1966年，20歲，T市某機械廠工人
這是一對夫妻共同的一段往事：
1968年元旦結婚——共同生活六十天禍從嘴出——抄家後她用十七塊錢養活老少三輩——軍代表用意不良逼她離婚——獄裏獄外幾封通信——她千辛萬苦等了他三千六百五十天——他奇特的復仇記
丈夫：我真不想提那段事，我們兩口子，現在也避防提。只要一提，幾夜就甭想睡覺。甭她，我也是。再說總提它有嘛用呢？不是讓咱往前看嗎，把帳全算在「四人幫」頭上。過去那段事都按下算啦。受過苦的人太多啦，現在誰也不願意說啦。可我又想，咱受過的這些苦，也不能就這麼白白一筆抹掉，那不就白受這些苦是吧？我跟您講了，您記下來，將來印成書，咱這痛苦就留下來啦，到嘛時候，讓後人也看看，啊，啊。
說實在的，我無緣無故白白蹲了十年監獄，真叫好沒影兒的事。我老婆等了我整整十年，那罪沒少受；比我更冤，更倒霉。有她的嘛，一個女人。
我的苦再苦也沒嘛，我是男人嘛，可她就難了。您說說，她那會兒才二十出頭，人又漂亮；您看，我還帶來一張她那會兒的照片。她一個人帶着一個半身不遂的老父親和一個剛出生的孩子，自己算是反革命家屬，父親是資本家，熬過那十年容易嗎，楞等了我整整十年。我們這些犯人，離婚的有百分之九十還多；幾乎可以說，進去沒個不離的；也有為離婚的事自殺的，殺人的，神經的，也太多了。她來探監，同屋的人全羨慕我，先頭我都不敢跟人說她是我老婆，只說是妹妹；我也怕過不幾天，離婚了，不就栽了嗎？她等我時，哪會知道還有一天「四人幫」會倒台，我會平反，等十年不就等個反革命嗎？還不是個「反屬」，有嘛好處？更別提她受那麼多政治上的壓力和經濟上的窮困了。她這麼年輕漂亮，不等我，完全有其它路可走。所以我認為她是一種堅強的中國婦女的典型，我挺自豪，跟誰我也這麼說。
我的經歷沒嘛，比我苦的還有的是，比我冤的也有的是，我見的多了。那陣子為一句話坐大牢的人多了去了，光我們那兒就大部分的現行反革命罪。我們屋裏有個犯人，以前是貧農協會主席，罪名就因為下山到集子上買毛主席石膏像，那會兒不叫買，叫「請寶像」，不是他這樣出身好的還沒資格「請」。那玩藝兒挺沉，山道又不好走，他就用麻繩拴在石膏像的脖子上，前邊兒倆，後邊倆，就這麼背着趕路。沒想到還沒出集子就讓人給抓住，好嘛，「現行反革命」，立時就抓起來，家也沒讓回，進大牢了，五年。您說冤不冤？還有一個小伙子，為的是爬到百貨大樓頂尖上拍了兩張照片，想落個城市面貌的照片，現在看這算嘛事！可那會兒就不行，懷疑他是搞「特務活動」，也給關進來了。後來，我的一條手絹，還是他帶出去捎給我老婆的，這才保存下來。妻子：可不，那條手絹是他出事那天，人家打他時候包頭用的，用角鐵的尖打，人頭啊，不是別處，手絹上全是血。您看，我帶來了，多狠，連手絹都打出這麼多洞來，一般人下得了這手？
丈夫：您沒見比這還狠的也有的是啊。不說別的，這地方上的事兒說不清，公安局裏不是不准打人？可我親眼看到他們打人。好傢夥兒了，用手拷拷還不解氣，楞用粗鐵絲綁上，再用老虎鉗子擰啊。您想想，那手腕子上的皮肉還不全破了，哪經得起這麼擰啊，後來全長了小蛆，白的。瞎，那些事兒別提了，多了去了。我說重點說說她吧。她比我苦，更典型。像我這樣兒的反革命太多了，可像她那樣的就不多了。她那些東西，百年之後，說句大白話吧，不管哪朝哪代的人看了，都會覺得值得一寫，因為它是真的。她受的那些迫害，都是有真憑實據的，有名有姓有地點，咱寫到《人民日報》上也不怕，真東西擱的時候長，不是「四人幫」那些東西，隔不了幾年一撥弄就倒了。我好歹大人孩子都團聚了，也就算最好的結果了。對不對？有些人老婆離婚，孩子讓人帶走了，房子叫人霸佔了，她偏還住在你對過；你不也得天天打頭碰臉，你嘛滋味？我說您寫就寫我老婆，別寫我；突出她，就把她碰上那些個人，那些個事，按當時的話說，靈魂上的東西，解剖解剖。甭管他是頭兒，還是軍代表，照樣有不是東西的，表面上像個人賽的，其實心眼裏想的嘛，別人不知道，我們知道。
打頭兒說吧。我出身工人，本人也是工人，鉗工。「文革」前是車間裏生產負責人。我這人生來就直性子，您看我說話就能知道我的脾性，也甭多描。我打嘛時候也不願意巴結領導，愛站在車間裏工人一邊兒；替大伙兒說話。有時好給領導提點意見，這叫「犯上」，所以跟頭頭有點矛盾。他們說我不靠攏組織，打從「文革」開始，他們就想法兒找碴兒整整我。
我覺着他們整我全是有預謀的，好像全策劃好了，一下子就來了。我的碴兒就是說了一句錯話，這完全是玩笑話，是喝酒時和一個要好的哥們兒說的，這哥們兒平時不分你我，嘛話都說。當時就說了幾句對「文革」不滿的話，說朱元璋當了皇上，把下邊的功臣全乾了這類的話，沒想到他把我的話向上匯報了。那會兒人全亂套了，誰也不知道變成嘛。可他在暗處，我在明處，我哪知道。這是六八年三月一號晚上的事，第二天一下子開大會突然宣佈，說我是反革命階級報復，大宇報呼啦一下全貼滿了，好傢夥那陣勢，開着會一下子把我揪出來，把我的工人出身楞說成是資本家出身。出身還有變的，可這麼才好說我「階級報復」。這出身是大字報定的，也不知誰寫的，反正破鼓亂人捶唄，也沒你說話分辨的份兒。「階級報復」比單純反革命罪重唄。好嘛，開始還沒怎麼，還是文鬥；後來台上指揮的軍代表一聲喊：「要文鬥不要武鬥」，嘁哩咔嚓全上來了，這是他們預先說好的暗號，明白嗎？一喊就是要開打了。可全動了真格的了，這是真打，不是假打，抄起那些鐵傢伙，打的可不含糊。我也沒看清都是哪些人，反正劈頭蓋臉的就來了。我一看不好，趕緊掏出手絹捂住腦袋，他們拿三角鐵、鐵疙瘩嘛的，操着嘛就是嘛，亂砸一氣。表面看流血不多，可這叫軟傷，最厲害，就衝着腦袋來啦，欠點把我打死。我就死命捂着腦袋，手絹就這麼破啦。我這耳朵到今兒個還聾着啊，也是那晚兒給打的，到現在還總嗡嗡響，總響。後來打暈了，嘛也不知道了，他們大夥拿大鐵絲把我綁起來，我就不知道了；跟手可能就送到拘留所去了。
妻子：那天開會時我去了，我跟我丈夫一個廠，我在場，是選什麼革委會的大會吧，好像是的。他們打他時候我不敢看，也看不見。當時我心跳的呀，我就出去了，走出會場了，想回家，想走，到哪兒都行，不想呆，也呆不下去了。可我一出門就看見一個人，就是革委會那女的，主任，她盯着我，不讓我出去，所以我知道，連着後來的事，我知道他們是串通一氣兒的，有預謀的。等我回家時有個鄰居告訴我，剛頭兒你們廠押着你愛人回來一趟，他出車禍了吧？我到屋去一看，也全是血，那些血啊……
其實後來我想，他要是那次沒抓走，還在廠里的話，後來的清理階級隊伍之類的運動也得給揪出來；我想了，那說不定更倒霉，恐怕不打死也得打殘了。這些人目的不達到是不會算完的，
丈夫：我的事到了七〇年就全搞清了。我出身是工人，不是什麼資本家，也夠不上現行反革命。可駐軍和革委會那幫整人的人，他們不肯認錯啊！為了維護革委會的聲譽，不給平反。再說駐軍那姓×的小子，他的個人目的還沒達到呢，他想娶我老婆。監獄當然也不管了。那會兒監獄就像倉庫，不拿我們當活人，像取貨提貨一樣。管我們監獄的那人就說，我不管你們出來進去，只要拿提貨單來，我就放人；沒單子，你就在這兒呆着。他就這麼說的。我活活就在這裏邊呆了十年。等我出來時，我妹妹看着兩張《判決書》說，他憑這兩張紙，就把人活折騰半死。就這麼兩張紙啊！我帶來了，您看這判決書寫得多潦草，這字，您看，隨便一划啦，真不如倉庫提貨單認真呢。管監獄的人說，「我們嘛也不管，只管進出，你們少找麻煩，誰要是不想活了，就自殺。我連份檢查也不用寫，你們誰愛死就死，我不管。」
我申訴了二十多次，也沒人理我。出來之後，要回廠工作，革委會主任說了，他要回來，先把他腿打斷了再說。就楞不肯收，我借錢也不給。沒工作沒工資，又地震沒房子，我們房子早讓他們霸佔了，那時叫「壓縮」。這種事都是街道積極分子乾的。有問題的人房子都得壓縮。騰出房來，他們搬進去。我結婚是兩間，楞叫我老婆搬出來，另給一間小破屋。地震時又壞了。我放出來算落實，心氣兒還挺高，大年三十中午去找房管站管房子的，房管站那伙人，真油。我一說，他說我不是管落實的，管落實的今天休息沒來。隔些日子再去，還這套。後來才知道，就是他管落實。到今天也沒解決，這就別說啦。落實能落到我們這小老百姓頭上？頂多落在名人、領導幹部頭上。他們是門面人，對吧！
妻子：我還記得那是生孩子後五十三天，因為產假只有五十六天，馬上要上班了，孩子病了，是冬天，因為屋裏實在太冷啦，得了肺炎。我才二十歲，沒弄過小孩啊，不懂啊，這晚上他一夜都沒鬧過，我還覺得他很乖呢；其實那一夜他已經沒勁兒再鬧啦。第二天我一看嘴青了，得去看病啊！可我沒錢，沒錢看病，又不好跟別人借，鄰居也不大敢和我們這樣的家打交道。我當時真覺得孩子沒救了，活不了了，急得沒轍，給我婆婆打電話。正好「最新指示」來了，全市都不上班，大遊行，那會兒不都那樣嗎，一遊行就排了大隊滿街里走，車都不通了。我婆婆接了電話後就來了，走了整整大半天，好幾個小時啊，就給耽誤了；她來之後才送到兒童醫院搶救過來。那會兒真是一毛錢也沒有啊。記得還是大肚子那會兒，我到他媽媽家去，來回也總是走的啊，那麼遠路，一走幾小時，可就沒錢，沒錢坐車啊，有了錢也捨不得花。
我丈夫關進去以後，先是在拘留所，我整天提心弔膽，生怕他性子直，再頂撞了誰，怕公判大會給他重判，給他發配到遠處去。他要就在市里坐牢，我不還能常見到他嗎？最起碼一個月不還能見一面嗎？能看看也是一種相互的安慰吧，當時想。就怕把他弄到什麼青海西藏的，那我可真受不了啦。那會兒啊，這些犯罪的我覺着就像演員一樣，一公判一個區就幾十個哪，每次都是，真像演員趕場哪，從這個體育場趕到那個電影院，再趕到什麼學校工廠的，來回的趕。開大會，押上來，念罪狀，再念判決。到一個地方來一次。公判也是為了嚇唬人啊，鎮壓他們，也嚇唬我們這樣膽小的，老實的。
丈夫：那會兒我們在監獄裏給人修理手銬，一筐一筐的；抓的人太多了，一拉百十人。言論這玩藝，最厲害，弄不好一句半句話說錯了，弄進去，像我這樣進去的太多了。她想讓我別惹事，我當然明白，事兒大了，就更對不起她了。我就和關在一塊兒的幾個犯人一道……這些人都熟了，能互相照顧照顧，也有一個小天地；因為都是這種問題關進來的，品行嘛的都不錯。後來我們都是朋友啦，到現在還常走動走動。
妻子：我們是六八年陽曆年結的婚，那年三月二日他走的。我們在一起一共才過了整整六十天。他服刑的十年，我完全是靠着蜜月的回憶，還有對他的信賴才苦熬過來的。這三千六百五十個日子，我真是一天一天數過來的。我二十歲，剛剛從學校走到社會，剛剛開始生活，就碰到這麼無情的命運，一夜之間丈夫變成現行反革命，我感情上真接受不了哇。軍代表那個姓×的，和我們革委會主任，就是那個女的，勾結起來，早就打好主意了，把我丈夫整了，讓我和他離婚，用盡了各種手段。現在想想，真不知當時怎麼就頂過來了。也許我這人還是比較倔強的，雖然表面上看不太出來。
我丈夫一走，連着抄了六次家，把我們剛結婚時別人送的禮物，被子啦，毛毯啦，還有衣服料子什麼的，全抄了；抄到後來，家裏只剩下光床板了，全光光的了，嘛也沒有了。他們還把抄去的東西辦什麼展覽會。抄家抄到後來幾次，我人都麻木了，就這些東西隨你們抄吧，都跟我無關了。我對他們也恨不起來，他們出身好，為保衛紅色政權連命也不要了。讓他們去表現吧，去革命吧。我覺得慶幸的只是丈夫給我留下了一個珍貴的禮物，就是我們後來的孩子小冬。我們孩子生出來時，奶奶說，他爹叫柱子，柱子底下要有石頭，就叫他石頭吧，叫石；正好搞專案的人姓石，他貼大字報，說給孩子取名為石，是記着專案那段事，記着姓石的人的仇，這個名字叫不了了。後來說叫東東，又不讓，說你是記着「東方紅××廠」，不行，還得改。我煩了，也犟起來。後來人說改就改吧，孩子的名字就是個記號，幹嘛讓他們沒完沒了呢？也省得他們找麻煩了。我就說叫冬冬吧，冬天生的，才行。那時候你幹什麼他們也找你麻煩。反正怎麼也不對，都能找到錯。我會理髮，會裁衣服，因為沒錢，全用手給孩子做衣服，跟我一塊幹活兒的同志就說讓我幫着做，做不好看不高興，做好了是奇裝異服，還批判我。我給理髮也是這樣，剪不好看說你不賣力氣，剪好了又批判我，「修」了。我用我丈夫原先的飯盒兒，上面有他名字的，都說我劃不清界限。那時家裏東西全抄走了，連暖壺都抄走了，又沒錢買新的，這些舊飯盒能扔了不用嗎？
生小冬那時候，連被褥都不給一條。我和剛出世的小生命就睡在光板鋪上。唯一的安慰就是把丈夫的信放在枕頭底下，讓他離我近點，也讓他享受一點得子的幸福。我相信，只要心誠，他會感受到的。
丈夫：我接到她的信，說下個月要臨產，不能來看我了，我那心裏真像翻了五味瓶啦，真說不出是嘛滋味。這消息對我太突然了，沒有一點精神準備，就要做爸爸了。可我給妻子和出世的孩子能帶來嘛呢，只有讓他一出來就是反革命小患子。這都是我的過錯呀，我太恨自己了，覺着太對不起他們娘倆兒了，我看她的信就像用血寫的，根本不知道家裏抄成那樣，親戚全不認人了；她父親半身不遂了，也不能怎麼幫她，一個月全靠她十七元學徒工的工資，那日子怎麼過的呢！你想，十七塊，好幾口兒，還外帶給我買點煙呀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