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當局刻意操作下，「六四事件」在世人腦海中已逐漸淡去。六四之後流亡海外的昔日學運領袖王超華說，若失去對六四的記憶，外界看到今天的中國，會認為中國人只關心錢。
六四事件爆發30年以來，有人堅持記住當年的學生民主運動和隨之而來的流血鎮壓，有人則「向前看」兼「向錢看」，主張發展經濟才是中國的硬道理。
六四30周年前夕，來台參加六四研討會的王超華接受中央社專訪時，娓娓道來必須記住六四的理由。
30年前，王超華正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攻讀碩士學位。89學運期間，她代表社科院研究生院參加北京高校（大學）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委會，擔任常委、副主席，組織並參加各類活動。六四鎮壓後，在官方所列的21個學運領袖通緝名單中，王超華名列第14。
王超華說，30年來，89民運向中國海外民主運動輸出大批流亡人士，並隨之出現很多新的民運組織和活動，但是在中共的強力控制下，海外民運對中國國內的影響已越來越脫節。
與此同時，海外民運組織這30年來也出現削弱和衰退的跡象，人數減少、活動規模也縮小。
王超華表示，由於大環境的因素，海外民運和中國國內成為「既相關又脫節」的狀況。在這種情形下，若論及海外民運對中國的影響，可說是「保持（六四）記憶」。
中共當局刻意操作下，「六四事件」在世人腦海中已逐漸淡去。六四之後流亡海外的昔日學運領袖王超華（圖）接受中央社專訪時說，若失去對六四的記憶，外界看到今天的中國，會認為中國人只關心錢。
中共軍隊當年對天安門進行清場後，王超華並未立即離開北京，而是躲藏了快8個月後，才利用當局在農曆春節解除戒嚴令之際，趁機逃到香港，一路上獲得陌生人的幫助和捐款，最後終於抵達美國。
無論是慷慨激昂參加學運呼籲民主，或驚心動魄躲避追緝流亡海外，66歲的王超華表示，與1989年學運有關的一切必須記住。
對她個人來說，若沒有許多捍衛民主理念的陌生者默默相助，在當年曾為學運領袖的背景下，她不可能在海外重新開始個人生活，因此，「堅持（記住六四）是一個必須的道義責任」。
更重要的是，王超華指出，對那些因六四而失去生命、還有不得不在政治高壓下抹煞自己記憶的傷亡者家屬來說，「有一個責任保存那些人的記憶」。
她強調：「如果不做這樣的事，外界的人到中國去轉一圈、看一看，會認為中國人只關心錢，但事實不是這樣的。」
王超華表示，現在回頭看一看1989年北京全城出動聲援學生運動的情況，「你就知道中國人有另外一面，只是這另外一面被現在當權的人給壓制下去了」。
在中共當局持續對六四記憶和對六四解釋加強控制的現實下，擁有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東亞系博士學位的王超華認為，記住六四的方法之一是發展出有深度的論述，「不管下一次可能發生的運動是否會重視我們的論述，我們都不應放棄這種努力」。
王超華並以「沒有痊癒的傷疤」來形容六四和中共政權的關係。這個傷疤因為當權者的壓制而一直無法痊癒，也因此無法公開紀念，當局只好在每年六四紀念日來臨時，用一些特別措施提醒人們「這是敏感時期」。
在王超華看來，中共當局沒有辦法處理六四的問題，導致六四事件變成一種遙遠、模糊但是仍然存在的記憶。對中共來說，五四運動也是這樣的記憶，「你只要稍微想一下，（五四）就會和學生上街連繫起來，學生是可以上街的，這個弄得中共很尷尬」。
她說：「六四也是，民眾是可以上街的，89年變成了一個不能提、可是實際上每個人在腦後很小的一個區域裏，會有一個點在那兒閃耀着。」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