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盛世才還先後辦了三件大事：一是以新疆各族人民支援抗戰的名義，將大批衣物和軍火運往延安；二是根據陳雲帶來的指示，儘快從新兵營中選拔一批優秀人才到新疆航空學校和獸醫學校學習專門技術；三是經八路軍辦事處第二任主任鄧發同意，從新兵營調黃火青擔任「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秘書長兼審判委員會委員長。
六、盛世才秘密加入蘇聯共產黨
為了進一步討好蘇聯，盛世才覺得有必要親自去蘇聯一趟。於是在1938年8、9月間，盛世才攜全家以妻子「看病」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
對於盛世才訪問蘇聯，國民政府並不知道。曾經長期在中國工作過的蘇聯外交官A.M.列多夫斯基根據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檔案和相關資料，對這次會談作了介紹。列多夫斯基說：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在克里姆林宮接見了盛世才。當他回答了斯大林提出的一系列問題（其中包括新疆的托派、軍隊、資源和民族問題等等）之後，還向對方提出了加入蘇聯共產黨的要求。下面是有關這方面的檔案資料：
會談記錄中指出，他（盛世才）對自己要求入黨的願望作出的解釋是，他了解馬恩列斯的學說之後，知道這是惟一必須信奉的學說，況且他根據經驗確信，世界上惟一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實踐中援助較弱小的和被壓迫的民族，所以他要求入黨的願望增強了。現在他得到了這樣幸運的機會，親自同世界無產階級的領袖斯大林同志交談，因此決定利用這個機會來表達自己的要求。如果斯大林同志認為可以接受他入黨，那他是很幸運的。
斯大林同志回答說，如果督辦非常堅持這個要求，那他不反對，但是伏羅希洛夫同志說，這會損害督辦的工作，因為蔣介石和楊大使（中國駐蘇大使）知道後都會很不滿的。
督辦回答說，這需要保守秘密，無論蔣還是楊都不知道此事。（[俄]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與中國》，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頁）
上世紀50年代，已經到了台灣的盛世才也談到當時的情況。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
我對斯大林說：「我是馬列主義的忠實信徒。一九三七年，我通過陳紹禹、康生和鄧發，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政治局的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陳紹禹、康生、鄧發、陳雲和任弼時等人對此一致同意了，但又說要與第三國際商量之後再作最後決定。」最後我說：「我希望能迅速受到黨的考驗和教育。所以，我也很渴望知道你們（引者按：指斯大林等人）關於我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決定。」斯大林立刻明確地回答說：「你現在就可以入黨。你回新疆之前，我會再次和你談這個問題。」（轉引自李嘉穀：《新疆軍閥盛世才秘密加入蘇聯共產黨》，《百年潮》2000年第8期）
接下來盛世才繼續寫道：「當我們正準備返回的時候，一位黨的官員帶着斯大林的指示來旅館拜訪我。根據這個指示，這位格魯吉亞獨裁者（引者按：指斯大林）個人的意見是給予我特殊的照顧，立即吸收我加入蘇聯共產黨。換句話說，即使我是中國人，也可以做俄國共產黨員！這位特使又要我簽署了服從莫斯科政治局的宣誓書，而在這之後我將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我猶疑不定的心情安靜下來之後就表示了同意。以後不久，第二位官員給我帶來了黨證，號碼是1859118和一本黨章。」（同上）
隨後，盛世才還與蘇聯簽訂了不平等的《新蘇租借條約》（亦稱《錫礦協定》）。條約簽訂後，蘇聯在新疆獲得了駐兵、採礦、徵用土地、出入境運輸、利用一切自然資源、裝設電話和無線電台等特權。為此，美國歷史學家艾倫·惠廷認為：這個「協定給予莫斯科在新疆享有非常廣泛的特權，以致使新疆成為一個既不受烏魯木齊控制也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國中之國」。（《斯大林、毛澤東與蔣介石》下冊，第657頁）
盛世才與蘇聯反目以後，曾經向蔣介石描述了這個條約的簽訂過程。他說：「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間，蘇聯派員秘密到新疆來，給我一個絕對秘密文件，系租借新疆錫礦條約，內容非常荒謬與不合理，完全帶有侵略性質。彼時職要求修改內容，以及縮短租借年限，蘇方來員答覆謂：你一個字都不能修改，你系聯共黨員，應該服從黨的命令，更應該為蘇聯的利益作鬥爭。」（同上，第657～658頁）
此外，在1941年1月，盛世才再次向蘇聯提出成立新疆蘇維埃共和國並加盟蘇聯的要求，但斯大林基於其戰略利益的考慮，還是沒有答應。
七、毛澤民執掌新疆財政大權
如前所述，抗日戰爭爆發前後，一大批中共領導人來到新疆工作，或者是經過新疆前往蘇聯「看病」，毛澤東的大弟弟毛澤民就是其中一個。
1938年2月，毛澤民偕第二任妻子錢希均（第一任妻子系小腳婦女王淑蘭）赴蘇聯「看病」，從延安路過迪化。盛世才要求他留在新疆，他經過中共中央批准，化名周彬留了下來。盛世才任命他為省財政廳副廳長，代行廳長職務。
同年4月，毛澤民寫信向中共中央匯報新疆的財政情況和改革新疆財政的設想之後，又提出兩個要求：一是請黨中央派一批能理財、懂會計的幹部來新疆工作，二是希望把陝甘邊區政府制定的關於財經方面的法令、文件寄過來，以備參考。為此，毛澤東在批示中說：「請陳雲同志替他辦，財政事情第一要緊，不但那裏好，將來也大有助於我們。」（《新民主主義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新疆鬥爭紀事》，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頁）隨後，中共中央從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和陝北公學選派一批黨員幹部，乘汽車來到迪化，其中有毛澤民的第三任妻子朱旦華。
朱旦華來到新疆以後，先在迪化女中擔任教導主任，後來又擔任反帝會女中分會指導，省政府政務委員會委員和省婦女協會秘書長等職務。反帝會的全稱為「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是盛世才成立的一個類似政黨的組織。它的會長是盛世才，歷任秘書長是俞秀松、黃火青、萬獻廷、王寶乾等共產黨人。
1938年9月底，新疆召開第三次全省代表大會，期間毛澤民由財政廳副廳長改任代理廳長。
毛澤民掌握新疆的財政大權以後，認為新疆幣制不統一給流通帶來很大不便，於是他進行了幣制改革。為了貫徹新的稅制政策，毛澤民在全省財經系統和各地稅務部門安排了大批共產黨員擔任重要職務。
1940年2月，毛澤民從蘇聯「看病」回來以後，他的妻子錢希均已經離開新疆返回延安。錢希均後來回憶：「當時，我很想不通，蘇聯派來許多飛機，運來大量的物資支援中國的抗日，我們不去抗日前線，卻在這裏與軍閥搞統戰。」於是在1939年冬黨組織同意她返回延安，並批准了她的離婚要求。（參見《革命與愛：毛澤東與毛澤民的兄弟關係》，中國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
1940年5月，毛澤民經鄧發介紹與朱旦華結婚。第二年他們的兒子出生，毛澤民為了紀念這個出生地，為他取名毛遠新。
八、杜重遠「四渡天山」
就在盛世才訪問蘇聯的時候，斯大林發動的「肅反」運動已經進入高潮。當時，所謂第三次「莫斯科審判」剛剛結束。這次審訊的對象是以布哈林、李可夫為首的23人，罪名是「右派和托派反蘇聯盟」。審訊結束後，布哈林和李可夫等20人被秘密判處死刑。隨後，被稱為「殺人魔王」的葉若夫，也因為其助手貝利亞的告發被處死。與此同時，就連斯大林、加里寧、莫洛托夫等人的家屬和親戚，也紛紛被逮捕或處決。
從蘇聯「取經」回來以後，盛世才以斯大林為榜樣，開始了大清洗運動。時任新疆學院院長的杜重遠就成了第一個清洗對象。
杜重遠原名杜乾學，1897年4月27日出生於吉林省懷德縣，1917年東渡日本攻讀陶瓷製造專業。1923年畢業回國後投身於實業救國的同時，曾發動抗日示威抵制日貨運動。「九一八」事變後，他化裝逃往關內，在上海與周恩來取得聯繫，並買下位於淮海中路的一幢花園洋房。從此，這裏就成為中共特工密使、上海救亡人士以及政府高官要員來往活動的場所。1933年，鄒韜奮、胡愈之主持的《生活》周刊被查封後，杜重遠於第二年創辦《新生》周刊，其寓意和目的顯而易見。
1935年5月，《新生》刊登《閒話皇帝》一文。該文因涉及日本天皇而受到日方非難後被上海當局查封，杜重遠也因此鋃鐺入獄。1936年春，杜重遠「因病」獲准在上海虹橋療養院就醫，張學良曾化裝赴上海探望。藉此機會，他向張學良提出與中共以及楊虎城、盛世才實現西北大聯合的建議。不久杜重遠提前出獄，赴西安與張學良共商大計，並參與策劃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杜重遠在太原與周恩來再次會晤並達成共識。他們認為，抗戰的勝利取決於中蘇聯合，而新疆既是中蘇聯合的交通要道，又是抗日戰爭的重要根據地。因杜重遠與盛世才有同鄉、同學之誼，周恩來建議他去新疆工作。
1937年10月13日，杜重遠「一渡天山」來到迪化，受到盛世才的熱烈歡迎和熱情款待。盛希望他能夠留下，但杜沒有答應。杜重遠返回 大陸後，在鄒韜奮主持的《抗戰三日刊》連續發表《到新疆去》的通訊。後來，他把這些通訊匯集為《盛世才與新新疆》一書，由生活出版社正式出版。該書面世後，在社會上反響很大，許多年輕人因此對新疆產生了濃厚興趣，紛紛要求到新疆去。
1938年6月杜重遠「二渡天山」赴新疆考察，但他因為當選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要參加即將召開的大會，於7月初匆匆離開迪化。不久上海淪陷，杜重遠把家遷到香港，與上海《立報》總編輯薩空了一同來到武漢，在胡愈之的住處見到周恩來和葉劍英。周恩來再次鼓勵他們前往新疆，於是杜重遠於10月初乘飛機「三渡天山」抵達迪化。
隨後，盛世才委任杜重遠擔任新疆學院院長，薩空了擔任《新疆日報》社副社長。為了安心工作，二人返回關內迎接家眷。1939年1月，杜重遠辭去國民參政員、國民政府監察委員的職務，謝絕了美國友人勸他去美國辦實業的邀請，帶領全家「四渡天山」來到迪化。
第二年2月，茅盾和張仲實（馬列著作翻譯家）應杜重遠邀請來到新疆，分別擔任新疆學院教育系和政治教育系主任。隨後，茅盾又擔任新疆文化協會委員長兼藝術部部長，於是他又把王為一、徐韜、趙丹、葉露茜等人請到新疆，成立了新疆實驗話劇團，並排演了著名的話劇《戰鬥》。趙丹來新疆之前，曾向茅盾打聽情況，但因為盛世才嚴格檢查出入新疆的書信，所以茅盾不敢以實情相告。趙丹到達新疆以後，才知道這裏的情況和他想像的大不一樣，這讓他追悔莫及。
1939年9月，周恩來路過新疆去莫斯科治病時，盛世才設宴招待，茅盾也應邀出席宴會。當時茅盾想送孩子去蘇聯留學，便悄悄托鄧穎超給瞿秋白的第二任妻子楊之華捎信。後來楊之華回話說：只有中共領導人的子女，蘇聯才接納上學，你的兩個孩子不符合這個條件。
九、新疆開始大清洗運動
1939年下半年，杜重遠發現盛世才對他不懷好意，便以生病為由提出辭呈，盛世才立刻同意並把他軟禁起來。1940年2月，薩空了因調解盛世才和杜重遠的矛盾無效，怕自身難保，便找藉口離開新疆。為了營救杜重遠，他在臨行前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並把這封信留給毛澤民，請他等周恩來回國時轉交。據說周恩來回國路過新疆時，曾與盛世才交涉，要杜重遠與他同機返回關內，盛推託說：「等下次飛機送他返回關內。」同年5月，茅盾和張仲實看到形勢不妙，也以母親病重為由，請假返回 大陸。在此期間，盛世才又炮製「阿山案」、「回案」、「崔榮昌案」、「六星社案」等一系列案件。
1940年6月22日，中共駐新疆辦事處主任陳潭秋向延安匯報工作時寫道：「新疆政治危機日漸嚴重，督辦在民族問題上，將蒙、哈、柯族代表全部扣留，並將其中一部分逮捕。不久前，又逮捕哈族領袖沙里福汗。今年二月間，阿山哈族因拒絕而發生暴動，盛世才派軍隊和飛機去鎮壓，屠殺了數百人。逮捕了維族三領袖。弄得社會不安，人人自危。」此外，盛世才還多次發佈公告，「號召公務員及民眾互相監督和檢舉敵控奸細，托匪……並允許直接向他告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新疆鬥爭紀事》，第52頁）
1940年9月，盛世才曾派毛澤民審理杜重遠案。杜在法庭上慷慨陳詞：「我決非托派，硬說我是托派，此系最大痛苦者也，比受酷刑還苦。」第二年5月，盛世才以「漢奸」、「托派」和「陰謀暴動」等罪名將杜重遠正式逮捕，受其牽連，趙丹、王為一、徐韜以及包括財政廳長、邊務處長、新疆一大批高級官員紛紛被捕，總數在1200人左右。
1941年冬，盛世才密電蘇聯當局，說新疆日報社社長王寶乾是「陳培生陰謀案」的幕後策劃者，其目的是推翻新疆的現政府。他要求立即逮捕王寶乾，或將其調回蘇聯處置。1942年3月，盛世才的四弟、曾任新疆督辦公署衛隊團團長和機械化旅旅長的盛世騏在家裏中彈身亡，盛世才認為是盛世騏的妻子陳秀英和蘇聯軍事顧問合謀殺害了他的四弟，並因此發動政變。於是他將陳秀英投入監獄，嚴刑拷打，逼她承認自己的罪行。事後，盛世才寫信向斯大林繪聲繪色地匯報了這一案件。當然，也有人說是盛世才殺害了他的四弟，原因是盛世琪與他和政見略有不同。
十、盛世才離開新疆
事情發生以後，陳潭秋向延安和莫斯科匯報說：「盛世騏成為盛世才反蘇反共陰謀的犧牲者。」蘇聯當局得知此事後，認為這是盛世才為了投靠蔣介石所做的準備。為此，斯大林派外交部副部長德卡諾佐夫攜帶莫洛托夫的信來到迪化，試圖阻止盛世才繼續行動。兩人見面後，德卡諾佐夫對盛世才說：「你是聯共黨員，要永遠信仰馬克思主義，不能動搖。」但是盛世才對他說：「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了。……作為三民主義的忠實擁護者，我要在新疆建立民主統治。」盛世才的轉變，可能與當時的國內外形勢以及蔣介石的威望在抗日戰爭中不斷提升有關。
1942年7月，蔣介石派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行政院秘書長兼經濟部長翁文灝、空軍總指揮毛邦初等人乘飛機抵達迪化。經過談判，盛世才答應中央政府的下列要求：1.嚴防蘇聯在新疆各地發動騷亂事件；2.由 大陸抽調軍隊來新疆加強防務；3.在新疆成立國民黨黨部；4.中共人員一律停止在各機關工作，並集中起來聽候發落；5.中央政府派人接收新疆航空委員會；6.由外交部派人接管新疆外交辦事處。
一個月以後，宋美齡飛抵新疆，代表蔣介石任命盛世才為新疆邊防督辦，同時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國民黨新疆省黨部主任委員、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等職務。1942年10月，盛世才向蘇聯當局遞交一份備忘錄，要求蘇聯政府在三個月內必須撤走包括軍事人員在內的所有非外交人員。隨後，盛世才將中共在新疆的人員集中起來，由陳潭秋領導進行整風學習。不久，任弼時指示陳潭秋說，莫斯科同意把他們轉送蘇聯，但是陳潭秋認為：「我們過境大成問題，我們將處於東歸不得，西去不能的危險境地。」
1943年年初，盛世才將軟禁的陳潭秋、毛澤民等人投入監獄。隨後，重慶派內政部次長王德溥率人專程來到迪化，以「特派新疆審判團」的名義對他們進行審判。6月5日，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以「危害民國罪」被判處死刑。9月27日，這三個人和陳秀英等人被秘密處決，並呈報重慶驗證。這一年，羅家倫以新疆監察使和西北考察團團長的名義來到新疆。當時蘇聯的紅八團還沒有撤離，因此他不無憂慮地說：「時新疆反側初定，然俄軍第八團及空軍飛機一大隊仍駐哈密，扼甘、新間交通之咽喉，隨時可以釀成變亂。」後來，在中國政府的強烈要求下，這支軍隊才離開新疆。
1944年8月，國民政府明令撤銷新疆邊防督辦公署，任命吳忠信為新疆省政府主席，調盛世才回重慶，擔任農林部部長。至此，盛世才結束了他對新疆的十餘年統治。
《炎黃春秋》201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