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文革是整個文革的縮影；就單位說，清華文革是文化大革命最具典型意義的代表。
一位清華文革的親歷者，當時三年級學生鄭易生說：「與中央的政治鬥爭直接相連互動無疑是清華大學文革歷史引人注目的原因。」（孫怒濤《良知的拷問——一個清華文革頭頭的心路歷程》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3年版第256頁；以下凡引該書只注頁數）又一位清華文革的親歷者、當時一年級學生唐偉說：自王光美當了清華工作組的顧問，「從此清華文革就和中南海內兩個司令部的鬥爭結下了剪不斷、理還亂的緣分。」（295—296頁）這話都很精闢，非常深刻和到位。
因此，研究清華文革，不僅對清華來說重要，而且具有全局性的意義，即是研究整個文化大革命不可或缺的環節。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而直接的目標就是打倒劉少奇。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號人物和第二號人物的鬥爭，一個是中國共產黨中央主席，一個是中國共產黨中央位列第一的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這兩個主席（從1959年開始，國慶時兩個人的標準像並列在《人民日報》的頭版）的鬥爭，是中國共產黨頂級的鬥爭（按照傳統習慣的說法：頂級的路線鬥爭）。
毛澤東和劉少奇鬥爭的重要戰場之一就在清華。對清華文革，毛澤東和劉少奇都積極主動介入了，其表現也都非常突出和充分。因此，研究清華文革，不談毛澤東、劉少奇的鬥爭即「中南海內兩個司令部的鬥爭」，亦即「中央的政治鬥爭」，就忽略了事物的根本，就不能透底和徹底。無數事實證明，整整十年清華文革，從1966年文革開始，到1976年文革結束，清華所進行的所有大的鬥爭，基本上是「中南海兩個司令部鬥爭」即「中央政治鬥爭」的反映——這是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從中央到地方沒有任何一個單位可以與之相比的。我不揣冒昧擬從這個角度談談對清華文革的看法。首先談劉少奇和清華文革。
劉少奇和清華文革
劉少奇是怎樣積極主動介入清華文革的？
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文化大革命應該從1965年冬即11月10日姚文元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開始。而大家普遍認為，即人們的共識，文革從1966年5月16日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共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開始。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正是劉少奇主持的。當時，劉少奇的行動似乎表明他並沒有完全意識到和想到《五一六通知》提出的「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就是指他。劉少奇對文化大革命，他要履行作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負責人的責任，其態度是非常積極的。
毛澤東所以說文化大革命從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開始，因為這是他點燃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全國各地報紙陸續紛紛轉載，迅速在全國掀起了一輪大批判的浪潮。在北京由批判吳晗擴大到批判鄧拓、吳晗和廖沫沙三人既合作又各自寫的雜文「三家村札記」。全國各地積極仿效，到處批「三家村」、「四家店」。神州大地，煙霧瀰漫，火藥味很濃。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前一天，即5月25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貼出得到康生妻子曹軼歐支持的《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說北大黨委根據北京市委的「黑指示」，在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在全國掀起聲討「三家村」的鬥爭高潮之後，「按兵不動，冷冷清清，死氣沉沉」，壓制廣大師生的強烈革命要求，企圖把革命的群眾運動納入「修正主義軌道」。大字報貼出後遭到大多數師生的反對，也引起了中央的注意。周恩來派人嚴厲批評聶元梓違反了中央規定的原則，搞亂了中央的部署。而正在南方「踏芳枝」的毛澤東看到康生報送的刊有這張大字報的《紅旗》雜誌、《光明日報》總編室1966年5月27日印發的《文化革命簡報》，興奮異常，於6月1日在簡報上批示（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第五卷第589頁；以下引用該書，只注書名、卷數和頁數）：
康生、伯達同志：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請酌辦。
當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廣播這張大字報。第二天，《人民日報》又在頭版發表這張大字報，並配發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一時全國震驚，舉世矚目。這張大字報像一個火球投入乾柴，引起鋪天蓋地的燎原大火，燒向中國各地一個又一個「反動堡壘」！6月10日毛澤東在杭州跟各大區負責人說：「北大一張大字報，把文化大革命的火點燃起來了！」8月4日康生在北大全校萬人大會上講：「偉大、英明的領袖接到大字報（指聶元梓的大字報），立即採取行動，一日下午四時通知我，要馬上廣播。我看到聶元梓同志解放了，我也得到解放了。」周恩來在接見紅衛兵時也說：毛主席批發一張大字報，「把全國全發動起來了」。自不待言，北京大學的近鄰清華大學聽到這「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也風生水起，波滾浪翻……
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地起來了！怎麼辦？作為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不能不應對，不能不立即應對。他想到的辦法就是共產黨的傳統做法：派工作組。5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派出以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承先為組長的北京大學工作組，該工作組於6月1日進駐北京大學。6月3日，在劉少奇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同意北京市向各大中學派出工作組。（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5頁）6月8日（有說6月9日）起，一個528人的龐大工作組陸續進入擁有兩萬多人的清華大學。6月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到杭州向毛澤東匯報文化大革命情況時，毛澤東對派工作組已表示懷疑，說：「派工作組太快了並不好，沒有準備。不好讓它亂一下、混戰一場、情況清楚了才派？」當劉少奇等請毛澤東回京主持工作時，毛澤東要劉少奇等相機處理運動中的問題。6月10日，毛澤東把各大區負責人找到杭州談話，說：「關於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亂。放手發動群眾，要大搞，這樣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來。不一定派工作組，右派搗亂也不可怕。」（參見《周恩來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885頁、《毛澤東傳1949—1976》第1422、1417頁）——看來毛澤東在文革中是不主張派工作組的；但他也沒說把已派的工作組撤出來。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派不派工作組問題上，劉少奇和毛澤東是有不同主張和意見的。
毛澤東讓劉少奇所謂「相機處理」，通俗地說，你看着辦吧！這不是什麼真正交心的話，而是深含玄機：看你（劉少奇）到底怎麼辦？我這裏正等着呢！——對大政治家的話，實在不可以常人之思度之。
自從延安整風以來，在黨內毛澤東的意志違拗不得。而在文革工作組問題上，毛澤東的意見也表述得夠明白了。不知為什麼長期作為接班人的劉少奇沒有認真聽取毛澤東的意見，相反，固執己見，自行其是。雖然鄧小平、陶鑄等都支持他，其做派和行為，也實在令人難解。
工作組的使命就是到所在單位領導文革。6月8日陸續進入清華大學的工作組，很快接管了清華大學黨委及各級黨組織的大權。宣佈從蔣南翔起一大批黨政幹部是「黑幫」，對他們進行批判、鬥爭。
清華大學工作組不可小覷，那是龐然大物！它不僅人多，其成員更非尋常。組長是國家經委副主任葉林，副組長是冶金部副部長周赤萍和林業部副部長楊天放，一個正部級幹部，兩個副部級幹部，尤其有國家第一夫人王光美作為顧問，率領500多人，其聲勢和氣魄，蔚為壯觀。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王光美擔任這個工作組的顧問——這是什麼意思？眾所周知，1964年，王光美在「四清運動」中「創造」了一個「桃園經驗」供全國學習，這回是不是劉少奇要王光美在文化大革命中「再創造」一個「清華經驗」供全國學習呢？
劉少奇為什麼選定清華工作組讓王光美當顧問？其中原因，我認為大概是：北大，毛澤東已做過批示，顯然他不會再選北大工作組，因為那是附和毛澤東。在當下他不願那樣做。他要獨立創造經驗。清華和北大齊名，——還有一個因素，就是他女兒在清華讀書，因而清華工作組成為劉少奇所選擇的讓王光美當顧問的最理想目標。
王光美在清華大學直言不諱地講：「我代表少奇同志……」。（129頁）可以說，王光美是劉少奇在清華的眼線，也是清華工作組幕後的實際操縱者，而清華工作組的人從組長到組員也都惟王光美之命是從。
清華工作組，在清華四五十天的時間裏所做的主要事情就是打擊蒯大富，批判所謂「蒯派」。
蒯大富，當時是三年級學生，21歲，入黨積極分子，還上過《人民畫報》。他熱衷於政治，關心國家大事，文革開始，積極投入文化大革命。工作組進校不久，他就對工作組有意見。6月16日，即工作組進校第9天，就寫了《工作組往哪裏去？》的大字報，認為「工作組犯了嚴重錯誤」，而在6月21日他又在別人的大字報上寫了這樣一段批語：「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奪權鬥爭，從前權在黨委手裏，我們和他們鬥，把它奪過來了。現在，權在工作組手裏，那我們每一個革命左派都應該考慮，這個權是否代表我們，代表我們則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
這對清華工作組以及王光美無疑是一個嚴重挑戰，「是可忍，孰不可忍？」蒯大富自然而然地成為王光美以及整個工作組的「眼中釘」、「肉中刺」和「心腹大患」，於是從「批蔣（南翔）」、「鬥黑幫」轉而採取1957年「反右派」的策略，傾全校之力對付蒯大富，「反蔣必先反蒯」——「反蒯」成為清華工作組的主要目標和任務。工作組把蒯大富定性為向工作組奪權的反革命分子。事實表明，在這場鬥爭中王光美和劉少奇起了主要的和決定性的作用。
6月24日晚，賀鵬飛（賀龍元帥的兒子）等人受工作組指使，組織一批人和蒯大富辯論，實際上是批判。在辯論過程中，劉少奇之女，當時清華學生劉濤，曾給她繼母王光美打電話，然後跑到台上說：「我媽媽說了，工作組是正確的。」（273頁）
毋庸諱言，王光美（以及劉濤）肯定每天都會向劉少奇匯報清華的情況。1966年7月3日，劉少奇在聽取了王光美和劉濤關於蒯大富情況的匯報後指示：「『要把蒯大富當活靶子打』，『要把蒯大富一派搞成少數，批判了他們才能鞏固工作組的地位，資產階級不給我們民主，我們也不給他們民主。』」（389頁注2）
王光美也向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談過蒯大富的問題和情況。陳伯達的秘書王文耀說：1966年6月底7月初的一天，我跟陳伯達去清華大學看大字報。他不願意張揚，在清華大學的大門外就下車了，步行進去。看大字報，一直看了好長時間。別人都不認識他，後來被派駐清華的工作組的成員發現了，就問我們工作人員說：「他是陳伯達同志嗎？」我們說是。過了一段時間這個工作組人員又來了，說：「伯達同志，光美同志請你，她出來不方便，所以讓我來請你到休息室坐坐。」陳說：「不用，不用，我就是過來隨便看看。」後來又來了一個人請他，就去了。去了以後，在會議室坐了沒幾個人，穆欣在我旁邊坐着，他那邊是王光美，還有請我們進來的那個人。王光美開始時對我有點懷疑，以為我是學生混進來的。她小聲問穆欣，穆欣笑着說，他是王秘書。這個時候王光美才開始放開說話。她主要講蒯大富，怎麼「反革命」，怎麼厲害。陳問，這個人是個什麼人？——給蒯大富寫的大字報很多呀。王光美說：哎呀，這個人，反革命氣焰相當高！我們就組織一些人和他辯論，他很厲害，在台上我們幾個人輪流上去和他辯論都辯不過他，毛主席著作和馬列的書他知道的可多了，都是一段一段地引用。我們覺得他這個反革命一定是外面有人支持他，要不開會他怎麼能一次一次和我們辯論呢？夜裏我們派人守着他，清華大學四周的圍牆我們都看住，看是不是有人翻牆過來，後來沒有發現翻牆過來的。我們又懷疑他家裏可能有問題，我們就派人到他家鄉去調查，結果發現他家不是地主，是中農（按：實是貧農——筆者）。王光美說這些話，是我印象最深的。陳伯達始終沒有表態。因為我自己還是第一次遇到「蒯」這個姓，印象也特別深。後來，王光美坐伏爾加到釣魚台15樓找過陳伯達兩次。來的時候她都沒上樓，就在一樓會議室，他們兩個人談，不知道談了什麼。（參見王保春、王文耀《我們所知道的陳伯達與江青》，《炎黃春秋》2013年第8期第37—38頁）王文耀說不知道王光美和陳伯達談了什麼，我分析恐怕主要也是談蒯大富「反革命」的問題。
從王光美向陳伯達談的這些情況看，清華工作組對他們所認定的「反革命分子」蒯大富是採取了嚴厲措施的，不僅和他辯論（實即批判），而且把他關押起來——蒯大富還採取絕食抗爭。清華工作組不止對蒯大富這樣，還把和蒯大富具有相同觀點的人以及和蒯大富有這樣或那樣關係和聯繫的人，打成「蒯派」，進行批判和鬥爭。從6月24日工作組組織人和蒯大富辯論以來，進行了近40天的反蒯鬥爭，把700多名師生，打成「右派」和「反革命」，還整死了一個人，另有數名受迫害者自殺未遂，清華園內人人自危，一片白色恐怖。（277頁）十分清楚，這是一場和1957年清華「反右派」鬥爭難分伯仲的政治運動。
討論到此，人們不禁要問，劉少奇是不是僅僅在清華把文化大革命搞成一場新的「反右派」運動呢？不，絕不僅僅是這樣。而這就是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採取的基本的和普遍的方針和政策。我們放眼看看，劉少奇在其他單位以及整個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做法。
舉個北京師大一附中的例子。當時劉少奇的一個女兒是該校高一學生，她可以經常向劉少奇匯報情況，而劉少奇也根據女兒的匯報，做出指示，並由他女兒向該校傳達。6月9日，第一批工作組進校。這期間「揪出」了校長兼黨總支書記劉超。6月17日以勾德元為首的新工作組進校，這個新的工作組和劉少奇保持着直接聯繫。新工作組進校不到十小時，就在全校師生大會上宣佈：「我們已經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團『三家村』的全部資料，師大一附中，四類學校，黨支部是黑黨支部！」兩天後，劉少奇親自向工作組下達命令，定校長兼黨總支記劉超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並說：「敵人佔百分之五是指全國，具體到你們學校和黨支部，那就不行了！」於是，該校將近百分之九十的幹部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幫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鬥爭、被圍攻。這些幹部、教師被剝奪了參加運動的權利，甚至被迫進行非法的長期的「勞改」，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組製造了師生之間的對立，以及老師和老師、學生和學生之間互相鬥爭，甚至互相殘殺。
工作組的做法引起了一些師生的不滿。6月20日，該校學生陳永康、何方方（均為中共預備黨員）起來造反，貼出題為《揪出鑽進我們肝臟的牛鬼蛇神！》的大字報，指出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認為工作組「盜用黨的名義，利用職權，進行一系列反黨反社會主義勾當」，他們「用對待敵人的態度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和革命群眾」、「千方百計地製造糾紛，煽動、挑撥、好象（像）對待敵人一樣『審訊』『鬥爭』革命同志」。大字報貼出的當天，劉少奇接見該校工作組組長勾德元等人，說：「寫大字報的人就是打着『紅旗』反紅旗」，「現在人家向你們進攻，人家向你們採取攻勢了，這好嘛。敵人出來了，這個蛇出洞了，你消滅他就容易了。」（關於北京師大一附中的材料，參見肖喜東《1966年的五十天：記憶與遺忘的政治》，《華夏文摘·增刊》第273期，引用時改動了個別敘述文字；又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4——1025頁）
劉少奇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精神，不僅在北京貫徹執行，也在全國各系統和各地貫徹執行。劉少奇不斷以中央名義批轉文件，指導全國的文革運動。
1966年6月13日，劉少奇在《批轉中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和《批轉西北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和部署〉》時指出：「當牛鬼蛇神開始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於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着頭皮頂住，領導要善於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對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高中應屆畢業生「經過市委批准，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
1966年6月20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批轉〈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9號）〉》中的批語全文為：「現將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9號）發給你們。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
除此以外，劉少奇在6月和7月還以中央名義批發或批轉了一系列文件。如《中央批轉華東局〈關於文化大革命情況的報告〉》（1966年7月6日）；《中央批轉北京市委〈關於當前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幾個問題的報告〉》（1966年7月6日）；《中央批轉華北局『關於華北地區城鄉文化大革命和四清運動部署意見的報告』》（1966年7月8日）；《中共中央同意〈華東局對山東省委關於各類學校開展文化革命運動若干問題的意見〉》（1966年7月11日）；《中央批轉東北局〈關於東北地區文化大革命運動情況的報告〉》（1966年7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轉河南省委〈關於鄭州大學黨委書記王培育鎮壓學生革命運動的經過和處理情況的報告〉》（1966年7月21日）。
總起來說，清華文革就是劉少奇指導文化大革命方針政策最直接的「試驗場」、「演練場」。清華工作組在王光美的「顧問」下也確實迅速地「創造」了在文革中「反右派」即「反蒯」的經驗。因而，劉少奇的命運也就看毛澤東對他這套做法是持何態度了。
毛澤東和清華文革（上）
我們再來看看毛澤東怎樣積極介入清華文革。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其直接目標就是要打倒劉少奇——這已經成為中國絕大多數人的共識。這是我們討論毛澤東怎樣積極介入清華文革的出發點和立足點。應該清楚和明白，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矛盾並非始於文革。「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們不必追述太遠，就從「大躍進」失敗後的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說起吧。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關於三年經濟困難的原因，借湖南農民之口，提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還說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對這些聽起來頗有刺激性的話，毛澤東不會愉快。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說：我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指出，「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在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第45頁）
1964年夏，劉少奇攜夫人王光美到許多省、市巡迴演講「桃園經驗」，陪夫人做報告，這在中共黨內還絕無僅有。毛澤東說：王光美在河北桃園大隊實際上是少奇同志親自指揮。（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357頁）8月初，劉少奇在一次北京幹部大會上講話，其中講到「現在，調查農村情況、工廠情況，用那個開調查會的方法（毛澤東在《農村調查》中間講了開調查會），找人談話，已經不行了。」江青聽了這個報告很不滿意，哭着到毛澤東那裏告狀，說「赫魯曉夫是在斯大林死了以後作報告反對斯大林，你還健在，人家就這樣做了。」這是江青親口跟我說的（時任江青秘書），她沒告訴我毛澤東的反應；毛澤東肯定不會滿意，他一定會把這件事牢牢地記在心裏。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召開的關於「四清」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劉分歧公開化。劉少奇說：「四清」中主要矛盾就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毛澤東不贊成。他說，要搞那個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劉少奇說：恐怕不能太絕對了。現在是黨內外矛盾，敵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矛盾，各種矛盾交叉。毛澤東說：首先抓敵我矛盾性質的問題，重點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965年1月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通過的《二十三條》，肯定了毛澤東的意見，認定：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366—1384頁）
1970年美國記者斯諾問毛澤東：你什麼時候下決心把劉從政治上搞掉？毛說：1965年1月，《二十三條》第一條就是說「四清」的目標就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參見《毛主席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談話紀要》，王年一主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第497頁）——一年多以後，即在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真地成了中國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1966年6月10日，毛澤東和越南領導人胡志明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毛澤東說：「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為我們中國說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這關難過，閻王爺不請我自己去。」又說：「我們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418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第592頁）剛剛通過的作為文化大革命發動標誌的《五一六通知》已經把劉少奇比喻成「現在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這裏則進一步直白地把劉少奇說成伯恩斯坦、考茨基，或赫魯曉夫了。由此足見，長期作為接班人的劉少奇之被取代、被打倒，——必然和必須之被取代、被打倒，已經只剩下一層沒有被捅破的窗戶紙了。
現在我們回頭來談，毛澤東如何看待劉少奇積極介入清華文革的態度與做法，亦即他們在清華文革問題上的鬥爭。
劉少奇在清華文革問題上做的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他在文革一開始，就向清華派了一個龐大的工作組，並讓他的夫人王光美任該工作組的顧問，以便於他直接領導和指導清華工作組的工作，即直接領導和指導清華的文革運動。清華工作組在清華究竟幹了些什麼？從前面敘述中清楚地看出，他們在四五十天的時間內搞了一場簡直比1957年清華「反右派」還嚴重的（換句話說，也是不分伯仲的）「反右派」運動。這，劉少奇負有直接和主要的責任。
欲擒故縱。劉少奇的「把柄」被毛澤東抓住了！清華工作組在清華批判蒯大富搞「反蒯」鬥爭，毛澤東雖然在外地，也是一清二楚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6月底7月初到清華所看到的無數批判蒯大富的大字報以及王光美向他反映的蒯大富的種種「反革命」情況，他能不立即向毛澤東匯報？還有《紅旗》雜誌和《光明日報》的《文化革命簡報》、文匯報的《情況反映》等等渠道。毛澤東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他要打倒劉少奇，因而對劉少奇一舉一動，都不會放過。
毛澤東1966年7月18日從外地回到北京。劉少奇立即前去匯報，毛拒而不見。毛很快就派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到清華看望蒯大富。王力文革後回憶說：他們去時，「蒯大富被隔離在宿舍，我們聽取了他的申述，對他說：他的信收到了，不要着急，很快會恢復自由……表示支持他的革命行動。我們沒說要釋放他，可是我們一走，他就恢復自由了。」（參見《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611頁）
這裏，插一下毛澤東對北大「六一八事件」的看法。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和劉少奇根本不同：劉認為是反革命事件，毛認為是革命事件。王力回憶說：「北大六一八簡報是劉少奇批的，康生、陳伯達都畫了圈。簡報說對『反革命事件』要鎮壓，少奇同志批了要全國仿行。……六一八事件經過，大體是：六月十八日上午九點到十一點，北大工作組正在開會，群眾離開工作組，揪鬥了四十多名校領導人和教授，有些粗暴行動。工作組制止了他們，指出避開工作組亂鬥的作法，有害於革命，已經被壞人利用。工作組認為這是反革命事件。……毛主席只知道北大工作組把群眾說成反革命不對，毛主席認為是革命事件。……他當時還不知道有少奇同志批語。直到七月下旬，毛主席回北京，十一中全會開會以前，康生發現全國都發生工作組與群眾的衝突，他認為來源於少奇同志批語。可是他查了檔案，看到簡報上也有自己的大名，自己也劃了圈。他在文革小組裏說：『到處發生這個問題，和中央批語有關。我把批件揣在口袋裏，幾次想告訴毛主席，到現在沒有拿出來。』張春橋一聽，馬上把文件要過來，並馬上送給毛主席，毛主席看了大怒，說怪不得到處鎮壓群眾，現在才明白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因此才有了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毛主席當時不但罵劉少奇，還罵了康生。因為張春橋告了康生的狀，說康生把簡報揣在懷裏很久沒有拿出來。毛主席說，要康生這種人什麼用處？……」王力對這件事發表議論說：「總之，六一八事件的重要性就在這裏，毛主席的大字報和換接班人的決心來源於此。其他學校發生的類似事件並不重要。」（參見《王力反思錄》第607—609頁）——王力對「六一八事件」的敘述非常重要，但他的議論並不完全正確，這點只要看看毛澤東對清華工作組「反蒯」鬥爭的看法和處理就清楚了。
7月19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有關問題。陳伯達在會上提出要撤銷工作組，劉少奇、鄧小平等多數人反對。會後，請示毛澤東，毛澤東決定撤銷工作組。（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第600頁）
7月24、25日兩天，毛澤東連續找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和各中央局書記談話，說：「不要搞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搞革命」，工作組「阻礙群眾運動」。「我們提出撤銷工作組，代表廣大群眾的意見」。2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422—1424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第601—603頁）不消說，清華工作組也在「撤銷」之列。
7月29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有萬人參加的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宣佈撤銷所有的工作組。據參加這次大會的陳小魯後來回憶說：「那天，毛主席本來沒有出席大會。在劉少奇講話中間，毛主席突然從後台走出來了。他走過劉少奇身邊時，劉轉身想跟他打招呼，毛主席根本沒理他，可以說看都沒有看劉一眼，就過去了。」（陳小魯《陳毅之子痛說「革命家史」》）蒯大富也被通知（這是最高指示！）參加這次大會。——從「反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蒯大富參加這個會，興奮無比，歡呼雀躍，回清華後，就神速地貼出大字報，宣佈：「我見到了毛主席！」——這在清華是一個驚天動地的霹靂消息。
在毛澤東和清華文革問題上，特別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是毛澤東委託周恩來過問清華文革。這是毛澤東非常高超、無與倫比的一招！其作用重大，寓意深刻。
毛澤東為什麼委託周恩來過問清華文革？周恩來作為國務院總理，日理萬機，是全國最忙的人。毛澤東之所以委託周恩來過問清華文革，一定是他發現了清華文革的問題——大問題，亦即劉少奇的大問題。委託其他任何人都壓不住陣腳。而周恩來也是最忠於毛澤東的人之一。清華文革的親歷者、當時動農系六年級學生楊繼繩，在1966年7月30日參加周恩來召集的座談會時，問周：「對毛主席的話要不要一分為二？」周立即回答：「那可不能一分為二！他的講話已經經過一分為二提煉的。」（5—6頁）周恩來還說過：「衡量真理的標準，就是毛澤東思想。」（周總理1966年10月3日接見參加國慶觀禮的全國紅衛兵代表時的講話）這兩句話清楚明白地表明周恩來對毛澤東的態度。正如清華文革的親歷者、當時的學生孫怒濤所說：「周恩來是個緊跟毛澤東，按黨性原則辦事的大人物。」（507頁）
因此，在清華文革問題上能代表毛澤東的，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中非周恩來莫屬。
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是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他如果不得到林彪（軍隊）和周恩來的支持，是不會也不可能採取切實地打倒劉少奇的措施的。1964年底和1965年初，毛澤東一方面尖銳批評劉少奇，一方面高度稱讚周恩來，他為1941年寫的批判「左」傾路線的九篇文章的批語之「三」即「此件送謝富治、李井泉、陶鑄三同志一閱，請提意見，以便修改」的批語中說：「總理一生正確比（錯）誤多得很多」，總理的名字「應該刪掉」（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456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1996年版第49—50頁），有理由認為這是毛澤東在打倒劉少奇行動中的一個帶有決定意義的戰略部署。周恩來是政府系統的領頭人——最有威信的領頭人。周恩來所代表的是一個重要方面軍。對此，毛澤東瞭然於胸。他委託周恩來過問清華文革，也就把周恩來推到了劉少奇的直接對立面。通過歷史經驗和現實觀察，毛澤東相信周恩來一定會站在他這一邊。
周恩來接受毛澤東委託過問清華文革，他在「日理萬機」中把這件事情作為最最重要的任務，即首位的任務，進行了認認真真、扎紮實實的調查研究。
7月30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開兩個座談會，一個「臨時籌委會」（工作組臨撤走前扶植的一個組織，其所執行的是「一條沒有工作組的工作組路線」）頭頭（3小時），一個是批評工作組的學生（3小時），了解清華文革的情況。
8月1日，周恩來兩次接見蒯大富（一次凌晨，有說這次劉泉、劉才堂參加了；一次在晚上）談話長達6小時。一開始，周就說：「主席和中央派我來，想聽聽你對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你從現在開始給我講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情，我向你保證聽你講完最後一句話。」
蒯大富也向周恩來保證：「總理，我向毛主席和中央保證，我下面講的每一句話都是我的真實的想法，親眼看到，親耳聽到。」
周第一次見蒯大富過程中，賀鵬飛兩次進來要求聽聽，但都被周拒絕了。
第一次和蒯大富談話時，周恩來只帶了他的秘書孫岳，第二次卻叫上了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譚啟龍和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第二次談話，周也讓蒯帶了三個人。因為蒯曾失去自由18天，這18天的情況可由他們補充。
談話最後，蒯大富說：「總理，我講完了，我向你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我親眼看到、親耳聽到的，都是真實的想法。」
周恩來說：「我馬上向主席和中央匯報，謝謝你了。我今晚還有個會，沒空陪你吃飯了，我請人民大會堂宴會廳的同志做了點夜宵，馬上送來，再見。」
清華文革的親歷者、當時機械系四年級學生胡鵬池，在敘述完周恩來兩次和蒯大富的談話後，無限感慨地說：「一個八億人口的現職總理，竟然在24小時內花了整整6個小時聽一個大學生的獨白，這是多麼不可思議啊！」（279—280頁）
據《周恩來年譜》記載：從8月1日到3日，周恩來連續幾天緊張地找王光美、葉林談話，找工作組成員、找學生談話，還找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話，其內容無疑都是談清華文革的問題。當周恩來摸清了清華文革的情況，向毛匯報並得到指示後，於8月4日晚帶着參加八屆十一中全會的100多名中央委員及候補中央委員到清華大學開文革現場會，親自宣佈為蒯大富平反。（281—285頁）
我們看到，把蒯大富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是最高層領導（劉少奇），為蒯大富平反也是最高層領導（毛澤東）！也正因為毛澤東通過周恩來掌握了清華文革的情況，特別是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蒯大富這個典型——被貫徹執行劉少奇文革反右路線的王光美工作組打擊迫害的典型，即蒯大富是與以王光美、劉少奇直接進行鬥爭的標誌性人物，以及他了解和掌握的其他單位（如北大）的文革情況，還有劉少奇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與毛澤東也有齟齬：8月1日，劉少奇對派工作組解釋說：「北京各院校部分組織已經癱瘓了，怕中斷了黨的領導不好」，毛澤東即刻插話說：「怎麼會中斷呢？」8月2日，劉少奇說到派工作組問題的責任：「我在北京，要負主要責任。」毛澤東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又說：「講客氣一點，是方向性錯誤，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為什麼天天講民主，民主來了又那麼怕？」劉少奇說：「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條不怕。」（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426—1427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第606頁）毛澤東認為，時機到了，成熟了，下定立即打倒劉少奇的決心並付諸行動。於是，8月5日毛澤東對劉少奇進行「收網」，即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毛澤東在這張大字報中寫道：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可是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實右，豈不是發人深省的嗎？
不難看出，這張大字報是毛澤東按照他文化大革命的觀點對劉少奇1962年以來，特別是文革中思想和行為的畫像，是對劉少奇的政治死刑判決書。
8月6日，接回在大連休養的林彪，毛澤東親到林彪住處探望，囑其接班。8月7日，毛澤東這張大字報作為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文件印發。正是根據毛澤東這張大字報，改變了八屆十一中全會原來的議題和議程，增加了改選中央領導機構的議題和議程。通過「全會選舉」，劉少奇從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也就是被拉下馬，而林彪則從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成為新的接班人。
這張大字報已指出，劉少奇「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云云，到1966年10月1日，毛澤東又把劉少奇在文革中派工作組的方針和政策進一步定性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劉少奇就是提出和推行這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頭子。
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究竟是怎麼回事，這是毛澤東在文革中使用的指導文革的基本概念之一。它完全是一個偽命題。劉少奇指導文革的方針和政策，其實就是毛澤東在十年前（即1957年5、6月開始）所提出和執行的「反右派」的一套。1957年毛澤東把「反右派」稱作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亦即「反右派」的方針政策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為什麼在1966年文革中劉少奇執行這一套就成了不折不扣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此一時，彼一時」也。毛澤東「與時俱進」，他的政治需要變了，鬥爭的主要對象轉移了，十年前他反的主要是黨外的「敵人」；十年後，他發動文革，反的不僅是黨外更主要地是黨內的「敵人」——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不明就裏（用當時許多領導幹部流行的話說，就是「不理解」），沿襲陳規，非但得不到毛的認可，反招毛澤東更加不滿。十年前，反對黨委，甚至反對某個支部和黨員，中央高層都一致認為是反黨，聲稱黨的領導「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十年後，毛澤東明確宣佈，反對某個黨委（包括省市委）並不就是反黨，他甚至號召「向中央進攻」。「踢開黨委鬧革命」，沒有考證出何人、何時提出，但作為文革初期造反運動中的口號，那是神州大地叫得最響，也是最符合當時毛澤東思想實際的口號！
談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還居然有人說，所謂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實際上是一條實事求是的馬列主義路線。它比較符合中國的實際，符合國情民情，行之有效。」（參見《劉少奇和新中國》，香港大風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頁）如果說，建國後，劉少奇和毛澤東的治國理念有別，用路線的話語說，劉少奇的路線也許比毛澤東的路線有更多正確的地方，但就文革的路線來說，就很難做這樣的區分了。三十多年前「撥亂反正」，為了平反冤假錯案，為冤屈者恢復名譽，這樣說——劉少奇的文革路線「比較符合中國的實際，符合國情民情」，也許還情有可原。那時，文獻資料鮮少公佈，人們的認知也很有限。到了21世紀，隨着史料的大量公佈和挖掘，特別是人們對歷史的研究越來越趨於理性，還置基本史實於不顧，再做這樣的粉飾，實在令人遺憾！
在文革中，毛澤東讓劉少奇「相機處理」，實際上，這是一個「圈套」。面對全國各地高等院校和中等學校風起雲湧的文化大革命，劉少奇按照中國共產黨傳統的工作方式大派工作組，大抓「右派」，恰好陷入了毛澤東為他所設計的「圈套」，走進了死胡同。我們設想劉少奇不派工作組又怎樣？難道毛澤東不會說他「放棄黨的領導」——對黨的領導人來說，這也是非常嚴重的致命的罪名。「欲加之罪，何患無辭」！1968年八屆十二中全會給劉少奇戴上「叛徒、內奸、工賊」三頂大帽子不就是一個更清楚、明白的證明？！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劉少奇就「靠邊站」了——不僅僅是「靠邊站」，他雖然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但都是名義上的了，他除了不停地檢討和接受批判、鬥爭，一直到1969年悲慘地死去，再沒有做黨和國家的任何實質性的工作，他作為常委沒分工管什麼工作，這點和鄧小平不同，他連會見外賓的禮節性工作都被停止了。其實，1966年8月5日，即毛澤東寫《我的一張大字報》的當天，也就是八屆十一中還在進行的時候，周恩來到毛澤東處開會後，與劉少奇通電話：「建議劉最近不要公開露面，不要再會見外賓。」（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頁；《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648頁）這就是說，劉少奇被毛澤東的一張大字報完全打倒了！這就是一個被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長期奉為第二號開國元勛的命運！
劉少奇作為依照憲法經過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出來的國家主席，被毛澤東僅僅200個字的《我的一張大字報》就打倒了，這是文革中違背憲法破壞法制最嚴重最惡劣的案例。劉少奇是文革中被整，以致被整死的級別最高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並株連妻子、兒女，以及不計其數的從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層的各級黨政領導幹部和普通黨員，無疑是文革中天大的冤案。這是經歷過文革的人都刻骨銘心的，也是需要大家來共同反省和反思的。劉少奇這樣一位開國元勛，遭此殘酷迫害，太值得人們同情了，——為劉少奇平反，天公地道，天經地義！但是，如果因為劉少奇在文革中受迫害，就否認或掩飾他在文革初期（我指的初期，是從1966年5月文革開始到1966年7月底）所實行的方針和政策的錯誤，也是違背實事求是原則的。劉少奇在文革中是最大的受害者，也是不小的加害者——並且首先是加害者。對由於劉少奇的錯誤造成的冤案涉案者也應該同情和平反，否則，同樣不公道——對此，不論在社會上，還是在文革史研究中，仿佛都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蒯大富反覆說：「劉少奇把我打成反革命，毛澤東把我解放了；她（指王光美）不向我做檢討，我為什麼要向她做檢討？」這是他刻骨銘心的文革情結。文革後，王光美利用權力把本想在首都落戶發展的蒯大富趕出北京，其襟懷和風格實不足道。
清華是毛澤東的文革路線與劉少奇的文革路線一個極為重要的交匯衝突點，再沒有任何一個單位和地方可以淸楚體現出這兩條路線的具體分野和衝突了。
從劉少奇在清華的所作所為來看，他的文革路線根本就是他「四清」思路的重複。他一點沒有從1964年底至1965年初，搞《二十三條》的時候，毛澤東對他的嚴厲批評、甚至聲言很容易地就可以把他「打倒」中省悟出什麼，這是很令人奇怪的；相反，他在文革中放肆地沿用在「四清」中以及中國共產黨1957年「反右派」的方法，矛頭向下，在廣大幹部和群眾中大抓「右派」和「反革命」。毋庸置疑，按照劉少奇的路線去搞文革，對國家和民族同樣是一場災難和浩劫。對此，劉少奇指導清華文革的情況已經清楚地表明了。
毛澤東的文革路線和劉少奇的文革路線，有一點極為相似，就是他們二人都搞「夫人參政」。劉少奇首開此惡例。本來是他指導夫人王光美在「四清」中所創造的所謂「桃園經驗」，竭力宣傳其普遍意義，大肆向全國推廣。在文革中又想指導王光美創造「清華經驗」——結果不妙，夭折胎中。劉少奇讓夫人參政，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空前的——任何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包括毛澤東，都還沒有這麼明目張胆地幹過。在劉少奇之後，毛澤東在文革發動初期搞的「中共中央批發《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1966年4月10日），才是讓夫人江青明目張胆參政的重要一招，和劉少奇指導王光美搞的「桃園經驗」有異曲同工之妙。並且「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毛澤東比劉少奇走得更遠，他在文革中直接任命江青為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排名候補中央委員、中南局第一書記王任重前，實為中央文革小組的實際掌權人），並讓江青在「九大」進入中央政治局，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之一。
歷史已經證明：無論是毛澤東的文革路線，還是劉少奇的文革路線，都是禍國殃民的「左」傾路線。
毛澤東和清華「文革」（下）
到此，劉少奇和清華文革的瓜葛就算完了，而毛澤東和清華文革的關係還在繼續並且一直到他逝世。
1966年8月21日劉少奇的女兒劉濤貼出《誓死跟着毛主席干一輩子革命》的大字報，這無疑是劉濤受她爸爸在清華文革中犯錯誤、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被取消接班人資格影響表示拉開距離而寫的一張大字報。
在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的授意下，1966年12月25日蒯大富率領6000多人的隊伍到天安門，把「打倒劉少奇」的口號推向社會；沒法考證這件事情事前毛澤東是否知道，但確為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的文革大業立了大功。
1966年12月30日，毛澤東夫人、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江青到清華大學接見劉濤，這是拉攏劉濤，教育她站穩立場，「大義滅親」，揭發劉少奇，劉濤很乖，接着就寫了《看，劉少奇的醜惡靈魂》（1967年1月2日）的長篇大字報，表示「與自己的反動老子徹底決裂」。——大概就因為這件事（或這個原因），在文革後王光美不讓劉濤參加劉少奇的追悼會。
1967年4月10日，以蒯大富為頭頭的清華造反派召開有30萬人參加的批鬥王光美大會，還有彭真、陸定一、薄一波、蔣南翔等許多領導幹部陪鬥。在這次批斗大會上，讓王光美在還十分寒冷的初春身穿旗袍、頭戴洋草帽、頸掛乒乓球做的項鍊（代替金項鍊），對她進行人身侮辱。讓王光美以這種行頭和面貌出現在批斗大會上，這是誰的主意？直到文革結束幾十年以後才揭開謎底。據知情人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組長王廣宇在2008年寫的《清華大學造反派侮辱性批鬥王光美內幕》披露，這是江青的「旨意」。江青把她這個主意告訴王力、關鋒，而王力、關鋒又告訴王廣宇，讓他向清華井岡山辦公室主任潘劍虹傳達，並囑小潘一定「保密」，不要說這是誰（指中央文革）的意見。讓小潘就以自己建議的名義向總部提出，小潘照做了，並被總部採納。所以，連蒯大富都屢屢表示不知道這到底是誰的「鬼點子」。若問江青為什麼要這樣做？照我看，作為女人的江青，一則發泄她這個中國第一夫人對王光美這個中國第一夫人名揚世界「風光」的嫉恨；再則，也是反映她在文革中以「整人為樂」的陰暗心理。
古語云：「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當沒有外「侮」，內鬩就起了。古今中外的社會組織，莫不如此。細按1967年和1968年各地、各系統、各部門的武鬥，有許多都是在造反派內部分化的兩派中開展和進行的。清華也這樣。以蒯大富為首的井岡山兵團成立以後，內部也逐漸分裂成互相對立的兩大派。
1967年3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4期發表了《必須正確對待幹部》的社論，指出：「必須清醒地看到，大多數幹部是好的，鑽進幹部隊伍中的階級異己分子只是極少數。犯有錯誤的幹部，甚至犯有嚴重錯誤的幹部，在黨和群眾的教育下，大都是可以改正的。我們絕不能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鑽進幹部隊伍里來的階級異己分子估計得過多，如果錯誤地擴大打擊面，把鬥爭的矛頭指向廣大的幹部，也是敵我不分，那是很危險的。」又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七年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是占統治地位的，大多數幹部和黨團員是執行這條路線的。十七年來，在各條戰線上所獲得的偉大成就，就是鐵的證明。要把幹部一概打倒的觀點，就是抹煞十七年的基本事實，就是否認十七年的偉大成就。」
緊接着，3月30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5期上又發表了評論員文章《在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批判》和調查員文章《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兩月清華大學工作組在幹部問題上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情況調查）。
《紅旗》雜誌《必須正確對待幹部》這篇社論，特別是《紅旗》雜誌調查員這篇以清華大學為素材的幹部問題的調查報告以及為此配發的評論員文章，猶如幾枚重磅炸彈投落在清華上空，在清華井岡山兵團內部爆炸開來，使各縱隊、各戰鬥組織之間早已存在的分歧和對立驟然加劇，他們迅速地分化組合，形成鮮明直接對立的兩派。這兩派在如何估計清華十七年和幹部狀況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爭論。以蒯大富為首的團派核心認為對清華要「徹底砸爛」，以沈如槐為首的一派認為清華十七年是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占統治地位，即「紅線主導」。
到4月14日，以沈如槐為首的一派成立「徹底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實現革命三結合串聯會」，簡稱「414串聯會」。
414串聯會，名義上還在井岡山兵團內，5月29日成立井岡山兵團四一四總部（簡稱「414派」或「四派」）公開分裂出去；以蒯大富為首的一派仍稱井岡山兵團總部，簡稱「團派」或「老團」。「團派」和「四派」，人數都很多，團派一萬多人，四派七千多人，誰也不服誰，都自詡自己這一派符合和代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兩派鬥爭尖銳。比如解放幹部，你要解放誰，我就抓誰、鬥誰，從張三到李四，輪番進行，針尖對麥芒，互不相讓——誰也不懂得妥協。團派罵四派「右傾復辟」；四派罵團派「極左」。
團派和四派從小磨擦到大斗爭，口誅筆伐，雙方都採用斷章取義、添枝加葉、上綱上線等手法，唇槍舌劍一年多，結果釀成了從1968年4月23日到7月27日大武鬥，雙方動用的武器不僅有石塊、長矛，還有真槍實彈，這場武鬥，雙方死12人，傷難計其數，史稱「清華百日大武鬥」。
這場大武鬥是清華文革史上的大事件，也是清華文革的轉捩點：清華文革從此開始走向一個新階段。
這場大武鬥是怎樣結束的？不是雙方妥協停戰。其結束是靠了外力。——這外力不是別的，而是毛澤東或者說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從數十個工廠企業調集工人、幹部三萬人組成「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工宣隊）在清華人（包括蒯大富等人）毫無所知的情況下於7月27日上午——也正是武鬥還在進行的時候——進駐清華，「四派」熱烈歡迎，「團派」認為有「黑手」，悍然開槍，打死5人，傷731人——清華大武鬥居然是以這樣的形式結束的。
7月28日凌晨2時多，……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了發生在清華大學的嚴重流血事件，毛澤東聽後，驚奇之餘，大為惱怒，脫口而出地說道：「造反派，真的（地）反了？」（參見619頁）毛澤東立即驅車前往人民大會堂，在湖南廳召見北京五大學生領袖：聶元梓、蒯大富（遲到）、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毛澤東以下黨政軍首腦（除極個別的如張春橋可能不在京以外）悉數出席。談話時間長達五個半小時。
毛澤東親自出面召見造反派這在文革中還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談話內容非常廣泛，召見時間長達5個半小時。這次召見因工宣隊制止清華武鬥的事引起，我們只談與清華有關的事情。毛澤東對蒯大富說：「你們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對於你們毫無辦法。你們打下去沒有出路，要消滅四一四也不行，我還是傾向你們這派，因為四一四那個思想我不能接受。」又說：四一四認為「打江山不能坐江山，蒯大富奪權只能交給四一四。」「蒯大富，你真蠢哪！」「四一四歡迎工人」，「你們反對工人，還開槍打死五個工人，打傷工人」，「我們搭梯子讓你下來，你不下來，你們這樣和中央的政策對抗」。毛澤東也說：「沒有打招呼，是我的錯誤，但間接打了招呼。」當召見結束，毛澤東剛離開大廳，突然又回來，對在場的中央領導說：「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們又反過來整蒯大富，所以又回來了」，「不要反過來又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們」——毛澤東對蒯大富的護犢和寵愛之情殷殷。後來，蒯大富對毛不罪他開槍殺人之恩深深感激，沒世不忘。蒯大富雖然受到毛澤東的悉心保護，但從「七二七事件」後，他的政治生命終究是完結了，「團派」和「四派」同歸於盡。——這不僅是清華紅衛兵造反派的末日，也是全國紅衛兵造反派的末日。
毛澤東「七二八」召見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具有標誌意義的大事。它標誌文革進入一個新階段。這新階段的含義有二：一是紅衛兵造反派擔綱的群眾運動階段結束了，開始了所謂工人階級登上文革舞台和領導一切的階段；二是這次接見發生在接近所謂「全國一片紅」即文革勢力在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的百分之八十（24個）都奪取和掌握了政權（剩下5個省、自治區正醞釀建立革委會，最後兩個即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藏自治區成立革委會是1968年9月5日，距7月28日只有一個月多一點）的時候——按照毛澤東自己的說法：「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170頁）」，這時毛澤東對近似全國內戰的武鬥局面再不能容忍了，文革全局馬上就要由「亂」到「治」了，以後文革還在繼續進行，那都是在文革建立的「新」政權即所謂「治」的條件下進行了。
到此，我們對毛澤東和劉少奇在清華文革問題上的鬥爭，抄錄楊繼繩給《良知的拷問》所作的《從清華大學看文革》的序中的幾段話做為小結。
——「毛澤東和劉少奇把清華當作一個角鬥場。在這場爭鬥中，劉少奇先出招，毛澤東後發制人，置劉少奇於死地。最後毛澤東還是採取劉少奇的辦法解決清華問題。」（1頁）——這個概括，言簡意賅。
——「不過，他派出的不是500多人的工作組，而是3萬多人的『工作組』。」（6—7頁）——這個「工作組」就長期地留在了清華大學，成為清華文革新階段的領導力量和主力軍。
——「造反派，當初作為毛整治官僚們的『石頭』，現在不僅沒有作用，反而成了實現『天下大治』絆腳石，成了『新生政權』革委會的對立面。江青說：『他們反對的是各省的革委會和解放軍』，毛澤東再次着重說：『現在是輪到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10頁；此話在過去說過）——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時候，直接訴諸群眾，需要「動亂」，而到所謂「全國一片紅」即奪權在全國完成的時候，也就不能再「動亂」了，要恢復秩序，清華的造反派，不，是全國的造反派，也就終其歷史使命，逐漸退出歷史舞台了。不僅如此，幾乎所有造反派以後都逐漸成了棄兒、落難者，從「清理階級隊伍」起的歷次政治運動（包括清查「五一六」以及文革結束後「清理三種人」），造反派都是被整治的對象。歷史捉弄人，在文革造反派這個問題上，表現得太突出，太驚人了！
毛澤東和清華文革的關係同整個文化大革命的時間一樣長，一直持續了十年。清華文革的親歷者、當年土建系青年教師陶德堅在《風雨人生》（1997年加拿大天下一家出版社）一書中說：「清華發生過多次牽動全國的事件」，在十年當中，清華「總是能創造出全國向他學習的經驗」。（見該書第107、156頁）此話一點不假。因為毛澤東派了他的機要員謝靜宜和八三四一部隊的一個宣傳科副科長遲群率領三萬人的工宣隊進駐清華，解決清華的大武鬥，釀成了「七二七事件」，從此遲群、謝靜宜也就成了大清華掌權者，因而清華的一舉一動都和毛澤東息息相關。毛澤東聲言：「誰反對小謝，就是反對我！」——「小謝」是毛澤東對謝靜宜的暱稱。所以，毛澤東和清華文革的關係，內容還很多很多。但我這次答問的主題和中心是講毛澤東和劉少奇在清華文革問題上的鬥爭，再羅列其他內容就沖淡這個主題了。所以到此打住。只再談一件事情，這就是文革最後一年，即1976年毛澤東號召開展的維護和否定文革成果的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即再次打倒鄧小平的運動也是發源於清華大學。孫怒濤在《良知的拷問》中說：「自從工宣隊進校以後，特別是遲群、謝靜宜獨攬清華大權以後，在毛澤東的支持關懷下，清華出盡了風頭。我常見到遲群在主席台上，挺着胸、昂着頭、背着手，冬天的時候披着軍大衣，趾高氣揚地一副將軍的模樣。他專橫霸道有時是無賴撒潑的作風讓劉冰等黨委班子都無法正常工作。於是通過鄧小平向上『參了一本』。這告狀信被毛澤東批為『矛頭是對着我的』，由此引發了反擊右傾翻案風。劉冰等四位告狀者，隨即被打倒在地。」（664頁）事實證明，謝靜宜，特別是遲群，在清華文革中，在整個文革中，都積極貫徹執行毛澤東的文革路線，起了很壞、很壞的作用。
就回憶文革來講，在清華大學畢業的學生或者在清華大學工作過的幹部（包括教師）是做得比較好的，同其他大學或單位相比，也許是最好的。他們兩個造反派（所謂以蒯大富為首的「團派」和以沈如槐為首的「414派」）的頭頭都寫了回憶錄。在這裏我特別向大家推薦前面已經提到的「井岡山兵團414總部」（即「414派」）的第二把手孫怒濤寫的《良知的拷問——一個清華文革頭頭的心路歷程》，在這本回憶錄的扉頁上，孫怒濤寫了這樣四句話：
文革是一個大劫難，陷中華民族於水深火熱之中
文革是一場大地震，撼動了國本也震醒了中國心
文革是一次大暴露，凸顯一黨極權體制嚴重弊端
文革是一座大煉獄，拷問着每個人的道德和良知
我讀了這本回憶錄很受感動，我主動地為這本回憶錄寫了一篇長達萬字的書評《不為尊者諱，不為自己隱——從〈良知的拷問〉這一書名談起》，我這篇書評現在從網上大概還可以查到。
以上是我對清華文革的一些看法，敬請方家和廣大讀者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