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巨諜和民運領袖的女人竟是閨蜜而情愛殊途
生活伴侶中，女人的愛有兩種：一種是對丈夫（或伴侶）無功利的愛：和丈夫很對脾氣、除了愉快地過日子之外，沒有其他的想法和要求；無論丈夫是什麼職業或社會地位，她覺得兩人性情合得來、沒有不愉快的事情發生、彼此看着順眼，就挺好了；這樣過到白頭偕老，她一生知足。還有種女人，與前一種女人完全相反，她能幹、機敏、出人頭地的要強心切、總是覺得丈夫的地位還不夠高、還不夠理想得令自己滿意；於是她就開導他、督促他、給他出謀劃策、樂此不疲地去實現，眼見丈夫的地位一步步有所改變。然而，丈夫的職位越往上升，她越是不滿足，越覺得他還應該再往上升，直到丈夫「升」出了國、展翅高飛、隱形於海外的另一世界，再也不屬於他那個太霸道、太要強的太太為止。
紅色巨諜俞強聲的出走國外，就是他這位要強要勝的太太季潁女士，一步步促成的。
這本書的作者，是與我有着多年友誼的老友、徐文立先生的夫人賀信彤女士的著作。看到她給我郵寄並親自簽了字的這本小書，看到書里她的個人簡歷，才知她是1947年生人，比我小一歲。儘管我和文立兄在北京時已有過接觸（可參考拙作《我敬佩的大哥徐文立》一文，收於「綠野出版社」《遇羅錦文集》中），最後的一次見面，是在「正在北京我父母家，給我們全家人辦理平反一事的工作組組長來訪」的那天，他告誡我「不要再去徐文立家。」他們剛一走，我便立即騎上自行車去了很遠的文立大哥家，小聲地告訴他：「公安在你屋裏安裝了竊聽器。」大哥卻不以為然地回答：「我早就知道。讓他們去聽吧。」彼時，大嫂和女兒是在樓道對面的另一間屋裏，我和大嫂沒顧上說話，就騎上自行車告別了——那竟是與大哥在國內的最後一面。
轉眼幾十年過去，當我在2008年因事又去了美國時，我是在《北京之春》薛偉的辦公室里，給大嫂打了電話。
一晃多年飛逝，直到近日，看完了大嫂贈送我的這本不厚的小書之後，我才理解了大嫂性情的內斂沉靜，是與她特別的經歷有着密切的關連的。
此書的一開頭，是敘述俞強聲的妻子季穎，在國內學校共事時，是與大嫂無話不談的密友，即當代人所稱的閨蜜。俞的父親是中共元老黃敬、原名俞啟威；俞的母親是范瑾；包括他們的親友，是一個具有響噹噹的革命史的紅色家庭。從中共建國以來，這一家庭的成員都擔任着意識形態領域裏的重要工作。他們從骨子裏自以為是地認為：他們永遠是染紅了的血統、永遠比別人高一等。而出身低微、父親是串胡同賣醬油的、「城市貧民」的季穎，卻並不因自己成為了紅色家庭中的一員而感到滿足；越是出身低微，她往上攀比的心，卻越是強烈。
在信彤大嫂眼裏，季穎把自己看成是丈夫的母親、終身伴侶、閨女和最最知己。
當時，俞強聲不過是一名普通的便衣警察，卻自命不凡。而季潁更為心切地希望丈夫成為人上人。首先她覺得丈夫應該入黨、才能出人頭地。
1976年四月五日前後，天安門廣場涌動着上萬人悼念周恩來的自發活動，季潁提醒丈夫：「表現立功的時候到了，切不可心慈手軟。」
俞強聲很聽她的「教導」，在這一時刻，他把敢於發聲的人抓進了警車；並以「偷車賊「的污名，把另外的無辜人士也抓捕入獄。
於是季潁興奮地告訴了信彤：「我們家那位的入黨問題沒跑兒啦！」
雖然丈夫入了黨，但又出現其他不如意的事：俞強聲單位的人私下傳說：「俞強聲是江青和黃敬的私生子。」
又是季潁教給丈夫如何先發制人——在公安局的一個公開大場合，俞突然站起來，手指一幫人破口大罵：「你TM的才是江青私生子呢！你爹才給江青舔屁股呢！......」
俞強聲是大學畢業、平時挺斯文，此時竟然爆發了如此的沖天怒氣，領導們都認為他是被逼得無路可行了，反而十分諒解他。不久，俞不僅離開了公安局，還升到了公安部、安全部。
每次，他都深深感激媳婦的高招兒，回家把她摟進懷裏，樂不可支。雖然這夫婦倆的出身是天壤之別，但飽受底層生活之苦的季穎，對於從小不知愁苦的丈夫，有如天然教師，每出一次新主意，都百發百中、利益盡得。
且季穎窮苦出身的父母，也盡力給女兒指點迷津，讓她必須「拿得住」丈夫，說「沒準兒，強聲還能升當國家領導呢！」
由於在季穎的多次指點之下，俞強聲的地位不斷高升，連季穎在自己的工作單位，也飽受重視起來，上調的新單位一個比一個好。最後與俞強生匯合，一起調到香港工作，夫婦倆的收入越來越多，房子也越來越大越舒適。但遺憾的是二人始終沒有子女，只好領養了一個女孩兒。
此時，俞強聲表面是「保利」在香港的高管，實際是國家安全部的北美情報司司長，夫妻倆都在這個機構供職。那時，可謂他夫婦倆最得意的時期：工作理想、錢足夠花且有很多盈餘；住房寬敞、人脈關係暢通無阻，拍馬屁的不盡其數。
當有一天深夜，季穎無意中發現丈夫在寫情書時，她的怒火騰地呼呼直冒；她忘乎所以地抽出皮帶，狠命地朝丈夫掄去。邊掄、邊咬牙切齒低聲地罵，把俞強聲滿臉、滿後背抽的都是血印子，可她仍不解氣。而次日，俞強聲便沒了下落。
那時，由於工作需要，俞強聲有可以隨時登上飛機、坐任何國籍班機出國的特殊護照。
而季潁卻仍在國內；俞的家人、親友都不認她，和她徹底斷絕了。
與季潁最為鮮明對比的人，便是本書的作者徐文立的夫人賀信彤女士。正如本文一開頭所說的：女人對自己生活伴侶的態度，恰是自己生活是否幸福和安寧的根本。
大嫂過去雖然和季潁是密友、無所不談，但二人對丈夫的態度和感情卻有如天壤之別：一個是只關心自身利益、永不知足，最後從天上掉下來，摔了個遍體鱗傷；一個是在徐文立大哥投身於政治理念勇於獻身時，大嫂從一開始便全力以赴地支持他、不畏懼任何艱苦和犧牲。當文立大哥因組建第二大黨的政治問題而在北京入獄多年時，大嫂一人教書工作之外、做了三份兼職會計，營養跟不上，不惜自己身體枯瘦如柴、把每一分錢都儘量讓孩子和大哥吃得好些，給大哥送往監獄的炸醬里，回回放足了肉丁和海米。不僅如此，大嫂還極有遠見地送唯一的女兒去了法國轉美國讀書，她在國內苦苦守護丈夫至2002年聖誕夜一起流亡美國，不怕任何艱辛地為文立大哥開創了一條美國總統直接過問而出獄的可行之佳路。她不多說、不多道、不畏懼吃苦、不怕任何艱難，一家人終於圓滿地在美國團聚和定居，女兒也上了大學並學業有成、結了婚、有了孩子、家庭幸福。
大嫂與季潁對比，二人高下立見。大嫂在書中，只寫出事實，卻不議論、不評價，不帶有私人感情和色彩，就像一位局外人在旁觀看這一切，更令讀者感到真實可信。大嫂實在是女中豪傑，卻在沉默溫和中不露聲色；我尚未見過第二人可以與之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