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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色出眾的女知青 往往成姦汙的對象

知青離我很遠,那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浩蕩展開之際,我還未出生;而當知青掀起大返城浪潮、這特殊的一頁被歷史翻過,我也還是學語孩童。知青又離我很近,在童年的記憶里,家鄉的縣城街頭還有不少“知青商店”,小學老師里有定居在縣城未返回的知青,工作後同事里多人有知青經歷。更重要的是,我的父親就是一位老三屆知青,務農十年,終於等到恢復高考,於1978年考入大學。

之所以想起知青這個話題,是因為手邊這本鄧賢著《中國知青夢》。這本出版於1993年、重印於2003年的長篇紀實文學以豐富詳盡的資料、細緻深入的描寫展現了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始末。曾在雲南當過7年知青的作者為寫這本書行程3000公里,親至25個知青農場,查閱大量文書檔案,採訪了從各地各類知青到省市領導的許多當事人,以飽含感情的筆觸為這場歷時十餘年、涉及千家萬戶、改變共和國社會歷史軌跡的運動留下了一份珍貴文獻。讀罷該書,一股一言摹的複雜況味久久充溢心頭。

不管是知青自己,還是旁觀者,都把知青稱為受苦受難的一群人、一代人,他們高中或者初中畢業,正是學習知識的黃金階段,卻被拋出校門和城市,到農村“戰天鬥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艱苦的生活條件,繁重的體力勞動,遠離日夜思念的親人,也遠離本應屬於他們的知識文化。當西方國家的年輕人正投身計算機引發的科技革命之際,2000萬中國知青卻在用最原始的生產工具從事最原始的體力勞動。凡是有過知青經歷的人及其家庭都有一段辛酸的記憶乃至終身遺憾。

一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他們是在什麼情況下參與或捲入這場明顯傷害他們權益的運動的?我想肯定有主動和被動之分。主動者有三種:一是充滿理想和激情,真誠地響應上面號召,準備到“廣闊天地”里去“大有作為”的;二是家庭出身不好,希望以積極下鄉的“覺悟高”表現換回政治地位和其他應有利益的;三是家裡太窮,離家下鄉以減輕家庭經濟負擔的。這三種人有主動性、目的性,但後兩種其實也是被迫,到農村落戶屬於“沒有辦法的辦法”。

那我們來看看出於“革命理想”的那批人。許多年後的今天,他們的“理想”和“激情”還被新一代人崇敬和嚮往。可是,他們的那種高昂狀態是從哪裡來的?《中國知青夢》里寫到了第一批主動要求支援邊疆的北京知青,因人數是55人,故以“北京五十五”的名號聞名雲南全省。這批人在西雙版納安家以後,一個女知青在日記里寫道:“一想到今天我們開荒種地住草房是為了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在水深火熱中的勞動人民,我就感到熱血沸騰,渾身有使不完的勁!”一個男知青在家信中這樣說:“隊長告訴我們,帝修反卡我們的脖子,一兩橡膠籽的價格相當於一兩黃金。我們要為祖國爭光,為毛主席爭氣,我決心為種好反帝膠貢獻我的全部熱血和青春。”

看着這些莊嚴鏗鏘的字句,今天我們只會啞然失笑:誰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帝修反”什麼時候以“一兩橡膠籽一兩黃金”的價格向中國出售過?他們的所謂“理想”、所謂“激情”、所謂“沸騰的熱血”,不過是少不更事者上當受騙的產物!

在全國有上山下鄉經歷的約2000萬知青中,主動參與的肯定是少數,大多數人是被動的。試問:誰不願意讀書,而要去種田呢?誰不願呆在城市,而要去農村呢?《中國知青夢》沒有多寫這項政策是如何執行下去的,但另一位也有知青經歷的著名作家史鐵生在其一篇散文里留下了歷史的真實。史鐵生對後生說,如果有人告訴你們知青下鄉是自願的,“您可一個字也別信”,他描繪了一位作動員知青下鄉工作頗有“心得”的幹部來他們學校動員時的情景:學生對上山下鄉抵觸畏懼、議論紛紛,該幹部上主席台後第一句話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黨中央的路線方針,誰要搗亂,我們拿他有辦法。”頓時會場鴉雀無聲;第二句話是:“現在就看我們對毛主席忠還是不忠了。”這就是“動員”,這就是“工作方法”,純粹是地痞無賴式的恐嚇加逼迫!強權高壓下,列車汽笛一響,淚雨滂沱,2000萬知青棄學離家,散落到960萬平方公里的山野田原間。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項政策到底是何目的,今天已可看得很清楚。知青下放大規模展開於1968年,文革已歷兩年,發動者的主要目的噎達到,作為“文革急先鋒”的“紅衛兵小將”已失去利用價值,而他們被煽動起來的高昂“革命熱情”又使他們成為一股不好控制的力量,必須使他們轉向,把他們的勁頭用“戰天鬥地”、“大有作為”、“支援邊疆”等堂皇口號引向農村成為一個明智的選擇。因為他們在文革中已嘗到了“無法無天”的甜頭,還得抑制其太盛的氣焰,便又提出“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降低他們的地位,便於管控。另外,文革開始後經濟急遽衰退,城市已無法容納那麼多的人口,上山下鄉的另一目的就是把大批城市青年趕出去,減輕城市經濟壓力。當時的一個口號是“不在城裡吃閑飯”,噎泄露天機。

也許當時渾然不覺,若干年後知青明白過來後不知是何心情:狂熱地參與了一場運動,又立即被這場運動拋棄,一腔熱血只是做了工具,用完即拋,人生苦難從此開始。

在《中國知青夢》一書中,對知青艱苦勞動的描述倒不一定格外醒目,因為讓城市學生去從事農業體力勞動,其不適應可想而知。最叫人觸目驚心的,是以落戶在生產建設兵團為主的知青所受到的管制和欺凌。這些以前在社會上也有所流傳,比如我的家鄉就傳說有一個公社幹部借批准知青回城的權力逼迫兩個女知青和他一起洗澡,然而更多事情畢竟不為人所知。在書中,鄧賢整頁整頁地大量引用最可靠的官方文書檔案,讓那血腥、骯髒、恐怖的一幕幕重見天日。

“(第十八團)排以上幹部親自動手四十八人,被打知青一百一十人,遭受三十幾種刑罰,有的被打致殘,有的內傷嚴重,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自殺(未死)……”

“遼寧省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共發生摧殘知青和姦污女知青案件三千四百多起,四川省三千二百九十六起……河北省,僅一九七二年姦汙案一百一十九起。”

“雲南兵團不完全統計,吊打知青六十九起,僅一師批鬥知青七百二十七人,有的知青被吊起來活活打死。”

“雲南省知青辦揭露:據不完全統計……有一百零三名幹部姦汙女知青。”

“第十六團五營三連連長陳忠友,有婦之夫,姦汙、調戲女知青十一人,女知青上山割膠,聽見樹葉響都以為是連長來了……”

“四川南充軍分區副參謀長袁候新,在地區革委會任生產組長時,以安排知青工作為名,姦汙女知青達九十餘人。”

“祝江就,浙江省江山縣豐足公社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用各種手段姦汙女知青八人,猥褻八人……”

……

在這密密麻麻的罪惡記錄里,我還發現一個即使放在今天也堪稱離譜的案例:“第十團司令部參謀刀世美(正連級),有婦之夫,採用欺騙、引誘和脅迫等手段,雞姦男知青二十餘人”!

鄧賢還採訪了一個當年因犯“男女問題”而受處理的退伍軍官黃萬全。已53歲的黃萬全竟然說:“這種事,不大說得清楚是誰的錯……據我所知,干那種事,多數是女方主動,因為他們有求於你:入黨,提干,上大學,病退,回城,等等。甚至有的女知青為了批探親假就跟人睡覺……”他還感慨:“誰叫咱們那時候革命意志薄弱,經不起腐蝕呢?”

為了批一個探親假之類,就要付出肉體和廉恥的沉重代價!掌權者還始終不認為自己是可恥的罪犯!

如果這只是犯罪者強詞奪理的狡辯倒也罷了,我特別不明白的是,鄧賢到底出於何種考慮,用了不短的篇幅來“辨證分析”,以這些人在其他方面的“良好表現”來證明這些罪行“遠非個人的道德品質或者思想作風等原因所致”,而是“打上了那個時代的深刻烙印”;包括被李先念點名槍斃、惡貫滿盈的雲南生產建設兵團十八團獨立一營教導員蔣小山等人,“如果沒有那種權力絕對集中和無法無天的混亂局面,要是我們社會的法制建設再健全一些,對個人權力的監督和約束再強有力一些”,他們也是“好好的同志”!讀到這裡我幾乎要叫出聲來——為什麼不說他們原本就是壞人,只是未得勢的時候其真實思想品質沒有表現出來呢?!壞制度下好人會變成壞人,壞人只會變成魔鬼。“老子窩囊了二十年,X他媽!今天輪到老子舒坦舒坦了。”強姦女知青20餘人、猥褻侮辱女知青上百人、捆吊毒打男知青70餘人(多人致殘)的蔣小山的這句心裏話,不就是大明大白的自證嗎?任何行為當然都有其發生的客觀條件,如果據此就可以把滔天罪行都推到“時代”和“體制”上去,那人間還有正邪、善惡和黑白的界限嗎?!

震天響的“革命口號”之下,禁欲主義的社會氛圍之中,紅色潮流席捲的中華大地,人間罪惡一樣不少。今天嚮往那個時代“理想”、“激情”、“廉潔”的年輕一代,看了以上關於知青生活的列述,該做何感想?

《中國知青夢》中還記敘了知青生活中大量可怕的事故,有夜間失火把十位平均年齡不到十七歲的女知青燒成一堆焦碳的,有一場颱風過後海面浮起數百具保護攔海大堤的知青屍體的,有一次草原失火燒死知青六十九名的,有不懂炮彈知識而去排除啞炮而被炸得粉身碎骨的,有女知青生孩子時庸醫醉酒而致母子雙亡的,有扛毛竹下山被彈到山澗里摔成一堆“零件”的,有開荒誤觸蜂窩而被蟄得通體腫脹而死的,有雨夜出門上廁所失蹤至今屍骨無尋的……史實歷歷,不堪回首。

進入20世紀90年代,當年的知青不少已人到中年,已進踏入成熟人生的他們開始回望和紀念自己的青春,這時知青界的一個口號、或曰一種態度掀起了一場波瀾——那就是“青春無悔”。

1991年,原雲南生產建設兵團部分四川知青在成都舉辦了一次大型圖片回顧展,引起轟動。“青春無悔”就是這次回顧展的主題。

“青春無悔”由部分知青提出,又受到另一部分知青、社會名人以及年輕一代的猛烈批評。當時我父親從報上看到這個消息後說:“青春無悔?這些人有病!”年長他們一輩的著名作家張賢亮表示不可理解:離開了家庭,荒廢了學業,到農村滾一身泥,再一無所有地回城,竟然宣稱“青春無悔”?觀看展覽的一個研究生說得更為犀利:如果無悔,你們幹嗎回城?既然回城,為什麼又要喋喋不休地說“無悔”?這次展覽中,在“青春無悔”的總標題下,還有一段注釋性題記:“一位俄羅斯詩人說過,一切痛苦都將過去,而過去了的,就會變成美好的回憶。”鄧賢在《中國知青夢》里對此也予以有力質疑——“如果一切過去了的痛苦都不成為痛苦,那麼猶太人對於二次大戰,中國人民對於南京大屠殺,日本人對於原子彈,他們會將那場噩夢變成美好的回憶么?!”

提出“青春無悔”者也許在新時期以後事業發達,因而感謝知青經歷鍛煉了意志,增長了才幹,了解了國情和社會。可是,今天的成功跟知青生涯真的有因果關係嗎?知青人數達2000萬,發達者又有幾人?多數本應有所作為的人還不是被下放毀去理想,成為為生計無奈奔波的底層一員嗎?也許是每個人都對自己的青春有刻骨的感情,不願承認自己的美好年華成為了特殊時代的犧牲品——無論如何我們年輕時也在祖國大地上揮灑了汗水!可是,你又能說自己的青春有何價值?西雙版納知青付出十年辛勞,以血汗在邊疆開闢出大片橡膠林,要打破“北緯20度以北不能種橡膠”的“神話”,結果80年代以來,他們種下的橡膠樹已死亡90%,有些農場的死亡率是100%!還有毀林開荒、圍湖造田的“壯舉”,美好的青春事業獻給了違背社會規律和自然規律荒唐舉動,這究竟是建設者還是破壞者?如此青春,竟然無悔,你們到底是怎樣的精神向度和價值取向?

這些話也許太過殘酷。對“青春無悔”的最佳闡解,是我在網上讀到的一首詩,作者是署名張愚若、張谷若的兩位知青。這首詩是作者參觀崇明島上東平森林公園裡知青立下的“青春無悔”紀念碑後所作,其中有這樣幾句:

我們說青春無悔

是因為無何奈何

要自我安慰

這才是“青春無悔”四字的真正內涵!回首知青歲月,說青春無悔,他們哪裡是欣慰充實,哪裡是心滿意足,而是在舔舐自己的傷痕啊!作為幸運地能夠選擇自己命運的一代,讓我們為這些長輩獻上一份真誠的理解吧!

知青是不幸的,但不是最不幸的,至少他們還擁有社會的同情悲憫,而且他們最終也都脫離了農村的體力勞動和單調睏乏的環境,不管此後生活有多不如意,畢竟不在社會結構的最底層了。最底層的是農民,在很多地方,他們依然過著知青當年不顧一切要擺脫的那種生活。因為知青的人生和命運曾經在一個階段和農民重疊,二者比較,也成為一個引起很多人思考的問題。

1980年代,“知青文學”興盛,湧現出梁曉聲、王安憶、葉辛、阿城等一大批知青作家。就在人們交口稱讚他們的才華,誇他們“知青的苦沒白吃”之時,出身農村的賈平凹淡然、簡潔而富有震撼力地指出:“知青吃了一點苦,所以寫了很多東西;農民吃了很多苦,所以什麼也沒寫出來。”的確,知青出生在城裡,被趕到農村過了幾年十幾年農民生活,就是時代荒謬、社會不公,可以用文學作品反覆訴說苦難並獲得同情和尊敬;農民生在農村,過那樣的生活是一輩子,是祖祖輩輩,他們的訴說有誰去聽?難道農民就是活該嗎?

《中國知青夢》中最感人的一節是知青在70年代末為取得回城權利而做的殊死抗爭,下面的情節曾被多家報刊節載:當時知青為回城的請願活動風起雲湧,國家派農業部副部長、國家農墾總局局長魯田前去安撫。對話會上,魯田堅持“不得返城”的當時政策,而知青不顧一切堅決要回城,雙方僵持不下。這時一位瘦弱的成都女知青緩步走向土搭的主席台,正要開口說話,卻雙膝一軟,撲通跪倒在魯田面前,聲淚俱下地哭求:“伯伯,好伯伯,救救我們吧,救救可憐的女兒!”頓時三萬知青一齊跪倒,撕心裂肺的哀鳴響徹長空大地。魯田也為之淚流滿面,此事對推動知青回城起了很大作用。讀到這裡我感動不已,但過後不禁又想到:知青受不了農村生活可以請願,可農民不想再過這種日子向誰哭求去?有哪個“好伯伯”會來“救救”農民呢?答案就是那個冰冷而又雄辯的“誰叫你生在了農村”嗎?同是一個國家的公民,因出身不同,命運差別竟如此之大,這是一個文明國家嗎?把這種差別看成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這又能算現代國民嗎?

《中國知青夢》一書是以充滿同情的筆觸描寫知青的,把知青放在受難者的定位上。作者是知青,是文化人,也是城裡人,這三個視角下的知青都是受難者,是可憐人。而這三個視角之外,還有一個觀照角度,那就是農民。從一些資料來看,農民對知青雖然首先也是同情,但他們的感觸要多得多。知青下鄉,一些農民敏銳地感到這是“和我們爭口糧來了”,當時城市經濟衰退,農村難道就好?肩膊稚嫩的城市中學生來到農村不但不能增加生產力,反而加重了農民負擔。知青說起來是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可他們給農民帶來的禮物是讓農民可能又多一個新罪名:“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部分知青在農村為非作歹,橫行鄉里,農村人根本惹之不起。籍貫安徽望江的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彬彬在《一個鄉下人對“知青”的記憶》一文里對此有生動描述和深刻分析。

中國城鄉階層之間隔閡很多,如果幾千萬城市知青的下鄉,增進了這兩大社會板塊間的溝通和理解,倒也不失為幸事,可結果如何?雖然也見到過知青回訪當年插隊落戶地的感人場面,以及知青與農民結下的情誼,但總體上,這場歷時十餘年、涉及幾千萬人的城市“移民”運動在彌合中國城鄉間的鴻溝、增進階層交流上沒有發揮作用,在社會心理上,這依然是兩個界限分明的世界。著名哲學家徐友漁回憶起當年一夥四川知青偷走一個農民的賣豬錢,致使該農民上吊自殺身亡,而多少年後這伙知青居然是用津津樂道的口氣笑談這件往事!徐友漁感慨地指出:他們根本沒有把農民當人,當成和他們一樣的人。案例是極端的,但反映出的現象卻是普遍的——朝夕相處、同吃同住同勞動達幾年十幾年,也並沒有讓城鄉兩個人群的感情苦樂相通,融合一體。在知青文學中,以及知青對農村的回憶文章里,當年知青們也常讚美農村風光,回味田園生活,同情農民疾苦,但那只是重新進入了城市壁壘的“城市貴族的鄉村遙望”……

作為歷史的一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噎被永遠翻過,知青這個名詞在今天也噎顯出歷史滄桑感。但這個歷史名詞承載的故事敘說不完,帶給我們的思考和啟悟也無窮無盡。看到我們在對他們認真地論說指點,頭髮已開始斑白的知青們會投來一個約略含笑的目光,說:對,知青,一言摹。

(本文略有刪節)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微客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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