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麥議會外事委員會主席索恩・愛斯普森先生在演講中（丹麥中國協會提供）
（編者註：本文系丹麥議會外事委員會主席索恩・愛斯普森先生於4月4日在議會舉辦的聽證會中的演講中文譯文）
女士們、先生們，謝謝邀請我來這裏發言，也謝謝主辦方提出這個議題。
在我們等待兩隻圓圓胖胖的熊貓在亞洲風交響樂伴奏下入住哥本哈根動物園的這個時候，這也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機會深思丹麥與中共----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共產主義獨裁政權的關係。
當然，我們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需要時時警惕俄羅斯加里寧格勒的導彈威脅，更不能忘記俄羅斯的網絡攻擊，但所有這些，我們和我們眾多的且有能力的盟友們會處理的很好。人們可以指責普京總統和他的將軍們很多事情，但有一點他們不是----他們不傻。他們充分意識到如果爾羅斯軍事攻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的國家，就是在選擇自殺。
來自並不富裕的俄羅斯的軍事威脅和中共現在已經帶來的威脅已經完全不能同日而語，而中共正在越變越強，也越來越危險。問問那些南海和太平洋的國家怎麼看待來自中共的威脅。問問日本，韓國，新加坡，台灣，菲律賓，澳大利亞，新西蘭的政治家和軍事分析家他們怎麼看，等等。他們所有的人，包括美國，完全知道現在是什麼情況。
也就是說，在中共的造船和鋼鐵業在那裏忙得不行的時候，（我們）在準備迎接胖墩墩熊貓的到來，因為這是中共和丹麥友好關係的見證。
對，因為在丹麥提到中共這意味着很多高興的事：
我們做生意。
我們把小美人魚從她在長堤公園海港呆的石頭上砍下來，送到上海去。
我們一起拍着熊貓胖胖的肚子再進行文化交流。
我們一起談安徒生。
各個國家的部長大臣們一次又一次的見面，互相進行熊貓式擁抱，互相許諾和平和永遠的忠誠。然後因為我們是這麼這麼的友好，我們確保，任何一次共產同志的到訪都不能因為任何事讓他們生氣。任何事！
所以，哥本哈根警察們用他們才會的十分的溫柔的態度把和平的抗議者推到了一邊，沒收他們的旗子，因為世界上任何東西都沒有比不讓共產黨客人們看到一面西藏的旗子更重要。（？）
所有的這些，如果不是一直聽到丹麥政治家們反覆用不久前描述蘇聯的修辭去描述中共，我可能也已經習以為常了。比如：」對，對，人權可能有問題，但中共讓那麼多人從貧困中解脫了呀…」
好吧，中共在到處忙着——而且，如你所知，一次又一次的試圖在格陵蘭島插足。前兩次很鄭重的嘗試是收購格陵蘭島的海軍基地。由于丹麥政府受美國強硬立場的啟發而做出的堅決干預，三大機場的融資也受到挫敗。
我們總是可以看到，中共一直在不斷的試着滲透丹麥和格陵蘭島。在中共打着經濟合作的幌子不斷找空子介入的同時，共產獨裁在近年已經成功地在政治上干擾了丹麥。
中共說這是『強調一個中共的政策』。做法則是帶着讓人無法容忍的傲慢。
中共對一個中共政策的定義是，如果丹麥，無論官方或私人，在任何時候有意向，比如那怕是談論，或者會見西藏或者台灣的代表，中共馬上會暴跳如雷且充滿攻擊性。
而隨之而來的威脅，卻十分狡猾地從不通過郵件或者信件，而總是通過電話或者面談。
2009年，當首相Lars Løkke Rasmussen友好的在首相府接待了達賴喇嘛，即使達賴喇嘛沒有提任何政治訴求，這一舉動還是幾乎讓所有丹麥的出口公司遭受滅頂之災。40個出口公司與政府接洽，抗議他們的遭遇：和丹麥有關的一切都被停滯了。集裝箱被『忘』到了港口的碼頭，不給新的許可，騷擾，騷擾，更多的騷擾。
當然，中共在明里會確保它是按照世貿的規則辦事，因為他們在做騷擾丹麥經濟和丹麥官方的這些得時候不會留下痕跡。
在座的大部分都知道這個故事的結局：在丹麥官方按中共要求的措辭發佈所謂「丹麥確保『反對西藏獨立』的口頭聲明後，馬上在第二天，丹麥的出口奇蹟的恢復了，恢復到達賴訪問前的那個樣子。
據我所知，上一次丹麥官方受到這種威脅，是一年前外交政策委員會出訪北京。而可能公眾對這並不了解。
招待我們的中方代表不知如何獲知西藏流亡政府總理要訪問丹麥議會並要求和丹麥議會發言人Kjærsgaard女士見面。在我們和中方的一次會談上，我們收到了來自中共一個部長氣勢洶洶的口頭要求，他因為我是外交政策委員會主席並和議會發言人同一黨派，責令我指示發言人回絕訪問要求。
我們在場的人完全目瞪口呆。
命運所使，因為發言人實在無法在那段時間脫身找時間和西藏流亡總理見面，我作為外交政策委員會主席取而代之在我的辦公室和他有了一次安靜而有意思的會面。第二天，外交政策委員會管理部門收到了哥本哈根中共大使館關於此次會面的電話抗議。
值得注意的是，和以前一樣，僅僅是一個電話。中共從不發郵件或者信件，因此從不留下他們威脅和騷擾丹麥經濟或丹麥官方的痕跡。
他們在世界各地都是這麼幹的。這是常見的做法。憑藉狡猾和老練的手段，共產黨政權成功地威脅和騷擾–而從不留下任何證據。
讓我再舉幾個例子來看看中共是怎麼非正式地騷擾和威脅。這其中有些是我親身體驗到的。
丹麥議會發言人Pia Kjærsgaard，那時她還是丹麥人民黨主席，將會接受一份由台灣的一位部長頒授的獎項。當儀式預定的地點，一個有名的哥本哈根北部的餐館公佈後，餐館收到中共大使館的電話，威脅說如果他們舉行這個儀式，大使館永遠不再使用這個餐館。
還有一家中餐館，我知道名字但不想在這裏說出來，被威脅說如果他們讓丹麥台灣友好協會進入用餐，中共大使館不再讓他們提供餐食。
在Elsinore的Marienlyst酒店將會召開一個關於台灣的會議，懸掛台灣國旗以對眾多台灣與會者表示尊重。這引發了一場旗子戰爭。中共大使館先是試圖用電話威脅酒店董事要求移除旗子。這樣做無效後，又要挾丹麥外交部，當然他們也試着做了。
神韻–一個世界仰慕的著名的舞蹈音樂表演，成立於紐約，以優秀的專業和頂級的藝術表演者聞名，通過傳統中國，民族，民間和故事性舞蹈表現法輪功信仰。
他們在世界各處頂級劇院演出，處處爆滿，比如紐約的百老匯，倫敦的West-End，並且到處獲得讚許。他們不斷嘗試在丹麥皇家歌劇院演出，但被以世界上最令人「嗔目結舌」的原因拒絕：『這個演出沒有達到皇家劇院的藝術標準…』對，我們丹麥（對藝術標準）一定有非常非常高的期望！
但是，拒絕實際上另有原因。我不想去猜測真正的原因–只需注意的是關於神韻，劇院和外交部之間一直保持着對話。
其他的事可能並不為大眾所知，簡單舉幾個例子，如中共對丹麥電影節的壓力–如果他們不做出『正確』的決定，貿易就會收到威脅。
在Godthåb/Nuuk，2個格陵蘭的官員收到了中共的要求，要保證一個西藏同情者離開一個電影展。
受到中共的壓力，SAS從他的地圖上把台灣改成了中共台灣。
這些是小事？或許，但要是把這數百的小事放到一起，完全就是另外一個樣子了。
讓我們以史為鏡，以歷史中的一頁為借鑑，反思一下現在的行為。
丹麥媒體曾經有一位出色的記者Franz von Jessen。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他與來自議會新聞協會的其他重要記者一起參與了與外交部長Peter Munch的一次會談。這次秘密的會談涉及一項就所謂的「嚴肅事務」-即對在我們的大鄰國-德國南部的發展的新聞報道。
Franz von Jessen在幾年後丹麥解放後描述了在會議上發生的事情。P.Munch之前為了我們的出口行業，曾鼓勵一些記者不要提及關於德國這個或那個的事情。因為如果這樣做的化，將會給企業和丹麥國家帶來危險。 P.Munch提到了一些與德國正在進行的貿易談判，就是因為報紙文章報道敏感內容，變得越來越難以處理。所以他直接要求在場的媒體人士不要提及任何會削弱潛在良好交易的事情。
P.Munch是這樣描述的「如果是嚴格要求對發生的事保持沉默並容忍，那就是說承擔面對挑戰危險帶來的責任將更加沉重。」
政府對希望媒體理解丹麥面臨的困難得呼籲有了成效，越來越多的對德國情況提出質疑的報道在丹麥媒體上消失了，而那些不顧一切繼續報道的記者也有了麻煩。第一個直接收到衝擊的是Berlingske Tidende記者Nicolai Blædel，在他不懈的對納粹針對猶太人的舉動示警後，在納粹德國的直接施壓下，而被丹麥電台從每周評論員的位置解僱。
Franz von Jessen描述了P.Munch在與記者會面時的表現，並是這樣說的：「他以友好的態度和帶着同情的微笑，以巧妙圓滑的表達讓我們明白，在這樣的時代，丹麥新聞界對鋼筆的需求遠遠少於氈製鞋子。在問題面前要『安靜地在走路，輕聲說話，悄悄的移動，無論他們看起來多麼危險，看起來有多麼接近我們的生活......』
『因此，對丹麥這樣的國家來說，明智的舉動是保持客觀的頭腦，我相信大多數丹麥人也希望這樣。在這個危險的情況下，確保任何地方對我們都沒有不信任是非常重要的。我要求媒體記住這點。』
中共大使館在與丹麥外交部的往來中表現出來的獨裁作風，與德國大使館同出一轍-------抗議報紙文章亂寫，抗議誰來丹麥訪問或誰住在哪裏。
除了向政府發起憤怒的抗議之外，當時還同樣潛在的貿易抵制的威脅，即抵制那些曾經提供場所給攻擊德國的人舉行會議的餐館或其他地方。
今天，我們上面描述的這些成了家常便飯，中共大使館直接騷擾那些招待台灣或西藏或法輪功代表的酒店，餐館。
20世紀30年代，很多丹麥商界的頭領懇求新聞界對納粹德國可以更加『大度和理解』。
就像Børsen所寫，『因為不合時宜的干涉德國的政治事務，而使商業政策代理進一步複雜化，這不是丹麥官方和媒體的任務』
嗯......那是什麼意思我們都知道：太陽底下並無新事！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