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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慶紅老爸當年當新四軍組織部長時日軍勾結

曾山解釋說,他在新四軍軍部當組織部長的時候,按照延安黨中央的指示,確實和日本方面的人員有過接觸,但這是抗日活動的組成部分(祝春亭註:滑天下之大稽,與日本秘密接觸和睦相處,竟然是抗日活動的組成部分?),整個活動安排都及時用電報向中共中央作了請示,並得到批准。「革聯」有「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不相信曾山的辯解。「紅聯」站在曾山一邊,對着干。兩派互不相讓,即將釀成一場武鬥。

祝春亭:抗戰期間,國民黨揭露共產黨與日本勾結,達成秘密協議:新四軍與日軍和睦相處。中共開動宣傳機器,強烈譴責國民黨造謠。抗戰勝利後,毛髮表文章指責蔣介石躲到峨嵋山上不抗日,專干竊取抗戰勝利果實摘桃子的勾當。事實究竟如何,我們還是看《人民公安》的一篇文章吧,文章隱晦地告訴你,誰是抗戰時期的大漢奸!

“盜竊中央檔案館核心機密”案真相(孫宇亭)

來自:公安部網站

時間:2006-12-09

登於:《人民公安》2001年12期

作者:孫宇亭,男,1930年7月出生於河南省榮陽縣。1949年6月參加革命工作,1953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南公安部辦公室研究科幹事、科員,公安部辦公廳研究室科員、副科長、副處長,調研室主任,辦公廳副主任。1992年初離休。

“盜竊中央檔案館核心機密”案真相(孫宇亭)

1967年,上海“一月風暴”之後,中央各機關緊張的政治氣氛又陡然升級。人們以革命的名義拉幫結派,組建各色各樣的“戰鬥隊”,向所謂的“走資派”奪權。各“戰鬥隊”之間,爭權奪利,水火不容,致使人心大亂,機構癱瘓。這時,周恩來總理要求國務院內務辦公室向中央各政法機關和聯繫的部委派駐聯絡員,掌握動態,遇有緊急情況,可以直接向他報告。

國務院內務辦公室,是直屬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一個辦事機構,負責聯繫和協調公安部、內務部、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統戰部、民族事務委員會、華僑事務委員會的工作。中共中央政法工作小組辦公室也設在這裡,一個機構,兩塊牌子。主任謝富治,副主任甘重斗。嚴佑民在“文革”前不久由公安部副部長調任國務院內務辦公室副主任,我被從公安部辦公廳借調到內務辦公室,正好在他手下工作。

“一月風暴”之後,嚴佑民派我為內務部(現改稱民政部)聯絡員。那時,內務部部長是曾山,副部長王一夫、黃慶熙。一個402人的部有七個造反組織。若以對待部領導的態度來劃分,可分為兩大派,一派稱“革命造反派聯合總部”(簡稱“革聯”),要打倒曾山,保王一夫;另一派稱“紅色革命者聯合總部”(簡稱“紅聯”),要打倒王一夫,保曾山。兩派各視對方為寇讎,誓不兩立。

9月間的一天,“革聯”為顯示自己的革命性,對曾山採取了“革命行動”。他們瞞過家屬,避開“紅聯”,聯絡駐內務部機關內的學生“紅衛兵”,秘密把曾山劫持到勞動人民文化宮,輪番批鬥,並進行肉體折磨(低頭、彎腰、“噴氣式”)。家屬不見曾山的蹤影,着急打電話向內務辦求助。我立即詢問“革聯”,他們推說不知道。我又通知“紅聯”幫助尋找,得悉被“革聯”揪往勞動人民文化宮批鬥的情況。當家屬趕到的時候,批鬥會已散場,曾山身倚金水橋欄杆,兩眼發直,似有輕生念頭。我把所獲情況當即報告嚴佑民,他又電話報告謝富治、周恩來。周總理就這一事件,要求內務辦公室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一份文件,並口述了文件的內容。嚴佑民把起草中央文件的任務交給了我,並要求以最快速度完成。我把起草的文稿,冠以“中共中央關於曾山同志問題的指示”的標題,送嚴佑民、謝富治審閱後,報送周恩來總理簽發。9月27日一早,嚴佑民和我就向內務部造反組織的頭頭傳達了這個指示。全文為下:

中共中央關於曾山同志問題的指示

一、曾山同志的錯誤,可以批判,但性質應由中央來定。

二、曾山同志的活動,聽命於中央,造反組織不能干涉。

三、外來學生不能干預內務部事務,要立即撤出。

四、開批判會搞“噴氣式”、大彎腰是錯誤的,是違反中央規定的,今後不準再搞體罰和變相體罰。

傳達中共中央的指示後,內務部平靜下來了。但好景不長。10月,內務部造反派“革聯”根據抗戰時期我方情報工作人員提供的曾山曾經和日本人有過接觸的情況,武斷地認為,曾山是日本特務、漢奸,必須打倒。曾山解釋說,他在新四軍軍部當組織部長的時候,按照延安黨中央的指示,確實和日本方面的人員有過接觸,但這是抗日活動的組成部分(祝春亭註:滑天下之大稽,與日本秘密接觸和睦相處,竟然是抗日活動的組成部分?),整個活動安排都及時用電報向中共中央作了請示,並得到批准。“革聯”有“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不相信曾山的辯解。“紅聯”站在曾山一邊,對着干。兩派互不相讓,即將釀成一場武鬥。

我向嚴佑民、謝富治報告了這一緊急情況,並參與了他們解決問題的決策會議。

謝富治說:“那時,我在八路軍,在太岳,新四軍的情況不清楚。”

嚴佑民說:“那時,我在新四軍,在前線作戰,對軍部的情況不清楚。”

我說:“這事倒也好辦,既然曾山說一切活動都得到了黨中央的批准,我們派人去中央檔案館查閱一下歷史檔案,問題就可以澄清了。”

謝、嚴都表示同意,並決定查閱檔案的事由我來辦。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到中央檔案館查閱檔案必須履行嚴格的審批手續。我寫了報告,嚴佑民、謝富治分別簽署同意。我拿着他們的批件,同內務辦公室的趙雪瀛同志,驅車到了位於北京西郊溫泉的中央檔案館。檔案館的軍代表看了批件說,查中央歷史檔案,必須經中央辦公廳主任批准,否則,不予接待。我向嚴佑民報告後,他找×××[1]補了一個手續。第二次到中央檔案館,軍代表仔細檢視了批件,沒有猶豫,即指示工作人員照辦。共找到有關此項活動的四份電報,有曾山報告的情況,也有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更難得的是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康生的簽名真跡。那時陳毅在延安參加整風,有的電報他也看了。這時,我身心無比輕鬆,感嘆:“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事情雖然有了結果,但向上級彙報,不能空口無憑,需有真憑實據。可是,檔案館規定,此類機密,不能外借,不準抄錄。經同軍代表交涉,他們允許我摘抄主要內容[4]。回機關後,顧不上吃飯,立即起草報告,經嚴佑民、謝富治先後簽署後,報送中共中央。

然而事情卻意外地發生了變化。10月的一天,謝富治怒氣沖沖地到嚴佑民的辦公室,發了一頓脾氣。我的辦公室雖與之一牆之隔,但嚴的房門緊閉,聽不見說些什麼。謝走後,嚴佑民到我的辦公室,神色有點倉皇,苦笑着對我說:我們為了證明曾山同志的清白,到中央檔案館查歷史檔案,是辦了一件好事。可是,卻惹怒了一位中央負責同志,說這是政治上糊塗,要追查。謝要我們每人寫一份檢討,報送中央。我問是哪一位中央負責同志[2],嚴說:謝沒有說,猜不透。上命難違,不檢討不行,我們只好按謝的說法檢討犯了客觀主義的錯誤。

一周後的一天,謝富治通知嚴佑民、趙雪瀛和我開會。會場上只有我們四個人,謝的態度比較平和。

謝富治說:“你們的檢討都不深刻。現在宣布處分決定:孫宇亭,黨內嚴重警告。”他接着又說:“這件事涉及核心機密,你們手中如果存有這件事的片紙隻字,統統交出來。今後,如果發現誰泄漏了機密,毫不客氣。”說完就走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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