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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平生未有之愛情」

很多人認為蔣介石和宋美齡的結合,是一樁典型的政治婚姻,是「權力和財勢的結盟」,事實完全相反。

1927年12月1日,蔣介石與宋美齡在上海結婚。

以往,很多人認為蔣介石和宋美齡的結合,是一樁典型的政治婚姻,是“權力和財勢的結盟”。

這樣的論斷,似是而非。

首先,蔣介石當時已經下野,手中的權力已經解除。他是在武漢汪精衛集團和桂系集團合流,全力排斥的不堪情勢下,於1927年8月13日辭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離開南京去奉化,蟄居雪竇寺韜光養晦。儘管當時不少人希望他重新出山,但依據派系鬥爭的遊戲規則,蔣介石日後的成敗與政治前途,猶在未定之數,誰也難以保證他能否東山再起。所謂政治婚姻說,就蔣而言,顯然是對他重出掌權後的一種推理,在史學上犯了將後事強征以前的論證錯誤,在邏輯上屬於倒果為因的錯誤推理。

其次,當時的宋家並非如論者所言是“上海最負盛名的資本家”,只是一戶較為富裕的家庭。宋美齡的父親宋嘉樹(字耀如)無論就其經濟實力或社會地位,與滬上聞名的資本家不能同日而語。他既不是上海工商界的頭面人物,也不是上海商務總會和上海總商會的成員。1918年宋嘉樹逝世後,其妻倪桂珍沒有出外工作,充其量只是依靠丈夫在世時的積蓄和母家遺產過活,生活仍優裕,但談不上“財勢”。所謂“上海最負盛名的資本家”云云,無疑是誇大其詞。

再次,宋慶齡雖是孫中山夫人,但對蔣介石並無好感,堅決反對小妹美齡與蔣結合。蔣介石本人早在永豐艦炮轟陳炯明叛亂時,因隨侍孫中山左右而獲得孫中山信任,後又被孫任命為黃埔軍校校長,北伐戰爭中成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在國民黨中,無需再以尋求孫中山的聲望地位作庇護,又何來想通過與宋家聯姻以謀求黨、政界好感與支持呢?

可見所謂政治婚姻之說,在史實上、邏輯上都成問題。其間,不排除黨派攻訐、推波助瀾的色彩。

其實,蔣宋結合,主要是基於蔣介石對宋美齡的真誠愛慕和長達五年之久的不懈追求。

蔣介石第一次見到宋美齡,是1922年12月宋子文在上海莫利愛路(今香山路)孫中山家裡舉辦的社區基督教晚會。在晚會上,蔣一見宋美齡,立即被她的青春容貌、雍容華貴的氣質所吸引,愛慕之心,油然而生。蔣當即決定對這位美國學成歸來的新女性展開攻勢。雙方有所交談,並且相互交換了地址、電話。

事後,蔣向孫中山透露了自己的一見鍾情,希望孫中山居間介紹,並稱自己與原配毛福梅已經離異。孫中山對蔣本有好感與信任,表示此事需要和夫人宋慶齡商量,徵詢她的意見。不料宋慶齡堅決反對小妹與蔣結合,據說她寧可看到美齡死,也不願她嫁給蔣介石。孫中山為蔣撮合之事由此告吹。

蔣介石並不死心。1927年,當他擔任北伐軍總司令,率軍攻下上海並發動“四一二”政變,權勢達於鼎盛後,自以為事業有成,便於4月底5月初,拜訪了位於西摩路(今陝西北路)的宋宅,再次與宋美齡相會。這一次,他底氣十足地向宋美齡表達了自己的愛慕之情,而且正式提出了求婚要求。宋美齡儘管心有所動,但表示必須徵得母親同意。宋家事後開家庭會議討論,倪桂珍以蔣介石已結過婚,又不信基督教而斷然否決。大姐宋藹齡則支持小妹與蔣結合。徵詢宋慶齡與宋子文,不用說當然也持反對態度。於是聯姻一事便擱置下來。

不久,蔣介石因寧漢分裂,被迫下野,跑到奉化雪竇寺聊避世事。但他愛宋心切,不停寫情書追求宋美齡。蔣在一封情書中說,自己已無意政治活動,並檢討以往對功業叱咤自喜,無異夢幻,大有不堪回首之嘆。按之當時南京方面有不少人希望蔣復出並為之多方奔走的實情,蔣這些話似有故作姿態之嫌。他對下野並不甘心,決非心如止水。這或許是蔣以悲情打動宋美齡芳心的一種追求技巧,所以信末以自己當下的不堪處境,試探宋美齡的意向,耍了一點小伎倆,“不知舉世所拋之下野武人,女士視之,謂如何耳?”

宋美齡對蔣介石也是一見鍾情。她於1933年在重慶時曾對人談起和蔣婚戀的經過,說她為什麼愛上蔣介石,最根本的原因是她自幼就崇拜英雄。她多次聽到二姐夫孫中山誇獎蔣介石,說他是個了不起的人才。當她在孫中山家裡第一次遇見蔣介石時,就感到他確實是個英雄人物,而且比二姐夫長得英俊。因此她當即給予青睞,假以辭色,幾度用上海話和他接談,並應蔣的要求,告訴了家庭地址和電話號碼。後來,她母親過生日,是她電話邀請蔣來家做客的。她說她的婚姻決不是大姐宋藹齡促成與包辦的,自始至終是自己主動的。

由此可知,蔣宋結合完全是宋美齡自己的主意。宋美齡這種心態和婚姻自主的表現,就她少女時代在美國接受的文化背景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美國好萊塢電影的永恆主題,就是英雄和美人。作為一個在美國接受教育的新女性,在對待異性追求上,重視自己選擇,不為父母之命的傳統所束縛,敢愛、敢表白,完全合理,也完全正常。

蔣介石的不懈追求終於有了結果。1927年9月,他從奉化回到上海,與心已歸屬的宋美齡相會。9月16日,由宋藹齡出面,在西摩路宋宅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正式向各界宣布兩人已經定情,將喜結連理。9月28日,蔣介石自上海啟程出訪日本。在宋子文陪同下,他去有馬溫泉拜會了在此地休養的宋母倪桂珍,徵求老人家對自己與宋美齡婚事的意見。倪桂珍已被女兒說服放棄了原先的成見,表示同意。蔣介石興奮異常,回到下榻的旅社,情不自禁地對旅社老闆娘說:“成功了!婚約成功了!”

1927年12月1日,蔣宋在上海結婚。當天,先在宋宅舉行了簡約的教會婚禮,由主教余日章為主婚人。然後在大華飯店舉行盛大豪華的世俗婚禮,來賓雲集,各界名流咸與。陶醉在鮮花美酒中的蔣介石,看着身披婚紗的宋美齡姍姍而出,忍不住由衷感嘆:“平生未有之愛情,於此一時間並現,不知余身置何處矣。”

婚後的蔣介石與宋美齡,在長達半個世紀中,相互促進、互補短長,走完了各自生命的終點。在宋美齡關愛、熏染下,蔣介石在一些方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首先,他皈依了基督教。從此終生不渝,再也沒有改變過信仰。1930年,蔣介石兌現了他求婚時的諾言,受洗成了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夫婦倆每逢禮拜六,都要到教堂做禮拜。在日記里,蔣介石經常把發生的人生和家庭的喜樂,都歸結為上帝的恩賜。

其次是品性。蔣自婚後,在男女關係方面,堪稱蔣氏集團中無可指責的典範。

1927年蔣宋聯姻之後,蔣介石在宋美齡的柔情體貼下。在與宋美齡相濡以沫的漫長歲月里,蔣介石的私生活沒有緋聞,比之那些手握重權的新舊軍閥,實在值得稱讚。

再其次,蔣自婚後,在飲食起居方面也一改以往奢靡,自奉甚廉。

據一位老同盟會會員張國淦的回憶,說他同袁世凱吃飯是“飽欲死”。袁請客大方,魚肉滿桌,且常往客人碗里夾菜,幾欲使人“肚皮脹破”。同蔣介石吃飯是“飢欲死”。桌上只有稀稀拉拉幾個小盤子,一個人都吃得完,他卻萬分客氣地請你“吃吧,吃吧,別客氣”,而他自己又不動筷子,別人怎麼好意思下筷吃呢?“所以赴他家的家宴是活受罪!”

這種說法當屬可信。我曾參觀過位於峨嵋山紅邨坪的蔣氏夫婦居室以及蔣逃離大陸前奉化老家的蔣氏夫婦卧房,對室內傢具布置的平常和一般,我曾問過管理人員,得到是按原貌布置的肯定答覆。

最後,蔣在軍政舉措中,也由以往獨斷張揚逐漸變為可以聽取不同意見來改變統治手法。

蔣在婚前執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期間,獨斷張揚,招致了黨內政敵的攻擊。1927年7月,武漢國民政府發表的宣言中,指責蔣“取捨予奪,為所欲為”,“在南京僭竊以後,益復橫行無忌”。這雖有派系矛盾、寧漢分裂的政治因素,但聯繫到蔣以往常有動輒易怒、打人、罵人、辱罵同僚、同事的習性,說他專橫,為所欲為,確實切中了他處事方式的要害。

婚後,蔣力圖修飭以往軍閥專權的形象。1933年聽取宋美齡意見,搞了一場所謂“新生活運動”,以“親民”的姿態出現。另一個重要舉措,就是聽取胡適等人意見,自1935年起,將一批銀行家、報人和學者如張家璈、翁文灝、吳鼎昌、蔣廷黻等人延納進政府,授以高職,造成一個“文官政府”的形象。在外交方面,受宋美齡影響,逐漸改親日為親英美路線。

蔣介石的這些變化,除了政治需要外,與宋美齡的關愛、熏染不無關係。宋不僅在生活上對蔣傾心照顧,而且在公開場合,以其端莊凝重、體貼入微,給蔣扎足了“台型”,造成了一對賢伉儷的公關形象。所以抗戰初期,《申報》對宋有“相夫賢德”的評語。即使是當初反對蔣宋結合的宋慶齡,在1940年時也說過:他們“一開始並無愛情可言,不過我想他們現在已有了愛情,美齡真心誠意愛他,蔣也真心誠意愛她。如果沒有美齡,蔣會變得更糟”。可以說,蔣介石的成熟和作為抗日領袖的品性,是在與宋美齡結合之後。就此而言,蔣介石離不開宋美齡。

宋美齡作為“第一夫人”,既是蔣介石事業的得力助手,又因此得以施展其個人才能。蔣宋聯姻,為宋提供了成為當代中國政治女強人的機緣。

婚前的宋美齡,在美國韋爾斯利女子學院大學畢業後,於1917年回到上海,曾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電影審查委員會工作,表現出良好的工作能力。

與蔣介石結婚後,特別是蔣成為南京國民政府首腦以後,她有了施展才華的平台,在政治、文化和社會活動等方面,為蔣政權做過不少貢獻。

政治方面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1936年化解了“西安事變”中蔣介石的危機,間接促進了國共第二次合作,以及確保了張學良的生命。

當蔣被扣押後,國民黨一片混亂。以親日聞名的何應欽聯合戴季陶等,竟力主張“討伐”,空襲西安,並電促汪精衛自德回國;以宋美齡、宋子文、孔祥熙代表的親英美派,力主用和平方法解決,營救蔣介石。鑒於何應欽當時任軍政部長,怕他遽然下令轟炸西安,宋美齡親自出面,以第一夫人身份召開黃埔系軍官和空軍人員會議,指令他們拒絕何應欽可能下達的命令,並請蔣介石的外國顧問澳大利亞人端納先趕赴西安,居中調停。12月14日,端納與被押的蔣介石見面,遞交了宋美齡的親筆信,告蔣“南京方面是戲中有戲”。蔣介石見宋美齡信後,立即以手令命何應欽停止軍事行動。12月22日,宋美齡、宋子文兄妹飛抵西安,代表蔣介石與張學良、楊虎城以及中共代表周恩來談判。24日達成六項協議,其中包括改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愛國人士;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召集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等。西安事變妥善解決,中共態度的轉變和對張、楊的勸說,固然起了決定作用(博談註:蘇聯方面出於自身目的,需要蔣領導中國抗戰。蘇方對西安事變的堅決反對,決定了中共態度的轉變。),但宋美齡為營救丈夫所表現的深明大義,也是間接因素。

外交方面,宋美齡在1943年出訪美國,尋求英美支持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抗日事業,1943年11月陪同蔣介石參加開羅會議,擔任蔣的翻譯,兩次都大展個人魅力,取得了美援和英美道義上的支持,這是人所周知的事實。

更為務實的是宋受蔣的委託,為國民政府組建了一支保衛中國領空的新型空軍,因而被譽為“中國空軍之母”。蔣深知建設空軍必須花錢,但他又不願他人在承辦中貪污腐敗,便將此事委託給了妻子,任命她為航空委員會秘書長。宋美齡也不負託付,精打細算地與外商談判,訂購航空產品;嚴格執行空軍紀律;聘請美國顧問,其中聘請陳納德,組建“飛虎隊”,是最成功有效的一着。“飛虎隊”在保衛上海、南京、武漢時對日空戰,以及在昆明訓練中國空軍和建立地面警報方面都起過重要作用。

宋美齡口才一流,擅長演說。1937年曾短時期客串中國戰時廣播的“國際播音員”,引起國際人士的極大關注,“重慶玫瑰”聲譽四起,對戰時動員影響不小。1943年訪美期間在國會的演說,語驚四座,使中國抗日事業博得了美國政界和美國人民的廣泛同情。

抗戰期間,宋美齡為開展國統區婦女抗日救亡工作,付出了極大精力。

1937年8月,她在南京發起成立了“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簡稱“婦慰總會”),自任主任委員。“婦慰總會”是國統區最早成立的婦女救亡組織,並由此形成了國統區的婦女救亡運動。

1938年3月,在“婦慰總會”領導下,在漢口成立了“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宋美齡兼任理事長。主要任務是搶救前線受難兒童、籌建保育院、為兒童籌集保育經費、從事免費教育等。從1938-1946年,“保育會”建立了五十三個保育院,收納了三萬名難童,並對之進行小學教育,也辦了幾處初中班。愛國民主人士史良評論說:“兒童保育會能把全國各方面的力量都集合恰當,這不能不說是全國婦女大團結的先聲。”

由上可知,宋美齡在婚後之所以能成為叱咤風雲的政治女強人,確實與蔣介石的信賴、支持、授權有關。1975年4月5日,蔣介石逝世之後,尤其是蔣經國當政以後,宋美齡頭頂上的光環便日漸消失,不得不避居美國,過着類似隱居的生活。就此而言,宋美齡不能沒有蔣介石。

現在,蔣氏夫婦都已先後作古。對蔣介石的評價,至今仍人言人殊;但我以為宋美齡在抗戰期間的政治、外交、文化、社會救助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應該得到公正客觀的歷史認定。

2009年09月27日

(有刪節)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東方早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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