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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良英:愛因斯坦的民主人權思想對中國的影響

2019年3月14日是愛因斯坦誕辰140周年。愛因斯坦除了在科學領域的傑出成就外,他還是一名關心人類事務、有着強烈社會責任感的世界公民。如許良英先生所言,他一生所發表過的關於社會政治問題方面的言論比科學論文還要多,他是一名不屈不撓的民主和人權鬥士。許良英先生的這篇文章在今天依舊有着啟示價值,就是一名知識分子除了在研究的專業領域之外,還應該在公共領域扮演何種角色呢?(本文略有刪節)

愛因斯坦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為探索科學真理奮鬥終生。同時,他又是一位熱切關心人類事務、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世界公民,他一生所發表過的關於社會政治問題方面的言論比科學論文還要多。愛因斯坦說過,他的科學探索使他成為“一個信仰理性論的人”(a believing rationalist)。事實上,貫穿他的全部社會政治思想言論的,也正是這種理性論的信念。

愛因斯坦經歷了人類歷史上僅有的兩次世界大戰,他一生不遺餘力地為世界和平奔走呼號。他憤怒地目睹30年代德國納粹的興起和50年代美國麥卡錫(McCarthy)主義的猖獗,號召人們起來同反民主的法西斯逆流抗爭。1933年他譴責了剛上台的納粹的暴行,他的摯友馮‧勞厄(Maxvon Laue)寫信勸他對政治問題要採取克制態度,他斬釘截鐵地回答:“試問,要是布魯諾(Giordano Bruno)、斯賓諾莎(Spinoza)、伏爾泰(Voltare)和洪堡(Humboldt)也都是這樣想,這樣行事,那麼我們處境會怎麼樣呢?我對我所說過的話,沒有一個字感到後悔,而且相信我的行動是在為人類服務。”20年後他在接受一個人權獎時說:“在長時期內,我對社會上那些我認為是非常惡劣的和不幸的情況公開發表了意見,對它們沉默就會使我覺得是在犯同謀罪。”一個在科學上有偉大貢獻的人,對待社會政治問題又如此嚴肅、熱情,歷史上沒有先例。

本着這種精神,愛因斯坦對中國人民所受的苦難懷着深切的同情。1922年他赴日本講學,來回途中在上海逗留了3天,他感受到,中國民族是地球上最貧困的民族,他們受着比牛馬還不如的殘酷的虐待;但這是一個勤勞的、頑強的民族。1931年,日本軍隊侵佔中國東北三省,他一再向全世界各國呼籲,對日本採取嚴厲經濟制裁。1932年10月陳獨秀在上海被捕,愛因斯坦和羅素(B.Russell)、杜威(J.Dewey)等人聯名致電蔣介石,要求釋放陳獨秀。1937年3月,為聲援被國民黨政府拘捕的7位主張抗日的知識分子(”七君子”),他和杜威等16位美國文化界知名人士致電中共當局,要求尊重言論自由與結社自由。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1919年開始在中國有大量介紹,特別是通過1920年羅素來華講學,在中國學術界產生了巨大影響。至於愛因斯坦的社會政治思想,則是1937年才開始在中國傳播,那是通過愛因斯坦言論集《我的世界觀》(MeinWeltbild)的中譯本,譯者是一位曾經留學法國的物理學教授葉蘊理,是根據1934年的法文譯本轉譯的。這個中譯本出版於抗日戰爭前夕,當時國家處於生死存亡關頭,全民抗戰的熱潮正在形成,因此,它的出版似乎並未引起知識界的注意,至少報刊上沒有一篇評論文章。我有幸買到一本,並在上大學前(1938年)認真地讀了它。它啟迪我的心靈,引導我思考人生基本問題,其中許多至理名言令我終生難忘。例如,他在1932年所說的:“國家是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國家的最高使命是保護人,並且使他們有可能發展成為有創造才能的人。”“國家應當是我們的僕從,而我們不應當作國家的奴隸。”這種國家與個人關係的論點,同我從小所受的教育正好相反,而且直接衝擊了當時國民黨政府所提出的”國家至上,軍事第一”的口號,使我思想豁然開朗。

體現這個文集主題思想的、1930年發表的文章《我的世界觀》中,愛因斯坦莊嚴宣告:“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義。讓每個人都作為個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讓任何人成為崇拜的偶像。”他發現了一條重要的社會規律:“強迫的專制制度很快就會腐化墮落。因為暴力所招引來的,總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總是由無賴來繼承,這是一條千古不易的規律。”這同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LordActon)的名言“權力趨向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Power tends to corrupt,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相得益彰。他痛恨壓制個性的軍事制度,發人深思地指出:“一個人能夠洋洋得意地隨着軍樂隊在四列縱隊里行走,單憑這一點就足以使我對他輕視。他所以長了一個大腦,只是出於誤會;單單一根脊髓就可以滿足他的全部需要了。”讀到這些發聾振聵的精闢論述,我的心靈受到極大的震撼。可惜不久,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覺得愛因斯坦的社會政治觀點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格格不入,不得不把它擱在一邊。直到30年後經歷了幾次民族大災難之後,我才醒悟到真理是在愛因斯坦這樣的“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者”這一邊。

看來,愛因斯坦《我的世界觀》中譯本的出版,在中國一直沒有引起多大反響,像我這樣從初中起就崇拜愛因斯坦,以後又立志學物理的青年人曾經一度為它傾倒,恐怕是為數極少的例外。在我求學的大學裏我從未聽到教授和同學談論過這本書。

可是,50年代初,《人民日報》不時報道愛因斯坦譴責美國對內侵犯公民權利的恐蘇、恐共歇斯底里和對外擴軍備戰政策的言論,這雖然是冷戰和朝鮮戰爭時期出於反美的意識形態鬥爭的需要,但愛因斯坦作為一個主持正義的和平戰士和人道主義者的形象,逐漸為人們所認識;儘管當時也有一些出版物仿效蘇聯,咒罵愛因斯坦“反動”。1955年愛因斯坦逝世時,周培源和我都曾在報刊上發表悼念長文。我在文章中特別引述了愛因斯坦1953年給一位受到美國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傳訊的教師的覆信和1954年對“保衛公民自由非常委員會”提問的回答。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還出現了歷時8年(1968-1976)的批判愛因斯坦運動,愛因斯坦被說成是“本世紀以來自然科學領域中最大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他的相對論是阻礙科學進步的“一面黑旗”;“他一生三易國籍,四換主子,有奶便是娘,見錢就下跪。”氣勢之兇猛,用心之險惡,與20年代和30年代德國兩次反相對論和反愛因斯坦運動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不過,這次官方發動的批判運動,在學術界並無多大市場,多數科學家採取了抵制態度。

文革剛結束,我和幾個朋友合作編譯的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編譯工作開始於1962年)就陸續出版了,在學術界引起了相當大的反響。這個反響是對批判愛因斯坦的徹底否定。《愛因斯坦文集》的出版也引起了正在發動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的胡耀邦的注意。1977年他曾向青年工作幹部介紹這個文集,說自己讀了受到很多啟發。1978年他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時,曾建議組織部的幹部閱讀《愛因斯坦文集》。這表明胡耀邦不同於中共歷來的領導人,他愛讀書,能夠接受新知識新思想。

1979年2月北京隆重紀念愛因斯坦誕生100年,紀念大會上周培源作了長篇主題報告,對愛因斯坦的科學貢獻、哲學思想、為人品德和歷史地位作了全面的論述和評價,第二天報上摘要發表,對全社會產生了影響。這個報告是由我幫助周培源起草的,講稿中我特意引述了愛因斯坦1949年的論文《為什麼要社會主義?》結尾中的一段話:“計劃經濟還不就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本身可能伴隨着對個人的完全奴役。社會主義的建成,需要解決這樣一些極端困難的社會政治問題:鑒於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的高度集中,怎樣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員變成權力無限和傲慢自負呢?怎樣能夠使個人的權利得到保障,同時對於行政權力能夠確保有一種民主的平衡力量呢?”

1979年的紀念活動,使愛因斯坦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以社會政治言論為主要內容的《愛因斯坦文集》第3卷也在那一年出版,使人們對愛因斯坦一貫堅持的關於民主和人權問題的見解有比較全面的了解。而這個領域,在中國長期來是個禁區,不允許公開討論,現在以愛因斯坦的聲望和他所特有的感召力衝破了這個禁區,使人們開了眼界,也開了心竅。因此,這一卷的《愛因斯坦文集》特別受到青年知識分子和大學生的歡迎,成為他們的民主啟蒙讀物。80年代中期,報上曾公布當時大學生愛讀書籍的調查,《愛因斯坦文集》名列其中。

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目中,愛因斯坦不僅是偉大的科學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不屈不撓的民主和人權鬥士。愛因斯坦關於民主和人權的許多精闢的見解,在實現民主化的艱難而漫長的鬥爭歷程中,將始終是一個持久的推動力量。我們將永遠感激他所作出的光輝榜樣。

1994年10月16日

註:此文是為1995年2月美國科學協進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AAAS)年會準備的發言稿。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NCN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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