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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好的朋友是美國 看完後我哭了

我要告訴大家,美國人是我們最好的朋友,中國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國人。這些我親眼看見的事情,使我對美國人的單純善良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不管在朝鮮戰爭開始後說美國人咋個咋個的壞。

1945年抗戰勝利,美軍將國軍舉在肩上歡呼。(網絡圖片)

我要告訴大家,美國人是我們最好的朋友,中國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國人。這些我親眼看見的事情,使我對美國人的單純善良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不管在朝鮮戰爭開始後說美國人咋個咋個的壞。

各位朋友,我比在座各位朋友蠢長得多,我今年已經74歲了。我這個人談不上什麼“思想”;但是由於我的年齡比你們大,我曾經親身經歷的事比如抗日戰爭你們沒有經歷過,這就是我跟大家不同的地方。今天來,我只跟大家講兩件事情。

我的家鄉在今天的青白江區城鄉鎮,在那時金堂縣的縣城裡邊,一條好深的巷子叫槐樹街,出去有一個廟子叫川祖廟。從我當小學生起,這個川祖廟就有一撥一撥的壯丁進來集訓,兩三個月後就開赴前線去了。這都是我這個小學生親眼見到的。這些壯丁苦得很,他們穿得稀爛,我沒有看見任何強迫,全部是招派,而且都是自願的。

這些壯丁是怎樣來的呢?當時的徵兵政策,叫“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你有三弟兄必須要出一個去打仗,有五個要出兩個。出了以後由國民政府(縣政府)給“安家費”(用“黃谷”就是沒有碾出來的米發放),所有壯丁的家屬都領了的。

這裡面我所見到的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是自己去的,“拉壯丁”的事有沒有?有,我親自看見過一次,而且這一次的情況是:有個保長,他完成了任務又亂打主意,想再拉一個木匠。那天木匠收了工從房子上下來,保長就把他拉了。但是拉了以後第二天就放了,為什麼呢?因為這樣子做不合法。由於當時負擔壯丁的人除了保長以外還有很多鄉長,別人都是按照規定而他完成後又胡亂來,怎麼行呢?所以後來就放了。這是我見到的唯一一次。

我見過川祖廟裡一批批來一批批走不下數千人,這些壯丁怎麼可能都是強迫拉來的呢?拉來他不跑嗎?很容易他就跑了,那個廟子幾面都是空的。這些壯丁非常苦、非常慘,我們四川的三百萬壯丁幾乎都是農民。全部是這些最窮苦的老百姓。而且這中間我沒有看見過逃兵。逃兵有沒有?有。連正規的兵營都有逃兵,但怎麼能拿這跟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來比呢?

而且還跟你們不同,本人有幸接觸過一大批這樣的人。那是文革中我這個“右派”。這些就是我親自看見過的抗日戰爭到前線打過仗的人。無論你們從“理論”出發、還是從你們的“主義”出發你們要採取什麼做法,都難以抹殺四川三百萬“壯丁”的善良勇敢,和他們在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中作出的貢獻和犧牲——四川的壯丁犧牲在戰場上有幾十萬。他們用的武器根本沒法跟人比,但是他們去赴死了。這是我終身難以改變的印象。這就是我要講給大家聽的第一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也是我親身看見的。我要告訴大家:美國人是我們最好的朋友,中國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國人。1900年八國聯軍進入北京,第二年的“庚子賠款”所有的八個列強,其中只有一個國家拿到這個錢沒有動,就是美國。後來以各種方式退給我們了,其中一種方式叫“庚款留學生”,還有的拿來補貼我們的大學。

我告訴你們,抗戰時期山西有一個“銘賢學院”遷到我的家鄉來。這個學校是和美國歐柏林學校掛了鉤的,歐柏林大學有個“山西基金會”就是美國政府用庚子賠款設立的。“山西基金會”的錢就用來資助辦銘賢學院,從30年代創辦就是用的這個錢。後來抗日戰爭了輾轉數千里逃到我們家鄉,我們家鄉最大一個姓曾的地主,他主動把自己一個寨子騰空,全部免費借給這個學校。這個學院就這樣一直辦了下來。

政權改制後它就變成了“山西農學院”和“山西工學院”,然後跟美國交惡後每年的這個錢就沒有了。那頭也沒有作任何解釋,我們這頭說“我們革命國家,誰要你帝國主義的臭錢”,就這樣從建國以後這個錢就斷了數十年。

到了改革開放初期,歐柏林大學的“山西基金會”派了一個工作人員,一個27歲的小夥子到中國大陸來,找到中國政府。問他有什麼事情,他說你們國家從前有個銘賢學院還在不在?哦,大家就告訴他說這個銘賢學院從建國後就遷回了山西,在它的基礎上辦了一個“山西工學院”和一個“山西農學院”。然後這個小夥子就去找,找到裏面一些老的教師,果然證明這是事實。考察後他就走了,也沒有說什麼話。

過了一段時間美國方面就正式派代表來,說是要接觸你們原來銘賢學院、現今是“山西農學院”和“山西工學院”的人,要撥一大筆款給他們。你想我們這邊的官員聽說有“美圓”來,那個積極性之高啊,馬上把工學院、農學院的黨的領導,黨委書記、院長每個單位派起代表團來。

但是一接觸沒有發現一個真正是原來銘賢學院的人。人家“山西基金會”說你們來的都是官員,我們要見銘賢學院的人。怎麼辦,怎麼辦?最後才想起山西農學院有個右派份子是原來銘賢學院的,於是去把這個掃廁所的教授老頭找來,說讓你加入我們這個代表團,你走在前面。結果人家還認得到他,從此以後每年20萬美圓就沒有斷過,10萬給農學院,10萬給工學院。

這樣大家才知道,原來儘管奪取政權後這個錢就斷了,但美國人一分錢都沒有動,全部拿來存起連本帶利增值了幾十年,現在就能夠每年拿出20萬給這兩個學校。這是我一個在銘賢學院讀過書的朋友講給我聽的,我聽了當時就哭起來了。

八國聯軍中沒有一個國家這樣做。其中最惡劣的有兩個,一個是日本,日本把我們賠的錢都拿去製造武器再來打我們;第二個就是俄國,極其無恥貪婪。而不久前我讀一個清朝派到美國去的人寫的筆記,當時的美國總統接見這名外交官時曾表示:有兩個國家想要侵略你們,一個是日本,一個是俄國。貴國受列強欺負,我們美利堅合眾國是同情你們的;我們希望你們要強大起來,一個強大的中國是符合美國的利益的。還有一個事情,就是八國聯軍走後,中國的賠款絕大部分不是給的銀子,根本沒有那麼多現銀。是通過什麼方式給的呢?是從中國的海關收入里每年扣出。中國總署由八國推舉的代表、一個叫赫德的美國人管理賠款帳目,赫德管理的帳目那是一清二楚。美國人在這方面的品行也為世所公認。

抗日戰爭爆發時我剛進小學,到我進初中的時候抗戰已經進入最後階段,也是最艱難的時期。我13歲那年曾經與其他同學一起去美軍的軍用機場,跟所有大人一樣參加勞動。一樣吃的是糙米飯,米湯是紅顏色有氣味的;一樣是八個人一桌,只有一小碗不見油花的鹽拌蘿蔔絲。就這樣修了一個星期機場。我們這些娃兒是怎樣想的呢?——再不出力國家就要亡了。因為從小我們的老師就跟我們講:一定不能當亡國奴!當了亡國奴就要像朝鮮人那樣,見到日本人來了就要立正鞠躬,日本人要騎馬還要墊背讓日本人踩着上馬。這就是亡國奴!因此我們從小就知道要愛自己的國家。當時國民政府也好、老師也好,要我們愛國從來沒有說過“愛國主義”這幾個字。你要知道,“愛國”成了“主義”,就是一種“學說”,一種學說是不含任何情感的。我們的老師說“要愛國”,余光中對我說“愛國是一種感情,不是一種主義”。我從小就是被這種感情所制約的。

後來這個機場修起了,我當學生親自看見這些美國飛行員從我家院子上空飛過,去轟炸東京,轟炸日本的鋼鐵城市八幡,有B-29、P-51(“野馬式”戰鬥機)、還有一種叫“黑寡婦”的戰鬥機。往往是早上看見一架架B-29編隊飛走,下午回來時都已經是打散的了。我親自見過有些回來的轟炸機,四個螺旋槳有三個都不轉了,就靠一個螺旋槳飛回來;還有的翅膀上被高射炮打穿的洞有桌子那麼大,透過洞看得見藍天。小時候看見這些飛行員只覺得他們很英勇,卻不知道他們中還有很多人早已葬身太平洋魚腹之中了。這些就是我們的朋友啊,死在這裡啦!這些死讓我無法釋懷。

另外我還要講講美國人的善良。我們中國人,我們貧窮,我們沒有自尊心,我們不爭氣——我們那麼多中國人,去偷機場裏面美軍的軍用品,美軍從來沒有來追查過。在我的家鄉,每天黃昏後地下擺的攤子賣的全是軍用品,賊貨。偷來的美軍皮靴、腰帶、衣裳、罐頭——連花生米罐頭都偷,最後就是美軍衛生用紙,一捆一捆的偷出來在那裡賣。任何美軍都沒有來追查,換了其他國家是做不到的。美國人單純天真,而且體諒窮人,曉得你們這個國家沒有辦法。

搞到什麼程度,連美國人的槍都要偷,流落出許多卡賓槍,美國空軍戰士用的那種短卡賓。是由於這些美國兵,他們自由散漫慣了,他們進食堂吃飯有個規定:不允許帶武器進入。所有卡賓槍都在食堂外的牆邊排成一排,結果吃了飯出來發現槍被偷了。偷了美國人還是就算了,說沒關係他又去領。偷美國人皮靴的情況是,美國兵的營房晚上睡覺他們要空氣流通不關門,第二天早上起來就哇啦哇啦鬧鞋子沒有了,於是再去領一雙。

後來我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所在的農場,靠近鳳凰山飛機場。那裡的農民對美軍也很熟悉。當時有個姓黃的老大爺是“貧下中農協會”的主席,屬於“無產階級”,黨很信任的那種人。他跟我擺起過去的事說:“美國人都是些瓜娃子!”我說:“咋個喃?”他說:“嗨呀,我們凈整他們!”說是美國空軍因為要有營養,就在天回鎮那邊買了許多雞,委託他們去熬雞湯。“我們只要燉的雞湯一煮開,就把整雞撈起來丟在潲水桶里,每天下午挑潲水走時美國人又不檢查,結果挑了幾十隻雞出來每天晚上在天回鎮賣白斬雞,嗬喲,吃的人還多得很!美國人居然還不知道,不是瓜娃子嗎?

另外還有我親自見到的一件事。在廣漢機場那裡有一個小娃兒——那個機場雖然是軍用的,但小孩進去美國人根本不管,我就進去很近的看過飛機——有一個小娃兒突然就丟失了,於是那些農民就鬧,說美國人把娃兒偷了。結果過了一個月那個美軍休假回來把娃兒帶了回來,給他換了一身新衣服,包包里還塞滿了美圓,送他回家。這些我親眼看見的事情,使我對美國人的單純善良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不管在朝鮮戰爭開始後說美國人咋個咋個的壞。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秦瑞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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