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看法早已明確。2017年的一份國家安全戰略文件稱中國是「修正主義」大國，試圖依照它自身的利益重塑國際政治秩序。考慮到北京的軍備、削弱美國的影響和力量的嘗試、對加拿大等美國盟友的報復，以及它的經濟行動，產生這樣的看法很自然。
如何回應則是更具爭議的問題。經過多年徒勞的對話和口頭協議，美國應該改變路線，開始切斷與中國的一些經濟聯繫了。這種分割可以阻止知識產權盜竊，切斷對人民解放軍的重要支持來源，並對涉及中國侵犯人權行為的企業問責。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些行業將會難以找到新的供應商或買家，而且有一些根基深厚的選民群體仍然支持與中國做生意。他們認為，任何後撤都可能威脅到經濟增長。但是，即使美國對中國的出口下降了一半，也只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1%的不到一半。減少中國進口的成本更難評估，但有多個國家可以替代中國產品，那些國家都不是我們的戰略競爭對手和貿易掠奪者。
中國猖獗的知識產權盜竊，以及要求在中國做生意的美國公司交出技術的行為，損害了美國的經濟和國家安全。這些行動威脅到美國在創新方面的相對領先地位及其軍事優勢。
即使是科技領域的非強迫性外國投資，也能增強中國軍事工業聯合體的實力，特別是自2012年習近平擔任中共國家主席以來，中國共產黨已轉向新的國防產業政策，翻譯成英文就是「civil-military fusion」（軍民融合）。其實，許多中國和外國的「民間」企業是中國軍隊及其科技工業基地事實上的供應商。在中國，居民和遊客受到持續不斷的視頻監控，在一項全新的「社會信用計劃」中，如果對黨的指令有不服從的行為，將會反映在信用評分上，可能影響到從購房到就業機會的一切事情。這些形式的社會控制經常使用西方公司開發的技術。
美國應該對與中國的經濟關係作出重大調整。全面的關稅毫無必要地損害了美國消費者和工人的利益，這不是正確的反應。但是，「讓市場發揮作用」的訓誡也不是。中國產業政策的扭曲、技術盜竊和軍隊現代化行動的規模太大，無法以如此流於表面的方式作為回應。當涉及到中國的時候，美國政府必須干預市場，儘管這種干預應該僅限於對國家安全、繁榮和民主價值觀真正至關重要的領域。
例如，美國政府應該與我們的盟友合作，對從知識產權盜竊和脅迫中受益的中國公司實施制裁。這是美國貿易代表於2017年8月根據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進行的最初調查的合理目標，但其所選擇的政策措施——關稅——關注的是貿易赤字，而不是知識產權的損失。
比起徵收全面關稅，我們更應該做的是，不允許美國企業與接受了竊取或脅迫而來的知識產權的中國企業做生意，也不應允許它們與我們歐洲和日本盟友的企業做生意。美國還應進行干預，阻止任何外國投資流入有助於中國軍隊，或有助於其國內鎮壓的技術領域，並限制任何與侵犯人權和軍隊現代化有關的中國公司進入全球市場。
採取這些行動需要美國安全機構收集大量情報，以及美國公司提供的關鍵信息。後者是很難獲取的：由於對中國報復的擔心，只有美國政府做出明確的、有兩黨共識的、長期的承諾，外國商界才會合作。儘管美國必須在必要時採取單邊行動，但日本、德國和英國等盟國的合作將使這些措施更加有效。這些國家在中國有自己的利益。如果像特朗普政府威脅的那樣，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對歐盟和中國實施制裁，會讓它們產生共同的目標，那將是很不明智的。
之前美國對中國施加影響的努力，比如被放棄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未能有效遏制中國的經濟侵略。與盟國合作，直接解決中國的不當行為，才能做到這一點。
這一切意味着中國將處於美國國際經濟優先事項的首位，並將保持多年，而美國與盟國的貿易爭端都不應被誇大或做出過度反應。
本屆政府對中國表現出了一些良好的直覺，但它決不能被北京下一輪虛假的經濟承諾分散注意。保護創新不被中國竊取將使美國更強大。阻擊中國的安全機構，則會讓中國政府為其對外侵略和對內鎮壓付出更高昂的代價。
中國是我們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也是我們的戰略競爭對手，我們對待它的方式，應該和對待那些與我們有爭執的友好國家有所不同。如果華盛頓希望全球自由市場發揮作用，就必須進行干預，以遏制北京的好鬥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