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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維健:吳敬璉最後忠諫速遭封殺 換掉習近平不是辦法

——吳敬璉的最後忠告遭遇習近平堅決不改

吳敬璉先生所提的問題個個到位,但他只是提出問題,卻沒解決問題的方案。實際上方案很簡單,就是共產黨下台,實行民主憲政。

吳先生的十大忠告,針砭時弊,處處到位。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是,習近平的堅決不改我們怎麼辦。黨內有識之士可能認為換掉習近平,讓有改革決心的領導人上去。當時人們也是把這樣的希望放在習近平身上,結果如何。難道中國還要在搞一個領導人來,再十年八年的。除非改革派出現戈爾巴喬夫式的領導人,解散共產黨實行憲政。否則中國不能再等了,中國追尋憲政已有百年,被中共共產革命耽誤阻斷了。

下面我按吳敬璉先生的十大忠告提出自己的看法。

1.真刀真槍地進行改革,這是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人的希望。改革的進程從來不會一帆風順,曲折起伏是必然的。但建立市場化、法治化的社會是大勢所趨,除此之外,中國別無出路。在此關鍵時刻,我們毎個人都要做出努力。

真刀真槍的改革,也就是前段時間所說的改革已致深水區。最近習近平所說該改的我們都改,不該改的我們堅決不改,什麼是堅決不改的呢,就是觸及到中共一黨專政,觸及到權貴利益集團的都不能改。但是只要習所說的不該改的東西不改,改革不但中途而廢,而且已經改的還會重新改回來,習近平上台以來的倒行逆施就說明了這個問題。

2.為了避免社會危機的發生,必須當機立斷、痛下決心,真實地而非口頭上推進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實現從威權發展模式到民主發展模式的轉型。在我們看來,這是中國唯一可能的出路。

吳敬璉先生說得非常正確,市場化,法制化,民主化是中國唯一的出路。市場化在中共建政以前就有了。法制化,民主化,特別是民主化,中共是打着民主化的旗號推翻國民黨政權的,但當他建政後,卻建立起一個比國民黨政權更為專制的政權。國民黨政權民主是多與少的問題,共產黨政權是民主有無的問題。

3.毫無疑問,對於改革的理論和實際問題進行自由而切實的討論,或者如科斯所說“思想市場”的建立,是改革向前推進的必要前提。在一個萬馬齊喑的環境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這也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者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已提出、並得到實踐證明的看法。將它放在全面深化改革當下依然具有現實意義。改革,從來都是在不同理念、思想、方案之間的碰撞、砥礪和互補中前行的。

吳敬璉提到科斯很重要,作為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他曾寫了一本《變革中國》的書他提出了思想自由對市場經濟的重要性,也就是說,他已看到了中國的經濟改革的跛腳,中國的經濟改革因沒有思想的自由,而無法實現真正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前提是思想自由。

4.蘇聯式的意識形態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還是非常強烈的,這是一個沉重的包袱。下一代是不是好一些呢?不見得。它有一個很大的向題,是思維方式的慣性還在繼續。我們的教科書、各種論證材料,對這種蘇聯式的意識形態沒有經過徹底的清理,所以它還是有力量的。有些人依然可以打着這個旗幟來反對改革。

中國受蘇聯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中國的國家體制都是仿照蘇聯的。中共雖然在五十年代後期就與蘇聯鬧翻了,但中共領導人包括中國的知識分子都有很濃的蘇聯情結。習近平對蘇聯的解體說了一句大家都知道的話;竟無一個是男兒。就是這種情結的反映。實際是蘇聯人民個個都是男兒,他們恨透了蘇共給蘇聯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他們在關鍵時刻站在正義的一邊。戈爾巴喬夫,解散蘇共,葉利欽登上坦克振臂一呼,不是真男兒嗎?中國就缺少這樣順應歷史,關鍵時刻作出決斷的真男兒。

5.在中國的條件下,從尋租活動中取得巨大利益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利用手中的權力和與論工具竭力把社會拉向極右的方向。如果沒有力量阻斷這種進程,國家資本主義十有八九就會演化為權貴資本主義,即官僚資本主義或所謂封建的、買辦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中國為何沒有力量阻斷國家資本主義演化為權貴資本主義。最重要的一點是共產黨壟斷了一切權力,而國家資本主義演變到權貴資本主義是他們在文革中痛定思痛的負面結果,就是理想主義是個屁。有一句當時非常流行的話,叫作“有權不用過期作廢”。於是幾乎所有的中共官員的家庭以改革之名,一夜暴富,他們成了新生的地主,富農,資本家。他們認為這些是他們應得的,是父輩提着腦袋革命的結果,革命是買了原始股。完全反叛了當年革命的意義。

6.如果進一步強化國家對經濟和社會的管控,放任行政權力干預市場,並且通過理論包裝使其得到某種正當性,將是相當危險的。沿着這條道路前行,中國能夠得到的,絕不是什麼“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只能是國家資本主義和權貴資本主義。

不是危險,現在已經是這樣了。中共領導人即使有這樣的認識也很難改。因為他們是既得利益主義者。

7.中國是一個有長期專制主義傳統的國家,又經歷過長期列寧-斯大林式政治經濟制度的實踐,實現這種轉型的任務尤為繁重和艱巨。雖然中國經濟體制的市場化已經取得了進展,然而市場經濟作為一套配置稀缺經濟資源的機制,需要其他方面制度的配合和支撐。否則,市場自由交換的競爭秩序就得不到保證。權力的介入還會造成“叢林法則”支配經濟活動,使整個經濟變成了一個尋租場。

目前中國是半市場化,中共也很難倒退到完全計劃經濟。中共很滿足於半市場化,因為沒有這個半市場化,中國經濟就垮了。用半市場經濟維持中共政權。中國當年從計劃經濟到半市場化,是因為中國經濟要崩潰了,現在又要收縮市場經濟,因為中國經濟好起來了。一當經濟再壞下去,他們會增加市場經濟的成份。中共既是利益主義者又是機會主義者。只要能保住政權,什麼都可以做。

8.近些年來由於政府不斷干預微觀經濟活動,使權力而不是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主導力量。失去自由競爭的市場只能是一種貌似市場的“偽市場”。要建立現代的市場經濟制度,這個問題必須得到解決;

這一條基本與上條相同。現代市場經濟與權貴集團的利益是相矛盾的。

9.近年來出現了這樣一個“怪圈”:壟斷和行政權力對資源配置及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造成尋租基礎擴大,並導致腐敗蔓延;但在錯誤的輿論導向之下,罪責卻被強加在市場化的改革身上,進而成為加強行政干預和國家壟斷的理由。

其實腐敗是由半市場經濟造成的。如果全市場經濟加基本私營經濟,腐敗就很難產生。因為權力在市場經濟中產生不了作用,而腐敗依仗的是權力,腐敗的也是權力。

10.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的任務已經基本實現,是高估了經濟改革的成就。實際上,連已經寫在文件上的經濟改革要求,也有許多並沒有實現。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1992年以後重啟的改革,存在的一個缺陷是,不再像20世紀80年代那樣,把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並提。正如小平在1986年講過多次的,“不改革政治體制,經濟改革也搞不通”。目前經濟改革的落後的方面,像國有經濟的改革,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改革,都無不與政治改革、政府改革滯後有關。

雖然鄧小平講過不改革政治體制,經濟改革也搞不通。但是說是這麼說,做並沒有這樣做。對於中國權貴來說,千萬不能有政治改革,政治體制一改革,他們的利益全沒了,得到的利益可能也保不住。民主是全民得利,專制是少部分人得利。但權力是掌握在這些少數人手中的,搞民主經濟上是向這些人動刀分利。政治上是權力受到監督,還可以換人來做。

吳敬璉先生所提的問題個個到位,但他只是提出問題,卻沒解決問題的方案。實際上方案很簡單,就是共產黨下台,實行民主憲政。中共體制內的人總是希望在不觸動中共領導之下改變中國,但這基本上是幻想。習近平在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大會上已經說了,不該改的我們堅決不改。吳敬璉先生所提出來的十個問題,就是習近平堅決不改的十個方面。吳敬璉的十條也迅速遭到封殺,只說明習政權根本不理你的建意。老先生要不是在黨內有着資深的地位,恐怕不僅僅封殺建議那麼簡單了。

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是,習近平不改我們怎麼辦。黨內有識之士可能認為換掉習近平,讓有改革決心的領導人上去。但當時人們也是把希望放在了習近平身上,結果如何。難道中國還要在搞出一個領導人來,再試十年八年的。

改革開放四十年,換了三代領導人,這三代領導人的所作所為,一再告訴我們,只有解決中共的問題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解決中國的問題只有靠中國體制內外的有識之士,共同起來推動中國的民主憲政。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來源:BOXUN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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