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末年初，往往是盤點和預計的時節，再加上最近最高領導層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講話，讓不少中國觀察家去討論下一步發展，尤為重要的是：到底還有沒有改革開放？或者改革已死？
事實上，稍微對中國近些年態勢有所觀察的人都應該很清楚這樣一個事實：改革早就已經死亡。今天存在的改革，或者說你口中所說的改革，與他口中所說的改革，早就成為形同陌路，早就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偽改革」，或者用中國知名學者朱學勤的話就是「二手改革」。
而即便如此，也必須要注意到，「偽改革」話語在中國今天仍然是主流話語，包括了主流群體的企業家、知名黨內外知識份子。主流群體試圖想回到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是近年來最主要的思潮。
從許章潤保衛改革開放到張千帆言論自由、郭於華社會共識
我們以北京清華大學知名教授許章潤為例，就不斷提出重回「改革開放」年代，他甚至於提出要保衛改革開放，他希望開明專制，在不觸動一黨執政的基礎上，能儘量帶給國家與人民希望，比如可以保障公民安全和言論自由等。
再比如中國知名法學教授張千帆在一篇《超越改革開放——中國法治40年進步與局限》一文，雖然裏面也擺出了不少當下問題，但他在文末提出「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都有實質性改善，唯獨選舉權四十年原地踏步。」
很明顯，張千帆教授這句話是胡說八道、脫離現實。任何一個活在中國的人，都非常清楚，幾十年來從來都沒有過真正意義上的言論自由與信仰自由。
一個人可以因為言論問題，被通緝被抓捕被送進監獄，這一點不奇怪。單單說2018年，我們就看到最出名的兩個人，一個公民因為一篇文章批評了一家鴻茅藥酒，就被關進監獄數月，另一個是一位媒體人因為一篇小說被指影射了知名企業伊利股份，也被關進去數月。這兩個案件同樣都引發全國範圍內討論、關注。
張千帆教授何以睜眼說瞎話呢？更殘酷點說，原本就沒有言論自由的中國，近年來的說話尺度被不斷收緊。這恐怕是社會共識。
至於信仰自由方面，那就更不存在了。比如最近四川成都數十名基督徒被抓捕，這裏面包括了在國內國外較高知名度的王怡牧師。
實際上，信仰自由一直都無時無刻不受到當局部門的嚴密管制，從來只是相對意義上管制的松和緊的問題，而今，毫無疑問屬於更緊了。
因此，張千帆教授的何不食肉糜多少顯得很不熟悉中國。當然，張千帆教授一直以來很多觀點也確實指出了中國問題的關鍵所在，這一點不容否認。
而另一位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郭於華在最近一篇文章中也談到《改革40年，中國社會需重聚共識》。通讀郭教授文章，跟張千帆教授也一樣，很多問題雖然都講到了，但並沒有給出真正意義上貼近於現實的解決路徑。
郭於華教授的語言話語仍然不過是重複了10年前、20年前的改革共識思維，她最大的問題是，分不清今天跟當年的差別。
鄉愿的改革開放從來只是幻想今天夢被打臉
當年的改革共識，在於經濟上剛起步，人們對於生活與國家的希望積極向上。但2008年之後，中國社會的不斷極化，幾乎所有問題的充分暴露，人們對前途的迷茫，對安全感的極其重視與不安，改革口號僅僅是經濟意義上空談，現實中，貧富差距加大、社會不公不義加劇，個人自由與政治權利才是一切問題的根源。
而且，郭於華教授的共識論，更大的認知錯誤，還在於到底讓誰去共識誰？讓民間去共識官方？還是讓官方去共識民間？而且，這裏面還要具體細分。因此，談論的問題是老問題，給出的答案是錯上加錯。
總之，今天看來，中國主流公共知識份子對於未來何去何從，對於改革開放一詞的定義充滿了鄉愿心情。這個鄉愿，說現實點跟體制是不謀而合。體制忽悠你說，堅持改革開放，然後這些主流公共知識份子說保衛改革開放、重回鄧時代。
筆者想問的是，這些公共知識份子難道都忘了鄧時代的改革開放恰恰造成了今天中國社會的全方位扭曲嗎？市場機制缺陷，法治不彰，這就是問題本身，為什麼還要回到問題根源那想鄧呢？這還不包括鄧在1989年的巨大責任問題。
今天中國主流知識份子是不是習慣健忘與遺忘的一代？或許他們都習慣活在安逸中，他們對待社會一切不公的最大方式就是消極自由，他們希望全社會跟着自己的步伐一起消極，一起等待改革開放夢，任何的極化、爭論包括對他們的批評，他們習慣稱之為「革命黨」、「口炮黨」，似乎反對他們的奴化思維，就是要置中國於水火。
不過，這些中國主流知識份子註定是會被拋棄掉的，註定只能活在10年前、20年前，無法走入歷史未來。同樣是改革開放，還是沒有國家領導人最近在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講話時說的實在：「不該改的，堅決不改。」
這句話是對改革開放幻想者最大的打臉。這才是真實話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