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洋洋15,000字，中共又有一次為自己歌功頌德的機會，除了所謂改革開放證明「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是完全正確的」等陳腔濫調外，也有一些新的提法，不妨談談我的學「習」體會。
習說「改革開放是我們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正是這個偉大覺醒孕育了我們黨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說偉大覺醒，讓人眼前一亮，意味之前是沉睡的，浪費了大好時光，這豈不是用改革開放的後40年否定了之前的30年？習近平又自我打臉了。說到偉大創造，至今還在摸着石頭過河，創造在哪裏？鄧小平的不爭論是零創造，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和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都是自我化妝，而習氏的特色社會主義更加不知所云。
哲學家海耶克認為，文明不是人的設計或意圖的結果，社會秩序是基於人性而在自發演進和擴展中形成，中國的改革開放正是基於老百姓人性中求變和渴望自由的結果，而不是中共設計並且恩賜給老百姓的禮物。40年前安徽小崗村農民寫血書要求包產到戶，這顯然不是中共的創造。猶如你之前被歹徒捆綁，現在他鬆掉了一些繩索，這不是創造，農民們不過是恢復行使自己應有的自然權利，更不能算作是歹徒的功勞。
習還說，「我們要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就要有志不改、道不變的堅定」、「沒有可以對中國人民頤指氣使的教師爺」。顯然，這裏的「自己」，不是指中國老百姓，因為他們都沒有選票，談何掌握自己的命運。中國掌控在中共「自己」手中，難怪習近平可以斬釘截鐵地說：「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什麼該改什麼能改，中共這個教師爺認為自己說了才算。
中共不能倒的迷思
紀念改革開放40年，無疑要擴大人民的自然權利，並且對那個仍然繩索在手的中共保持警惕和進行抗爭。今天的開放含義與40年前大不相同，那時候說要思想開放，現在則要制度開放。因為在互聯網時代，思想開放的技術性條件日益成熟，中共想不開放都難，除非睜眼說瞎話。如此反襯了制度開放的逼切性和重要性，中美貿易戰是促進制度開放的外因，而內因則要看朝野上下的政治惰性何時以及如何扭轉。
中國朝野的政治惰性，基於一個廣為流傳的假設：中國沒有了中共領導將會大亂。數年前，香港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就說過，若中共垮台，中國只會陷入災難。我一位很普通的中國朋友也認為，中國需要獨裁，否則人與人之間的紛爭無法解決。中國老百姓就那麼可怕，那麼不可信任嗎？
看來，要保持對中共反覆強調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首先要解決的是對人民的自信，人民對自己都不自信，其他自信都是自欺欺人。從表面上看，很多中國百姓包括香港市民都是保守主義的信徒，如美國政治理論家羅素‧科克在《審慎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rudence）一書中描繪的那樣：「在熟悉的魔鬼和陌生的魔鬼之間，他們選擇前者。」難道自由民主制度，真是一個陌生的魔鬼嗎？
當然，這與中共將自由民主描繪成邪路和魔鬼有關，但他們又紛紛將自己的子女和財產通過邪路運出中國，交給魔鬼。這種口是心非的伎倆，讓人們看清中共通過經濟開放，釋放一些既得利益給世界，前提是你必須對一黨獨裁閉嘴，政治控制成了中共勒索的贖金。多行不義必自斃，綁匪張子強得到數億贖金後，放過李嘉誠的兒子，但最終仍伏法。改革開放40年，中國百姓包括香港市民，對中共這個「熟悉的魔鬼」還能忍耐多久，歷史一定會作出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