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在地方上常設八個總督，計有：直隸總督、四川總督、閩浙總督、雲貴總督、陝甘總督、湖廣總督、兩江總督和兩廣總督。其中直隸總督主要管着河南、河北，閩浙總督管着福建、浙江和台灣，雲貴總督管着雲南、貴州，陝甘總督管着陝西、甘肅和新疆，兩江總督管着江蘇、江西和安徽，兩廣總督管着廣東、廣西和南海諸島。這些總督，個個可謂手握一方重權的封疆大吏。
總督的工資
雖然總督是最大的地方官，但是他們的工資卻不高，從康熙年間到光緒年間，總督的年薪都一直是120兩銀子。清朝一兩是37克，120兩就是4440克，按照現在的白銀牌價，折合人民幣不過幾萬塊錢，還沒有現在一般的白領中產掙得多。
不過別忙，120兩隻是總督的基本工資，除了這一項收入，他們每年還有各種固定補貼，光餐飲補貼（當時叫做「蔬菜薪炭銀」）就有180兩，此外還有辦公補貼（「心紅紙張銀」）288兩，服裝補貼（「案衣什物銀」）60兩。三項補貼湊一塊兒，總共是528兩，是基本工資的四五倍。
另外，身為級別最高的地方官，總督們還大多封有爵位，有爵位就有爵位工資。清朝定例，公爵當中的一等公，每年能領爵位工資700兩，糧食補貼350石；伯爵當中的一等伯，每年能領爵位工資510兩，糧食補貼255石。像雍正年間的陝甘總督年羹堯就是一等公，乾隆年間的兩廣總督孫士毅也是一等公，他們倆每年都有700兩的爵位工資和350石的糧食補貼。清朝中後期的正常年月，一石糧食跟一兩銀子是等價的，所以350石的糧食補貼可以視為是350兩銀子。
那麼好，120兩的基本工資，加上528兩的固定補貼，再加上700兩的爵位工資，再加上350兩銀子，現在一個擁有一等公封爵的總督每年就能領到1698兩了。
每年收入1698兩銀子，擱普通人身上，絕對是高薪，花起來絕對綽綽有餘。因為在乾隆年間，小商販、私塾教師、能工巧匠和富裕農民這四個行當的平均年收入都只有四五十兩銀子。
總督的補貼
年收入不到兩千兩，雇師爺就得花幾千兩，難道總督竟然是個賠本買賣嗎？當然不是，咱們還有兩項大收入沒給總督們算進去，那就是火耗和養廉銀。
「火耗」類似以前農業稅還沒取消時的村提留、鄉統籌和縣統籌，也就是地方官私自在正稅上另行加征的附加稅。以廣東省新會縣為例，早在康熙年間，這個縣每年的農業稅指標是48000兩，可是縣太爺心狠手辣，在這個指標的基礎上加收「二分四的火耗」，即讓農民多交24%的稅，這一多交，11520兩的灰色收入就到手了。
縣太爺不敢獨吞這筆灰色收入，按照官場慣例，他得把其中的三分之一分給下屬，另外三分之一交給上司，剩下三分之一揣進自己的腰包。交給上司的那三分之一通常是層層分配，道台分一筆，知府分一筆，按察使和布政使分一筆，巡撫分一筆，最後總有一筆打進總督的私賬。單是一個縣的火耗，並不能給總督帶來多少進賬，問題是總督管着幾個省，每個省都有幾十個乃至上百個縣，每個縣都給總督做點兒貢獻，所謂聚沙成塔聚土成山，涓涓細流匯成大海，加起來就非常可觀了。
「養廉銀」是雍正時開始推行的制度，雍正搞的是火耗歸公，把村提留鄉統籌之類的附加稅統統變成正稅，把不合法的變成合法，把官員的私賬變成公賬，把各級地方官坐地分贓式的火耗變成他們應得的補貼，這個補貼，就叫養廉銀。
各級官員私分火耗，極可能分贓不均，譬如甲地官員心狠，火耗加徵到30%，那麼從知縣到總督就能多分一些；而乙地官員心不夠狠，火耗只征10%，那麼從知縣到總督就只能少分一些。而養廉銀是有明確規定的，每個官員該拿多少都有指標。以乾隆七年（1742年）為例，兩廣總督策楞的養廉銀指標是15000兩，跟湖廣總督持平，但比閩浙總督的21000兩、四川總督的30000兩少得多。同樣是總督，養廉銀拿的有多有少，是因為各地的工作任務和接待任務不同，工作繁忙的地區和接待任務比較重的地區，為了彌補當地總督的額外開銷，就得多給一些養廉銀，反之就要少給一些養廉銀。
兩廣總督合法年收入16698兩
現在我們算算兩廣總督一年能拿到多少合法收入：基本工資120兩，固定補貼528兩，爵位工資700兩（這裏假定兩廣總督都有一等公的爵位），糧食補貼350兩（石），養廉銀15000兩，總共是16698兩。鑑於火耗是灰色收入，而且在雍正以後被養廉銀替代，所以不把它算進去。
有句老話人所共知：「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在清朝做一年知府就能進賬三四萬兩，而比知府級別高得多的總督一年只掙不到兩萬兩，這裏面肯定有問題。什麼問題呢？我們只算了總督的合法收入，沒算他們貪污的錢。
乾隆年間有個兩廣總督叫李侍堯，兼管着廣東的食鹽專賣和海關稅收，他從鹽商那裏得到的年禮是兩萬兩，過生日的時候又能收兩萬兩，你看，過一個年，過一個生日，4萬兩銀子就到手了。乾隆曾經要查封廣東十三行，李侍堯勸乾隆不要查封，十三行的商人們表示感謝，集資送禮，給他送了10萬兩的大紅包。早在南北朝時，廣州刺史到城門口轉一圈，就有3000萬文的進項，我看清代兩廣總督的收入不亞於此。
坦白說，跟其他總督相比，李侍堯還算不上貪官，起碼他不主動伸手要錢，更不挪用公款和善款。後來李侍堯轉任雲貴總督，被乾隆發現有貪污行為，逮了起來，想殺掉，又不捨得（李侍堯是能力很強的幹部，很受乾隆賞識），讓百官評議，有個官員說：「李侍堯貪那麼點兒錢，算是清廉的了。」於是乾隆改判李侍堯死緩，沒幾年又讓他做了閩浙總督。
有的總督非常無恥，距李侍堯遠甚，譬如光緒年間山東鬧災，朝廷號召其他省份的老百姓為山東災民捐款，四川人紛紛解囊，捐款匯往山東之前，竟被四川總督奎俊拿走6600兩！幾年後四川又鬧災，朝廷發放賑災款，其中5000兩又被奎俊裝進腰包。
總督們一年究竟有多少收入，目前見不到確切的數據，美籍漢學家張崇禮教授估計的數字是18萬兩左右，竊以為估得太低了。清朝末年，湖南湘潭縣流傳一句話：「不貪不濫，一年三萬。」指的是一個知縣一年的最低收入就有3萬兩，那總督呢？同治年間，廣東海關監督崇禮貪污了幾百萬兩，他家裏一個姓王的僕人一年的進項就有幾十萬兩，海關監督的官階比總督要低，總督貪污的數額可想而知。
清代的官員似乎頗精於以財生財之道，他們貪了錢，一般不會蠢到存進錢莊，他們或用親戚的名義放高利貸，或用親戚的名義經營房地產（康熙朝大臣高士奇就是一例），或向官商合營的鹽業入股，每年分得大筆紅利（袁世凱的從祖父袁甲三就是一例），哪怕最沒有經濟頭腦的官員，也懂得買地收租，投資於細水長流的種植業。不管怎麼投資，都能讓錢生錢，都能讓他們的贓款變得更多，更驚人。
當然也不排除有極個別清廉的官員，像李侍堯之後若干年繼任兩廣總督的孫士毅，家裏「不名一錢」。可惜這樣的清官少之又少，比華南虎都稀缺。
清官之所以稀缺，不是因為廣大官員缺乏憂患意識、節儉意識，也不是因為他們缺乏學習（康熙、雍正和乾隆都喜歡親自撰寫「聖訓」，而是因為制度上出了大問題。
最明顯的制度問題是坐地分贓：知縣收了火耗，得分給上司，總督貪了巨款，得花給皇帝。剛才說過李侍堯貪污，我想再補充一句，乾隆給母親過大壽，要造金髮塔，缺1200兩黃金，又不想從國庫里出錢，最後是讓兩廣總督李侍堯埋的單。按當時金銀比價，一兩黃金等於20兩白銀，1200兩黃金就是24000兩銀子，李侍堯一年的合法收入還不到兩萬兩，你讓他埋單，他肯定得貪。
總督的支出
可是對總督來說，每年的銀子根本不夠塞牙縫兒的，因為他們的開銷太大。
這裏先說一項開銷：聘用師爺。從晉朝到清朝，雇師爺一直是官場定例，能力再強的官員，也得雇上一個或者多個師爺，讓他們幫着記賬、斷案、草擬奏章、代寫詩文、出謀劃策、迎來送往和處理日常通信，例如東晉時江州刺史桓玄就雇過陶淵明當自己的師爺，明朝時閩浙總督胡宗憲雇過徐文長當自己的師爺，清朝時兩江總督尹繼善雇過曹雪芹當自己的師爺，福建巡撫張師誠雇過林則徐當自己的師爺，湖南巡撫駱秉章雇過左宗棠當自己的師爺，還有淮軍將領吳長慶，雇過晚清狀元兼著名實業家張謇當自己的師爺。
師爺他們沒有編制，不吃財政，其薪水統統由僱請他們的官員掏腰包發放，而且薪水還都不低。像林則徐還沒有做官的時候，給福建巡撫張師誠當師爺，張某每年發給他幾百兩銀子。當時同在福建巡撫衙門當師爺的不光林則徐一個人，管記賬的，管徵稅的，管寫信的，管斷案的，加起來共有14位，即使每人按300兩年薪估算，一年也得開銷4200兩銀子。前面咱們說過，總督比巡撫級別高，所聘師爺的數量和質量至少不會比巡撫差，所以光在雇師爺一項上，一年不花幾千兩銀子是不可能的。
跟康熙南巡相比，乾隆讓李侍堯埋的單還是個小數目，當年康熙多次南巡，多次住進曹雪芹家，還有太后皇后宮女太監以及大內侍衛和文武百官一大票人，吃喝拉撒都在曹家，擴建和裝修房子不算，光招待費就得幾十萬兩甚至上百萬兩，這錢誰出？曹家出。
曹雪芹的曾祖曹璽做的是江寧織造，每年基本工資只有130兩，另有工作津貼108兩，養廉銀為零，而且當時國庫空虛，實際上工作津貼一文不發，基本工資還要減半，曹璽一年能領到的合法收入只有65兩，甭說招待皇帝，連一家人餬口都不夠。
事實上康熙對曹家的貪污持默認態度，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做巡鹽御史時，曾經在奏摺里明確指出，「巡鹽所得余銀，每年約五十五萬、六萬兩不等。」即一年能貪55萬兩到56萬兩之間，康熙讀了這道奏摺，毫不生氣，因為他知道曹家貪的錢最後又花給皇帝家了。
皇帝家的開支是很厲害的，康熙修避暑山莊，乾隆修圓明園，慈禧過大壽，僅宮廷預算絕對不夠花，動用國庫的錢又違反祖宗成法（清代的宮廷財政和國家財政是兩筆賬），直接從老百姓身上搜刮（漢朝皇帝喜歡這麼做）則有傷他們「愛民如子」的形象，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讓封疆大吏們買單。封疆大吏不會生錢，只能讓下級官員買單，下級官員又只能讓老百姓買單。每一級官員都有雁過拔毛的規矩，每一道買單程序都是在層層加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