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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時代開始的社會制度決定了——我們生而貧窮

——窮孩子看不到詩和遠方

今天無數的底層孩子與高等教育無緣,成了血汗工廠的一分子,而無數的中產階級的孩子則在高考的獨木橋上廝殺,拼個你死我活,其實這兩部分人的最終結果本質相同,不同的是做一個高級打工仔還是低級打工仔而已。對於那些極個別的幸運兒而言,曾經的窮孩子標籤不是你恥辱的標記,不是你成蝶之前的蛹,那應該是你那階級的根。如果你迷失了自己的根,慶幸自己終於脫離了苦海,那隻能說明你是一個雖然讀了很多書但仍然知識很貧瘠的人。

網上有一句流行語:‌‌‌‌“我奮鬥了十八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道出了窮孩子出身的都市白領的不平與無奈。對於說這話的人,我要恭喜他,因為他畢竟實現了‌‌‌‌“中產夢‌‌‌‌”,獲得了與富孩子同等的社會地位,儘管付出了比富孩子多得多的努力。然而我要說,他的‌‌‌‌“中產夢‌‌‌‌”對於絕大多數窮孩子來講,很可能是一個永遠也實現不了的夢,因為不是幸運之神不肯垂憐窮孩子,而是我們的社會制度決定了——生而貧窮。如果你有幸脫離了窮人階層而獲得上升的通道,那只是因為你如同中了大獎,在一個小概率事件中幸運地勝出,對於絕大多數與你相同

境遇的窮孩子來說,屬於他們的命運早就在出生的那一刻已確定。

我們的社會機制就如同一組強大的篦子和篩子,將許許多多窮孩子篦了又篦、篩了又篩,除極少數漏網之魚外,絕大多數被一層一層的篦和篩剔除出了光鮮的主流社會,打入了苟延殘喘的社會底層。

在各種有形與無形的篦子和篩子之中,有一個極其明顯而又非常關鍵,那就是教育制度。一般來說,城市教育比農村教育質量高,而一般農村又比偏遠農村好,如果你極其不幸地出生於偏遠農村,不要說享受良好教育,很可能有受教育的機會都是幸運。那些大山裡面的孩子,有的村子附近根本沒有學校,如果要上學得走十幾里、幾十里的山路,即便附近有學校,很可能也只有‌‌‌‌“郜艷敏‌‌‌‌”式的老師勉為其難地維持着基本的受教育權利。又則,即便你艱難地努力着不至輟學,但是你的學習生涯又能走多遠呢?假如你生在一般的農村,或者離城鎮不至太過遙遠,且如果你父母健康,有一份穩定的打工收入,那你可能被家裡送到鎮上學校接受質量更好的教育,否則,就只能在農村接受低質教育,而農村學校早已不再是當年跳龍門的蓄水池,而是一潭絕望的死水,在那裡就讀的學生基本上就是放任自流的野草,不過是讓自己長壯實一點,以便日後充當城市打工的廉價勞動力,農村學校本質就是農民工養成基地。其中很多學生都沒有熬到小學或中學畢業,就匆匆加入了進城打工的大軍。

又即便到了城鎮上學,雖比那些在農村讀書的孩子來說你是幸運的,可是也並不一定代表你有更好的明天。因為城鎮的學校甚至比商店的商品還明顯地分為不同的檔次,不同的檔次教育質量天差地別,還有那些因為所處不同地區、不同城鎮級別形成的整體教育水平的高下,使所有的學校都有一個明確的排名,如果你所處排名靠後的學校,對不起,那麼你離重點中學、進而離大學之門就必定無限遙遠。現在一些城市說起來對農民工子弟入學敞開了大門,而這些敞開大門的學校基本上就是這些排名靠後、被城市中產階級拋棄的質量低劣學校,正好城市中產階級的孩子不願讀,讓農民工的孩子來填補。城市中產階級的孩子一般讀排名中間的學校,他們不是不想讀排名靠前的名校,一是經濟能力還達不到,比如買不起價格昂貴的學區房,付不起高昂的學校收費;二是關係還不夠硬,沒有很好的進名校的疏通渠道。也有一部分中產階級通過各顯神通,進入了名校的,他們的孩子是幸運的,而另一部分中產階級的孩子就只能無奈地呆在非名校。而對於城市底層和農民工來講,就不存在中產階級這樣的煩惱,因為他們別無選擇。中產階級的上層經過一番周折,可能把自己的孩子也送進名校,而對真正的權勢者來說,其子女進名校那就像普通

人吃飯一樣,根本就沒有中產階級的糾結和費勁。如此,從幼兒園到小學、初中、高中,經過篦子一次次地篦過、篩子一次次篩過,出身下層的孩子除了極個別天才人物能考入重點大學之外,其他絕大多數註定與正規大學無緣(現在野雞大學倒很多,而野雞大學往往又是吸窮人血的又一個剝奪者),一部分能讀正規普通大學就不錯了。所以不少大學校長、大學教授感慨,現在的重點大學,農村的孩子幾乎絕跡,而城市普通勞動家庭出身的孩子也越來越少。

現在的教育制度,就是將所有出身不同的孩子進行嚴格分層的制度,現在的教育機制,就是將出身不同的孩子塑造成不同社會階層和階級分子的機制,它已然失去階層流動功能,至少這種流動是愈加凝滯了。三十多年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將原來一個幾乎沒有階層差異的社會改造成了今天這個不僅階層差異巨大、幾近撕裂,甚至還呈現階層固化的社會。教育制度所起的作用顯而易見,這不僅是中國社會變化的因,也是中國社會變化的果,是整個中國社會翻天覆地大變遷的一個引人注目的部分。

人們往往把這種變化歸罪於教育產業化的政策。從表面看,教育產業化的發展一步步將教育資源的失衡推向極致,所有的優質教育資源向有權有錢者集中,因為所謂的產業化就是要講經濟效益,怎樣做經濟效益最大?顯然不是為窮人服務而是為富人服務經濟效益最大,而金錢和權勢本來就是孿生兄弟,權錢聯盟自然壟斷了有限的優質教育資源。不要再講什麼學校是培育幼苗的花園,學校早就成了鍛造不同階級標籤的人力商品製造工廠;也不要再講什麼老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教師就是一份混飯掙錢的職業。不是學校和老師要變,而是社會塑造的結果,一定程度上講也是資本化、市場化社會發展的必然。

還有被人詬病的應試教育,本就是與精英社會配套的社會機制,就是現代的‌‌‌‌“科舉制‌‌‌‌”。古代有‌‌‌‌“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說法,實際上真正的‌‌‌‌“田舍郎‌‌‌‌”是永遠沒有機會‌‌‌‌“登天子堂‌‌‌‌”的,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受教育的機會,連養家糊口都顧不過來,哪有閑錢閑時讀書應試?現代社會對於教育的進步意義其實表現在,幾乎每個人確實都有了受教育機會,但背後享受教育資源的巨大差異,仍然把各自鎖定在了他們所屬的階級地位里,這樣與古時作為文盲的‌‌‌‌“田舍郎‌‌‌‌”不同,現代教育對於普通勞動者來講,培養的不過是具備一定基礎知識的‌‌‌‌“勞動力‌‌‌‌”而已,因此也就能夠更好服務於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社會規則。

有人說,應試教育制度再怎麼不好,起碼為窮孩子提供了一個上升的可能,總比門閥制度要好。如果連應試教育也沒有,那麼窮孩子連一線希望也沒有了。實際上這正是接受了精英富人的觀念,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成為精英富人。不錯,也許有極少數的窮孩子能夠獲得上升,和富人的孩子坐在一起喝咖啡,可是你的上升不能代替你原所屬階級的上升,反而對你原所屬階級有害,而對

精英富人階級有利,使這種不人道不公正制度合理化。這就能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毛澤東時代要廢除高考制度,不以分數論輸贏,這不僅體現的是一種教育理念,更是抽去了造成階層分化和階級對立的根基,從制度基礎上保證了建立一個平等社會的前提。

今天無數的底層孩子與高等教育無緣,成了血汗工廠的一分子,而無數的中產階級的孩子則在高考的獨木橋上廝殺,拼個你死我活,其實這兩部分人的最終結果本質相同,不同的是做一個高級打工仔還是低級打工仔而已。對於那些極個別的幸運兒而言,曾經的窮孩子標籤不是你恥辱的標記,不是你成蝶之前的蛹,那應該是你那階級的根。如果你迷失了自己的根,慶幸自己終於脫離了苦海,那隻能說明你是一個雖然讀了很多書但仍然知識很貧瘠的人。只有擺脫個人窄小的視角,窮孩子才能獲得真正的未來,同時也讓無數的窮孩子不再受命運的煎熬,擁有詩和遠方。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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