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貶低自己拍江青馬屁 周恩來何曾與四人幫做過堅決鬥爭?

周恩來的講話,通篇充滿了卑躬屈節、諂媚奉承的表白。誰又可以說,在江青邁向更高權力的道路上,沒有周恩來推波助瀾的一份功勞?周恩來要做一個響噹噹的文革派,以至於在某些方面做得比中央文革小組還要左。周恩來對於江青的吹捧很大程度是自降人格。而在貫徹毛澤東的意圖,把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組抬到凌駕於中央政治局之上的這個過程中,周恩來可以說是居功甚偉。

本文描述了文革中周恩來對江青進行了極其露骨的吹捧的一面。

中央文革小組前身是“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其成員名單是在周恩來參加的並由鄧小平主持,在1966年4月9日至12日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草擬,並報毛澤東批准的。〔1〕但是中央文革小組成立伊始,並沒有人給以太多重視,且在中央文革小組許多成員觀念中,它就是政治局常委的參謀秘書班子,甚至是歸劉少奇、鄧小平領導。〔2〕但是後來經過毛澤東和江青的諸多運作,中央文革小組最終成為“文化大革命”的指揮機構和其成員成為“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主要成員以及人所共知的中央首長(中央文革小組主要骨幹力量)。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這個歷史的變遷中,周恩來的作用始終被官方漠視甚至所不承認。本文將對周恩來在中央文革小組以及江青的“高遷”中所起到的作用作一個簡單交代,並對周恩來同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作一簡單探討。

一、周恩來對江青的吹捧以及中央文革小組的大力支持

首先,周恩來在樹立中央文革小組的“權威”上不遺餘力。為了樹立中央文革小組的權威,毛澤東在7月24號發話:“中央好多部,沒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組卻做了不少好事,名聲很大。”〔3〕繼而在緊接着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進而稱讚:前一時期正確的是中央文革,而不是中央。〔4〕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列席會議並在同期舉行的批劉(少奇)鄧(小平)政治局生活會上充當了主力軍。在此大背景之下,周恩來對此是心領神會,亦步亦趨。周恩來在1966年9月19日接見科學院文革代表和院黨委等人時就指出:“部的名稱太大,過去文化部那麼大,幹了不少壞事,今天中央文革小組,是一個小組,到做了不少好事,很受群眾歡迎。”〔5〕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由周恩來親自審定的關於此次接見的新華社電訊稿刊登於次日的《人民日報》。〔6〕該通訊稱:“有1500名學生代表登上天安門城樓,同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參加大會。毛主席和林彪、周恩來、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見了他們,同他們談了話,並且在一起照了相。”“慶祝大會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同志主持。他在致開會詞時說:‘我們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這裡同大家見面。’”〔7〕在此新華社電訊中,江青被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就如歷史已經證明的那般,江青高於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地位呼之欲出。陳伯達也被單獨點出,對於這個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給以了非凡的待遇。對於周恩來插手此類排名事件,並不是只有這麼一次。王力回憶到:1967年的5月1日,周恩來把已經印好的《人民日報》停發,把原本排名排在中央委員名單之後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名單提到中央委員名單之前。〔8〕

陳伯達在1966年8月因病住院,主動提議由第一副組長江青代理組長。〔9〕筆者認為這本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但是中共中央卻為此專門發出通知:陳伯達同志因病經中央批准休息。在陳伯達同志病假期間或今後離京外出工作期間,他所擔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代理。〔1〕根據當時的組織程序,此類通知是由周恩來主持的中央碰頭會提出草擬並報毛澤東批准。此事是周恩來主動為之或是得到毛澤東事先提示尚無可信證據。但是無論如何,現在看來,此舉並不是多此一舉,而是具有深刻重大的政治歷史影響。首先,對於江青在全國樹立起其為中央首長的形象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堪比913之後公布的《毛澤東致江青的信》一般,為江青獲得了巨大的政治資本(無獨有偶,周恩來也為這封信做了背書——筆者注);其次,為江青把持中央文革作了法律上的背書。正如文革史專家王年一所論述,此通知具有非凡的政治意義。〔11〕實際上,在中央文革小組成立之際,周恩來提議陳伯達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江青為第一副組長和後來江青提議徐向前作為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同出一轍。〔12〕軟弱的陳伯達和具有歷史包袱的徐向前都可以被輕易作為“劉盆子”使用。陳伯達自己就承認:自己沒有能力。〔13〕於是陳伯達推薦康生,但是康生如何能做得了“劉盆子”?周恩來對陳伯達軟硬兼施:“你還是共產黨員,難道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14〕後來發表由江青代理組長則顯得極為順理成章。成為代理組長的第二天即1966年8月31日,江青主持毛澤東第二次接見50萬紅衛兵和革命師生的大會。大會情況由新華社發佈消息:毛主席和林彪“以及賀龍同志”,由謝富治、楊成武陪同乘第一輛汽車,緊跟着周恩來、陶鑄、聶榮臻、江青乘坐的第二輛汽車,鄧小平、康生、劉少奇、陳毅乘坐的第三輛汽車,朱德、李富春、陳雲、董必武乘坐的第四輛汽車,葉劍英、蕭華、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乘坐的第五輛汽車,緩緩繞行天安門廣場一周,然後登上天安門城樓。“六時四十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宣布接見外地來京革命師生大會開始。江青同志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向大家問好。她說,我們熱烈地歡迎你們,向你們致革命的敬禮”。〔15〕

國慶節後,陶鑄對報紙上關於江青的宣傳極其反感:“你(曾志,筆者注)看,這幾天的報紙,照片上居然將江青和總理平列,象什麼樣子?”〔16〕陶鑄是常委中主管宣傳的,但是是誰越過他插手照片排列之事?舍其周恩來,還能有誰?

10月6日,首都紅衛兵“三司”在首都工人體育場發起召開有北京和和地方各大專院校師生10萬人參加的“全國在京革命師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江青講話之後,周恩來表態:“同學們,革命的紅衛兵戰士們,我首先向你們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我沒有更多的話要說了,我完全同意剛才江青同志講的那段話。她講的那段話,我們大家都看過,都同意的。後來又請張春橋同志宣讀了中央批准的軍委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那不但是對全軍的指示,同樣適用於我們大中學校。江青同志的講話和中央批准的軍委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的錄音,我們把它製成錄音片子,到全國大中學校去放。這樣就不僅是今天到會的同學、紅衛兵戰士都聽到,而且是全國大中學校的同學,紅衛兵戰士原原本本都聽到。”〔17〕把江青在一個大會上的講話做成錄音,在全國播放。江青名聞九州,聲震寰宇的地位就是這樣被周恩來一手促成。對於一個還不是中央委員的江青,這種待遇即使不是空前,恐怕也是絕後。

其次周恩來除了在宣傳江青上十分賣力氣,另外還當面奉承江青。1966年11月28日晚,北京和來自全國各地的兩萬多名“革命文藝戰士”,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正如余汝信先生所言:之所以隆重其事,是為了對江青進行一次集中的人為拔高和吹捧,這是一次向江青表忠獻媚的大會。〔18〕

周恩來在此次大會上不顧歷史的真實,對江青做了極其露骨的吹捧:“在這裡介紹一下,在座的陳伯達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是堅決擁護和執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上面所說文藝革命的成績,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導分不開的,都是同文藝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開的。這是同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貫穿在文藝界的一條修正主義黑線進行堅決鬥爭的結果。江青同志親自參加了鬥爭實踐和藝術實踐。雖然艱苦的鬥爭損害了江青同志的身體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夠補償這些損失。我在文藝方面是個外行,是個不成功的支持者。在方針上,我是堅持革命化、大眾化、戰鬥化和民族化的,但在實踐上,常常犯指導性的錯誤。例如,在音樂方面,我是外行中的外行,我只強調中西音樂的不同處,強調反對崇洋思想,強調中西音樂分開的基本訓練,不認識洋為中用,不認識可以批判地吸收西洋音樂為我所用。在這個問題上,江青同志直接幫助了我,我也在學習革命歌曲的實踐中,得到了深刻的體會。”〔19〕在這場把江青樹立為偉大的文藝革命旗手的登基典禮上,周恩來是立了頭等功的。

正如余汝信先生所評論:周恩來的講話,通篇充滿了卑躬屈節、諂媚奉承的表白。誰又可以說,在江青邁向更高權力的道路上,沒有周恩來推波助瀾的一份功勞?〔20〕誠如歷史所記載,周恩來從一個這種表態到當眾高舉手臂高呼“(我們要)誓死保衛江青同志!”也就不足為奇了。〔21〕

二、周恩來主持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的由來以及二者之間的摩擦

中央文革小組成立之後,形如一盤散沙,內部也是矛盾重重。曾經是中央文革小組一員的穆欣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內部充滿錯綜複雜的爭鬥,作為一個共產黨的組織,它是我所見到過的最無政府、最無章法的地方。〔22〕甚至中央文革小組每天幹什麼(比如開什麼會,通知什麼人參加,接見什麼組織等),都是臨時決定,辦公室必須在限定時間內安排停當,工作人員整天忙得團團轉。〔23〕而更為致命的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之間芥蒂矛盾非常大。

江青曾經挖苦道:“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很難進行,只要康老(筆者註:康生)和陳伯達見面,兩個人就吵。陳伯達連(周)總理的話都不聽,儘管我告訴他你要聽(周總理的話)。周總理做康生的工作,我就做陳伯達的工作,最後會議總算可以舉行了。但是時間沒過多久,兩個人又吵起來了!”〔24〕毛澤東也抱怨:(同一個事情)康生講他的,陳伯達告訴的卻是另一個,江青也有自己的版本。而且連報告都沒有。〔25〕

陳伯達曾這樣回憶:在毛主席第一次檢閱紅衛兵不久,我生病進醫院,江青就當然代理組長職務。毛主席再次檢閱紅衛兵時,江青致辭,從此,她就在小組中橫行跋扈。我向去醫院看我的人,提出一些看法,於是大大觸怒江青了。當我的病沒有好時,江青要關鋒去叫我出院。我已曉得這個女人很難對付,決定出院。我撇開江青,找王力、關鋒、戚本禹起草一個擬送中央的文件,確定中央文革小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領導的工作機構。意思就是:中央文革的言行都要向中央請示,不能擅自作主。這就要使江青受到約束。會議未完,可能有人泄露給江青,江青來了,大鬧一番。我現在不記得她要加了一句什麼,但她說,“我這句是最重要的。”從此以後,文革小組就沒有再單獨開會了。毛主席指示:以後開會,由周總理主持,叫中央文革碰頭會。〔26〕根據陳伯達所述筆者推斷這是在1966年9月中旬期間。

很明顯,在某種程度上中央文革小組實在是“扶不起來的阿斗”。周恩來從8月20號左右就開始主持中央碰頭會。由此可見,周恩來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完全是因為形勢所逼,並非毛澤東的初衷。而且正如文革初期,陳毅所評論:“說什麼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舊政權的矛盾,說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劉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來。”〔27〕。在這種局勢下,周恩來自然會遇到所謂的“黑槍”“暗炮”。需要指出的是,周恩來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攻擊,出於多方面的原因。既有因為毛澤東的決策導向引誘而成,也有各自利益衝突,自然還有權力之爭。決策導向,自然是因雖然毛澤東的在他的大字報中不點名的批評了周恩來,但是因為還沒有徹底打倒劉少奇,作為發動文革借用的最大力量就是周恩來,自然還有其利用價值。但是,這並不代表着基本決策有什麼變化。各自的利益衝突,權力之爭,在周恩來身上卻被演繹成根據“黨的原則人民的利益辦事”,在其他人身上則成了“禍國殃民”“篡奪權力”。這是違背歷史基本事實的。

所以在文革初期,周恩來扮演了一個非常微妙的角色。一方面,周恩來要執行毛澤東的“抓革命,促生產”的號召,這也是國務院總理角色的職能;另一方面,周恩來為了不被打倒,這也是其在整個文革中所要達到的目標,無論是“鞠躬盡瘁下地獄”還是“相忍為黨”都是為了這個目標,為了死後臉上不被“打叉叉”。所以,周恩來要做一個響噹噹的文革派,以至於在某些方面做得比中央文革小組還要左。這樣,在這兩個方面無疑都會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指責。

周恩來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外交部大搞“牛鬼蛇神”,其中含有三名副部級幹部王炳南、陳家康、孟用潛,若干司處級幹部以及大批一般幹部與工人,也分別被打成“牛鬼蛇神”、“小三家村”等,並發生了抄“牛鬼蛇神”們的家的事情。〔28〕周恩來還在9月份簽署了關於國務院系統如何進行文革的《紀要》,該《紀要》提出要把所有幹部都放到火里“燒一燒”。此事後來被張春橋告狀,說周恩來對此文件評價很好,並以此威脅,周恩來為此多次檢討。張春橋並批評周恩來,打倒所有幹部其實是周恩來搞的。〔29〕此事完全表明,雖然在支持文革的大方向上,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是毛澤東所倚重的兩駕馬車,但是在某些方面,周恩來比中央文革更左。或許出於爭寵,也可能是爭奪運動的主導權,二者發生衝突是可以預見的。

除了支持發動文革之外,周恩來還要執行國務院總理的職能,執行毛澤東保人的政策,這和中央文革小組有很大的不同。雖然中央文革小組也保人,但是因為具體的分工不同,衝突自然難免。因此就有了周恩來“調和”“和事佬”等的說法。在1966年10月31日,姚文元在紀念魯迅30周年的講話和11月1日的紅旗社論都不點名的批評了周恩來,評之為“騎牆派”,謂之“那些標榜走中間道路的人,必然滑到修正主義的泥坑”。這是在1966年中央文革小組和周恩來之間最大的一次衝突。原因有二,一是周恩來在參與了一些文件政策的制定,而這些文件並不一定全部符合中央文革小組的意;二是針對於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各級領導對於文革仍然“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中央工作會議的召開。〔30〕對此,周恩來為了保護自己,在11月起草關於公交系統和農村文革的文件制定中基本上不再參與,而是由陶鑄出面搞。〔31〕事後,陶鑄完全成了周恩來的“擋箭牌”,對於整個陶鑄的落難,周恩來沒有施加援手。相對於康生,康生還提醒陶鑄,進行路線交底。〔32〕

三、周恩來同中央文革小組關係的另一面

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並不是水火不容,更不是《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所云“同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而是毛澤東手下兩大剛柔並濟的政治利器。雖然在毛澤東的初始打算中,周恩來也是要被清算的目標之一,但是在沒有徹底打到和解決劉少奇的情況下,周恩來仍然具備巨大的利用價值。〔33〕徐向前回憶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來積極響應和支持毛澤東發動文革。對於那些持有懷疑或者不積極的很多高級幹部,周恩來用自己的親身經歷來勸說和幫助他們加深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義、性質、對象和任務。最後徐向前指出,沒有周恩來對毛澤東的“忠心耿耿”,文革是不可能搞起來的。〔34〕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並沒有得到預期的想像中的“一呼百應”,很多例如李井泉之類的高級幹部在一開始就對於毛澤東的“發動文革”很是不理解。個中緣由恐怕是“高崗事件”恍如昨天之事,歷史教訓不可不吸取,劉少奇經營黨務多年,樹大根深,難保不再翻天。還有諸如陳毅之類一開始是舉雙手雙腳贊同文革並在自己權力範圍之內大搞迫害大揪“牛鬼蛇神”,但是當揪到自己頭上就不“理解”的高級幹部。此二類高級幹部都需要周恩來,這種“屢犯錯,屢檢討,保持晚節,終生都要做毛的奴僕”的人,作為活生生的“典範”來說服眾人。俗話說“殺雞給猴看”,周恩來是自己把自己變成了那隻“雞”之外,還要“鳴幾聲”來告訴眾人,“你們不跟着毛主席走,就是自絕於黨,自絕於毛主席。”

就整體而言,特別是文革初期,周恩來與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基本是十分融洽的。雖然江青倚仗“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對周恩來時有不敬,但是江青對於周恩來並不是後來官方一直認定和宣傳的:江青對周恩來是使盡奸計、迫害和炮打。〔35〕兩者的關係可以用周恩來和江青自己的言論作為註腳。江青在接見北航“紅旗”,清華“井岡山,地質”東方紅“代表時指出:”反我們的總理……就是指向中央。“〔36〕周恩來坦言:”有人“想動搖中央,挑撥我和中央文革的關係,這是不會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辦公的,今晚我們又在一起。”〔37〕

通過大量的實例,周恩來對於江青可以說是畢恭畢敬。〔38〕筆者在此無意一一列舉。可以用師東兵的話描述周恩來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我是把你當主席一樣看待,中央文革(小組)決定的事,我們去執行。〔39〕對於周恩來如何支持中央文革小組的工作,吳法憲對此有過生動的回憶。1966年10月中央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重點批判劉少奇的錯誤路線。但是由於與會的各地幹部對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所以對於批判劉少奇並不積極,會議開了許多天卻效果不彰。經文革小組提議,周恩來親自給吳法憲下令,由空軍派出專機,將各地的造反派頭頭們接來北京,一起參加討伐劉少奇的大會。這些造反派頭頭一到北京,就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批劉鬥爭。吳法憲回憶說“我們東北組來的是貴州造反派頭頭,此人一到北京就由中央辦公廳派專車接到京西賓館,神氣十足。他來了以後,周恩來親自到東北組來參加會議,以示重視。他滔滔不絕地一直講了三個鐘頭,專門揭發當時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周林等人是如何破壞‘文化大革命’,如何鎮壓學生運動和逮捕紅衛兵的情況。我看到,在這個人講話過程中,周恩來一直在頻頻點頭,讚揚他的揭發。”造反派的與會終於在會上掀起了批劉高潮。〔40〕可見,經過周恩來的智慧,中央文革小組的一些提議和決定會得到更完美的發揮和更理想的結果。

江青對周恩來也並不都是飛揚跋扈,相反,江青時常對周恩來非常尊重。中央文革碰頭會也是由周恩來主持。官方為了樹立周恩來的偉大形象,對於此點非常忌諱,一概不提。而在穆欣、王力等當事人的回憶中都對此加以證實,而且連中央文革小組的日程都是由周恩來安排。〔41〕林傑的太太王乃英曾經“交代”:江青經常等周恩來拿主意,雖然中央文革小組的其他人有時候不同意這種做法;林傑抱怨說,江青總是讓我們按照周總理的命令去執行,事情總是變的越發困難。〔42〕自然,周恩來也報之以桃李。不僅對江青,連對張春橋都說:你們是管戰略的,你們定了,我給你們辦。〔43〕

而“臭名昭著”的康生,在1966-1967年的公開場合對於江青都是不卑不亢,無甚吹捧。〔44〕兩相對照,黑白分明,誰優誰劣,自然而出。當然,周恩來也並不是沒有自己的“一畝三分地”,當王力等動了周恩來的“奶酪”,插手周恩來的“禁臠”之地——外交部之後,周恩來就不再是那隻溫柔的“羊”。

至於周恩來為什麼如此自我“作賤”,是什麼重要因素在文革時期制約了周恩來,導致周對江青和文革小組如此這般。筆者認為那就是周恩來對毛澤東一個人的忠心,而非對國家和人民的負責,是周恩來時刻在心裏的以所謂“賢相”自居,保持晚節的心態所致,由此周恩來也只能扮演“從惡”和“幫凶”的角色,起到任何其他人所起不到的作用,而非制止動亂、更不可能撥亂反正,引導國家步入正途。周恩來還可以說是第一個領會到“江就是毛的一條狗”的高級領導人,因此,周恩來對江青的態度之謎也就可以“迎刃而解”。

結論

周恩來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很大程度上受到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態度和文革的進展所影響,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是個決定性因素。但是除了這個因素之外,周恩來對於江青的吹捧很大程度是自降人格。而在貫徹毛澤東的意圖,把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組抬到凌駕於中央政治局之上的這個過程中,周恩來可以說是居功甚偉。

注釋:

〔1〕中發[66]267號文件附件二《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轉引自余汝信《1966年的中央文革小組》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增刊第608期2007年11月5日

〔2〕沈傳寶《中央文革小組的歷史沿革及立廢原因探析》《中共黨史研究》2007年第1期;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

〔3〕穆欣《關於工作組存廢問題》華夏文摘增刊第三三八期二○○三年五月五日出版;《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編者佚名,1969年7月),頁777轉引自余汝信《1966年的中央文革小組》

〔4〕同〔2〕

〔5〕《周恩來在1966年9月19日接見科學院文革代表和院黨委的講話》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6〕陳龍《回憶敬愛的周總理對新華社工作的親切關懷》人民出版社資料組編《人民的好總理》1977年版第247-265頁;根據此文中的描述,周恩來對於1966-1974年間重大新華社電訊都是親自審定(筆者認為是只要周恩來在國內具備審閱條件)。雖然陶鑄此時主管宣傳,但是根據曾志的回憶,陶鑄認為江青根本夠不上國家領導人的格,也僅僅就是能幹個文化部副部長的缺,而且陶鑄在剛剛結束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對於江青的提議——批劉少奇和鄧小平一事根本不與理睬,因此筆者認為陶鑄如果沒有上層旨意根本無意對此如此般宣傳;無獨有偶,閻長貴先生在《文革初期對江青的宣傳》一文中也如此質疑:在這篇通訊中,江青不僅被置於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行列,而且排位很靠前、很突出。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是偶然的、無意的,還是按當時新任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中央宣傳部部長陶鑄的指示做的?還是有其他利么人授意或安排的?均不得而知。

〔7〕《人民日報》1966年8月19日,第一、二版。

〔8〕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

〔9〕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05頁

〔10〕《中共中央關於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的通知》1966.08.30;中發[66]439號

〔11〕王年一《文革漫談》原手稿存於哈佛大學

〔12〕陳伯達:《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95港:天地圖書公司,1998),頁79;宋永毅《一個被掩蓋了的文革周恩來形像》;羅冰:〈官方秘密檔案披露:周恩來參與批鬥劉少奇〉,《爭鳴》1999年第3期,頁20筆者註:余汝信先生在其《1966年的中央文革小組》一文中對於江青出任第一副組長有不同的解釋。

〔13〕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68頁

〔14〕同〔12)

〔15〕《人民日報》1966年8月31日,第一版

〔16〕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廣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5頁

〔17〕《中央首長在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上的講話》周恩來1966.10.06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8〕余汝信《1966年的中央文革小組》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增刊第608期2007年11月5日

〔19〕《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中央首長講話選編》第四集(首都大專院校赴西南革命造反隊編,中國京劇院紅色革命人民戰鬥隊翻印,1966年12月),頁60

〔20)同〔16〕

〔21〕《北郵東方紅》(北京:北京郵電學院革命委員會,紅代會北郵東方紅公社主辦),1968年3月29日,第76期第1-4版1968年3月27日,周恩來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的十萬人“徹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撲,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誓師大會”上的講話

〔22〕穆欣《劍拔弩張:中央文革小組實錄》《縱橫》2006年第1期

〔23〕王廣宇《關於中央文革建立下屬機構的回憶》《黨史博覽》2005年11期

〔24〕北京工業學院運動辦公室《大字報選編》北京1976第二卷16頁引自Macfarquhar Roderick Schoenhals Michael《Mao's Last Revoluti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 p100

〔25〕王力《An Insider's Accoun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第40-41頁

〔26〕葉永烈《陳伯達傳》;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05-306頁

〔27〕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第255頁

〔28〕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29〕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

〔30〕劉武生《周恩來的晚年歲月》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1〕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

〔32〕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

〔33〕關於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標以及文革初期的政治格局,詳見筆者的另一篇:文革初期的政治格局初探-“三駕馬車”替代“兩駕馬車”

〔34〕北京師範大學主編《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第五集》1978年版徐向前《鞠躬盡瘁砥柱中流——回憶周總理在文化大革命的片斷》第1-9頁

〔35〕具體官方宣稱:可參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周恩來傳》。所有官方在打倒“四人幫”之後,對於江青在文革中對於周恩來的支持和保護一概不提。

〔36〕武漢造反派編印《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負責同志講話抄錄》第2卷第137頁

〔37〕首都紅代會北京第二外語學院紅衛兵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井岡山”主辦《周總理重要講話》(1967.9.18)〉載《外事戰報》1967年9月26日第2期第1版。

〔38〕具體可參加《吳法憲回憶錄》楊銀祿《江青在釣魚台居住時的一些情況》等

〔39〕師東兵內蒙古文化出版社《前所未聞的周恩來》2000年3月第1版33-41頁

〔40〕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

〔41〕穆新《中共黨史資料》1999年第69期第86、88頁

〔42〕Macfarquhar Roderick Schoenhals Michael《Mao's Last Revoluti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 p101《王乃英交代材料》

〔43〕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679頁;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

〔44〕閻長貴《文革初期對江青的宣傳》《黨史博覽》2005年第1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華夏文摘增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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