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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難贏貿易戰 歷史上順差國都敗給了逆差國

從歷史上的貿易戰來看,順差國基本都敗給了逆差國。為什麼在貿易戰中順差國大都輸給逆差國?原因在於這兩類國家所面臨的貿易失衡是異質的。逆差國所面臨的問題是支出超過儲蓄,而順差國所面臨的問題則是產能大於需求。當這兩類異質國家開展貿易戰的時候,前者的調整過程是向平衡的回歸,而後者的調整過程則是具有災難性的「去產能」。

從歷史上的貿易戰來看,順差國基本都敗給了逆差國。200多年前,作為世界最大貿易順差國的英國,在與處於逆差地位的美國的一場貿易戰中,失去了其在海外的最大殖民地,最初的貿易戰最後竟然演變成為一場北美殖民地爭取獨立的主權之戰。

19世紀40年代的英國又與中國發生了貿易戰,此次英國處在相對不利的貿易逆差國地位,而清朝則處於高額順差的狀態,在清政府不願通過開放市場來緩解中英兩國間與日俱增的貿易失衡的情況下,便有了一場與貿易相關的戰爭。英國發動的戰爭是非正義的,但結果依然是順差國敗給了逆差國。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原本可以通過自由貿易來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從農耕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反而因為戰敗賠款而失去了歷史性的機遇。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在美日之間又發生了一場貿易戰。當初作為世界最大貿易順差國的日本拒絕貿易自由化,寧可選擇本幣升值的政策來應對日美之間不斷擴大的貿易差額,結果導致出口競爭力下降、企業外逃、泡沫破滅,在經歷了長達數十年的增長衰退之後,最終掉入了代際貧困的陷阱。

為什麼在貿易戰中順差國大都輸給逆差國?原因在於這兩類國家所面臨的貿易失衡是異質的。逆差國所面臨的問題是支出超過儲蓄,而順差國所面臨的問題則是產能大於需求。當這兩類異質國家開展貿易戰的時候,前者的調整過程是向平衡的回歸,而後者的調整過程則是具有災難性的「去產能」。

再從中國經濟增長的邏輯來看,貿易特別是出口在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仍然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基本動力。我們這樣說的理由就在於,中國迄今為止仍然處在劉易斯增長階段。1979年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農村人口佔比為79%,到2010年為51%,目前仍然高達46%左右。農村居民作為非工薪勞動者,是不可能為總需求增加帶來顯著貢獻的,但是他們卻可以為總供給的增加帶來顯著貢獻。

如果政策制定者可以通過工業化和城市化把農村人口從報酬遞減的農業部門轉移到城市報酬遞增的部門,那麼就會實現羅斯托所說的經濟起飛,以及劉易斯所定義的勞動無限可供給的經濟增長,即所謂的「劉易斯增長」。但是必須強調,要實現這樣的增長,貿易是關鍵,根本原因就在於劉易斯增長會面臨總需求的約束,從而需要依靠貿易來加以推進。

統計學家們把總需求定義為三個獨立經濟變量的加總,那就是消費、出口和投資,並且錯誤地以為這三個變量相互獨立,從而處於一種可相互替代的關係中。但是,如果我們用經濟學的邏輯加以思考就會發現,這三個變量並不獨立,相互之間存在內生性聯繫。那麼,當經濟增長處在劉易斯階段的時候,這些變量之間的相互關係是怎樣的呢?很顯然,當農村人口流向城市工業部門的時候,產能就會釋放,但是由於存在時滯效應,消費並未同步增長,於是就會形成過剩的產能。

過剩產能的數量多少,不僅與農村存量人口的規模有關,而且與經濟結構高度相關。當經濟結構以製造業為主的時候,由於製造業會受到最小盈利規模的約束,產量必須足夠大,因此產能過剩的問題會變得更為嚴重。

面對國內農村人口佔比過高造成的總需求約束,由劉易斯增長造成的過剩產能就只能通過對外貿易(出口)來加以平衡。於是,我們便可得到中國經濟增長的基本邏輯:出口是投資的函數;投資是就業的函數;就業是收入的函數;收入是消費的函數。從這個邏輯中我們可以得到的結論是:出口是經濟增長的原因,消費是經濟增長的結果;兩者之間不是替代關係而是因果關係。中國劉易斯增長的這種邏輯告訴我們,中國不能與美國乃至世界上的任何國家打貿易戰,因為由貿易戰造成的出口下降,只會加重中國的需求約束,從而加劇劉易斯增長階段的產能過剩問題。

最後,從當下國際分工的現實出發,中國也不能輕易與美國打貿易戰。隨着信息技術的發展以及中間品生產標準化與可貿易,世界已經處於全球化產業鏈分工的狀態。在全球產業鏈分工的結構之下,每種商品的生產都不獨立,必須通過國際分工和貿易才能加以合成。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有兩種選擇,要麼合作,要麼退出。選擇合作就不能打貿易戰,打貿易戰就是選擇退出。在目前中國產品缺乏國際競爭力的情況下,選擇退出會導致貿易縮減,強化產能過剩的壓力,並會喪失動態的學習效應,弱化產業升級的能力。

此外,從純技術的角度來講,中國與美國展開貿易戰也很難取勝。道理很簡單,美國處在全球產業鏈分工的上游(研發),而中國則處在全球產業鏈分工的下游(加工製造)。作為上游的研發具有壟斷性,而處於下游的加工製造則具有競爭性和較高的替代彈性。在這種分工結構下,美國不怕與中國打貿易戰,因為在加工製造存在替代性的情況下,中國的退出不影響美國組織和領導的全球產業鏈分工;但中國則有可能被那些新進場的、有能力參與加工製造的國家所替代。

那麼,中國是否有能力組織一個不同於美國領導的全球分工體系來替代美國呢?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還不太可能。儘管中國有名列世界第二的經濟總量,以及由此帶來的規模巨大的消費市場,但消費所能影響的只是貿易規模而不是分工結構。迄今為止,中國顯然還沒有能力從全球產業鏈分工下游的加工製造端一下子飛躍到上游的研發設計端,進而組織起一個能與美國抗衡的國際分工體系。

國際經驗告訴我們,加工製造向研發設計的轉型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它不僅取決於稟賦的變化,而且還需要社會文化與制度的演進予以支持。稟賦變化的路徑就是要通過職業教育和工科教育,把勞動要素提升為人力資本。創新是研發和設計的函數,創新在本質上不是一個金錢問題,而是一個文化與制度問題,故而需要文化與制度的演進予以支持。

就中國當前的文化與制度來講,其基本特徵是強調秩序而不是自由,但缺失相應的自由自然難以激活創新。從中國當前的制度設計來看,創新者也不能獲得足夠高的財務回報,甚至都不能獲得創新的技能與風險溢價。也正是因為創新無法得到高於其他經濟活動的回報,故而也就不會產生整個社會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激勵。於是,人力資本供給和創新不足,就成為今天中國產業升級與經濟結構調整的兩大難以突破的瓶頸。

根據以上分析,當下中國尚沒有充分的條件、也不能輕易與美國打貿易戰,否則可能遭受巨大的福利損失。

 

責任編輯: 楚天  來源:海外論壇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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