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5號上映的《我不是藥神》刷爆了朋友圈，戳到了中國人的生存痛點。中國人為何就是用不上平價救命藥呢？
半個朋友圈都在安利的國產新片《我不是藥神》，在5號凌晨上映。上周末的大規模點映已經積攢了相當高的人氣與口碑，目前豆瓣評分高達9.0。
之所以刷屏，是因為這片子，確確實實戳到了中國人的生存痛點。
徐崢飾演的程勇，原本只是個賣印度神油的小販，日子得過並不順心。老爹血管瘤急着做手術，可自己連房租水電都交不起。哪兒哪兒都需要錢。
一天，一個叫呂受益的神秘男子來找程勇，想托他從印度代購一款藥。
呂受益是慢粒白血病人，需要長期服用抗癌藥物進行治療。正版藥「瑞士格列寧」一瓶售價高達四萬人民幣，普通人家根本供應不起。而在印度有一款仿製藥「印度格列寧」藥效基本無異，價格卻只有1/20。
「印度格列寧」在中國境內是禁止銷售的。藥品走私被抓，是要判刑的。可是在巨大的利潤誘惑下，程勇還是成為了一名「藥販子」，拿到了「印度格列寧」的獨家代理權。
對程勇而言，他獲得了豐厚的利潤；對廣大慢粒白血病人而言，他們擁有了活下去的機會。病友們紛紛給程勇送錦旗，稱其為「藥神」。
而隨着程勇與慢粒白血病人的深入接觸，他意識到了他售賣的不僅僅是藥品，更是這些待死者活下去的希望。
終於，當警察開始查封「印度格列寧」，斷這些病患的命路時，程勇決定展開一場救贖。
儘管影片開頭特意強調了本片乃藝術創作，但其實所有人都清楚，程勇的原型，正是取材於當年熱議的「陸勇案」。影片中程勇是一個純粹的藥販子，但現實中的陸勇也是一名病患。
2014年7月22日，湖南省沅江市檢察院以涉嫌銷售假藥罪對陸勇提起公訴。但戲劇性的是，上百名白血病患者聯名寫信，請求司法機關對陸勇免予刑事處罰。
2015年1月27日，檢察院發佈《對陸勇決定不起訴的釋法說理書》，判定陸勇的行為是買方行為，並且是白血病患者群體購買藥品整體行為中的組成行為，因此不構成銷售假藥罪，撤回起訴。
此案當時備受輿論關注，陸勇被封為「藥俠」。今天陸勇的微博名，也依然在用這個稱號。
一人生病，全家拖垮，這話的確危言聳聽。許多癌症病人的希望，生生斷在昂貴的救命藥中。
可問題是，為什麼中國人用不上平價救命藥？
為什麼中國進口抗癌藥這麼貴？
目前，中國抗腫瘤藥物的供給包括：價格遙不可及的進口原研藥；價格便宜但療效相當的印度「神藥」；嚴重滯後、尚不成體系的國產仿製藥。
進口原研藥之所以天價，與本身價格較高密不可分。
創新藥具有高投入、高風險、高回報的特徵，需要巨大的研發投入，且研發周期長，研發成功率極低。目前，全球單個創新藥的平均研發成本已增長至近20億美元。
縮短的專利保護期，進一步推高的藥品的價格。新藥研發涉及藥物發現、臨床前研究、臨床試驗、申報註冊和上市等漫長過程。僅有2%臨床前研究階段的藥物可以進入臨床研究，即使進入臨床研究後，I/II/III期臨床試驗平均需耗時6-7年。
而新藥的專利保護期一般是20年左右，一般從進入臨床試驗期開始計算，即使獲得延長期（一般不超過5年），上市後專利的保護期已僅剩十餘年。
比如，治療慢性白血病的格列衛，2002年4月在國內上市，專利的到期日是2013年，上市後的保護期只剩下13年。
藥品作為一種特殊商品，其銷售價格很難用生產成本來衡量。藥企為了彌補前期研發巨大的投入，就必須在專利期內以高價方式獲取暴利。
原本天價的進口抗癌藥，在中國則「更上一層樓」。
進口藥在我國享受單獨定價政策，享受「超國民待遇」。在國內，進口藥除了享受專利保護期內的壟斷地位，還可以在保護期到期之後享受單獨定價權。由於享受單獨定價政策，部分藥品與國產仿製藥的價格相差少則數倍，多則數十倍。
稅費及流通環節使得藥價「再攀新高」。藥品的關稅此前是4%-6%，後基本降至2%；藥品增值稅方面，我國為17%，是歐洲平均水平的2倍左右，而美國對藥品則是免繳增值稅。
在流通環節，藥品又要層層加價，進入醫院可在實際購進價基礎上加價10％-15％。
所有的加價，最終都是要患者買單，被病魔幾乎擊垮的患者經濟上再遭剝削。
為什麼代購黑市選擇印度？
代購黑市選擇印度「神藥」，是出於國內仿製藥不行的無奈之舉。
目前，我國的仿製藥水平整體落後於印度，仿製技術亟待提升。我國醫藥企業長期處於「散小弱」的市場格局，陷入「低成本-低利潤-低研發」的惡性循環，我國4000多家製藥企業中，90%以上都是仿製藥企業，但70％以上的國產仿製藥藥效與原研藥存在顯著差距。
此外，目前國內僅有少數領先藥企具有快速跟進的能力，仿製藥在時效上難以快速跟上。而即使進入醫院流通環節，國產藥也較難與原研藥競爭。
反觀我們的鄰居印度，仿製藥大多可達到歐美標準。
最短一種新藥在美國上市幾個月後，印度的同類仿製藥就可以生產並投入印度市場，而且同一種藥可能會有多家印度製藥廠生產。諾華公司因格列衛仿製上訴印度法院。但經過長達7年的訴訟，印度最高法院最終駁回了諾華的所有指控。
藥物強制許可制度，是聯合國在《多哈宣言》給予WTO各成員國為了公共健康而靈活使用這項條款的權利。關於藥物強制許可制度的利弊爭議很多，贊同者認為這是人道主義的巨大勝利，反對者則認為濫用強制許可，將破壞藥品行業的創新能力，從長遠看也將危害到患者。
但事實上，僅有印度有抗腫瘤藥專利實施強制許可的先例，大多數國家連愛滋病藥物、人類免疫干擾素等藥品都未真正實施強制許可，中國儘管在《專利法》和《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中同樣認可藥品專利強制許可制度，但從未真正實施過該制度。
因此，從法律意義上，沒有得到我國藥監部門的批准文號的「印度神藥」，的確屬於「黑市」產品，被認定為「假藥」。
不過，印度仿製藥的發達不僅僅因其少數藥物的強制許可，更重要的是強大的仿製藥工業水平。這使得印度成為醫藥界的「超A貨」基地。
目前，作為世界第三大仿製藥生產大國，印度生產了全球20%的仿製藥，藥品出口到200多個國家，疫苗和生物製藥產品出口到150個國家。全球排名15家仿製藥業中，印度製藥業就佔有6家。
憑藉低成本製造、雄厚的技術與完善的產業鏈，印度已經名符其實成了「世界藥房」，多數印度仿製藥其售價僅為原研藥的1/10甚至更低，印度藥成為吃不起原研藥患者的「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