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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海歸 兒女們的意外結局

近日,《知識分子》專欄作者王丹紅髮表文章《精英海歸,兒女們的意外結局》,引發中國網民關注。

文章寫道,美國華人郭芹代表了一群歸國高級知識分子後代的意外、無從選擇的命運,他們和父母間出現了文化斷層,學歷僅有小學或初中……

1956年8月,5歲的郭芹隨父母從紐約回到北京,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發,她成了“狗崽子”,兩年後,初中尚未畢業她即從北京赴內蒙古農區,成為一名“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

“文革”十年,從15歲到25歲,在生命中最重要的成長歲月里,父親郭永懷因飛機失事去世、母親李佩以“特務”名義被隔離審查。

文革後,不少劫後餘生的這一代歸國留學人員子女,因為出生在美國,選擇了回美國生活。然而,學業上被耽擱的他們在美國生活並不容易。

2003年,王丹紅曾問李佩:“郭芹1980年到美國後做什麼工作?”李佩的回答留給她長久痛苦的思索:“她一個初生中,在美國能做什麼!”

1953年,郭永懷、李佩和女兒郭芹,郭芹僅活了45歲。(圖片來源:留美學子)

華人精英郭永懷攜全家回國

“總之,為了抉擇真理,我們應當回去;為了國家民族,我們應當回去;為了為人民服務,我們也應當回去;就是為了個人出路,也應當早日回去,建立我們工作的基礎,為我們偉大祖國的建設和發展而奮鬥!”這是華羅庚1950年2月在歸國途中寫下的文字。不如歸去——打動當時不少海外華人科學家的心。

1956年8月,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郭永懷和夫人李佩也加入到回國的時代大潮中。他們帶着5歲的女兒郭芹,離開了綺色佳市,全家開車橫跨美國,沿途與朋友們告別,到舊金山侯船西渡回國。這是郭永懷出國16年後第一次回祖國。

郭芹1951年8月出生在美國紐約州綺色小鎮,父親是康奈爾大學的副教授,母親是康奈爾大學的研究生。

那時,他們的家是一幢位於綺色佳市中心的三層樓帶地下室的獨幢別墅,距離康奈爾大學只有3個街區的距離。

作為這個知識分子家庭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孩子,郭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父親在鏡頭裡留下她“洋娃娃”般可愛的幸福童年。

童年時代的郭芹(圖片來源:留美學子)

回到北京後,郭永懷全家住進了中關村中國科學院特級專家樓,這是一套四室兩廳雙陽台、衛生間帶浴缸的套房,與錢學森家和錢三強家毗鄰而居。

郭芹的好友周暉在回憶文章中寫道:

“我和郭芹算是發小了,都住在中關村,她家住13樓,我家住23樓,兩座樓中間隔着一小塊空地……我們小學和中學都在一所學校,但沒有同班。郭芹是獨生女,父母是留美高級知識分子,生活水平在當時的中國是很闊氣的。大約在“三年困難”時,看到郭芹帶的午飯居然是雞蛋炒飯,我羨慕得邊看邊猛咽了幾口口水。一直忘不了郭芹的。

郭芹很隨和,經常邀請同學和像我這樣的鄰居到她家玩。進了她家,先驚訝有那麼多房間,然後羨慕那些闊綽的擺設。郭芹從小就學鋼琴,就是在北大附小這樣大師子女聚焦的地方也是不多見的。”

“狗崽子”

然而,隨父母回國十年後,郭芹童年的寧靜生活被擊碎了。“1966年8月8號凌晨,我和郭芹都被視為狗崽子,趕出了去天安門覲見領袖的隊伍,我們相伴哭泣着一同穿過科學院漆黑的街道回到家裡。”周暉寫道。

在上山下鄉的大潮中,郭芹曾懇求父親利用在部隊的工作關係讓她去參軍,但郭永懷沒有同意。

今天已經無從了解郭永懷當時的心情,是出於大公無私?在那個殘酷的年代裏他無法給女兒一個安穩的成長環境而被迫適應時代潮流?面對女兒的要求,他想到了回國時的初衷嗎?他的內心承受着怎樣的煎熬?

1968年9月20日,17歲的郭芹和周暉一道乘坐專列奔赴內蒙古農區,兩人被分配在同一個知青點,朝夕相處生活了三年。

也是在1966年夏天,遠在太平洋的另一端,郭永懷在康奈爾大學同事william R.Sears的女兒已經是大學三年級的學生,她在綺色佳市上了一所飛行學校,1967年獲得私人飛行駕駛執照,並於1969年擁有了一架自己的私人飛機。

周暉記得郭芹帶的生活用品顯然更“高級”“更充分”,“她貢獻出一塊很漂亮的條紋布作窗帘,讓女生宿舍頓時蓬蓽生輝、雅緻溫馨了許多。她不計較我們用她的東西,我們很願意用她的木製天藍色衣架,這些衣架都是舶來品,就是在北京家裡也沒用過這麼漂亮的衣架……”

郭芹離開北京之時,李佩因為在重慶(白區)工作和美國留學的經歷,已經被作為“特務”而“隔離審查”,住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牛棚里。1968年10月3日,郭永懷離開北京赴青海核試驗基地,一家三口從此天各一方。

到農村後,郭芹開始過“生活關”和“勞動關”,這種脫胎換骨的變化對她來說尤其艱難痛苦,從小家裡就有洗衣機的她不會洗衣服,也不會做飯,曾經委屈嚎啕大哭,寫信給父母訴苦。

1968年10月20日,郭永懷在回信中說:“上禮拜接到媽媽的一封信,知道你一些情況……你這次聽主席的話,堅決走與工農結合的道路,這是很對的,但同時也必須認識,這條路對你來說困難還是很多的,必須本着主席的教導,要有百折不撓的意志去克服困難,要向貧下中農學習,勝利一定是屬於你的。”

而在11月3日給郭芹的信,則是迄今為止發現郭永懷給家人的最後一封信,信中有一段:“布鞋暫沒有,你是否畫個腳樣寄來?待有了有貨一定買。這裡有一種翻皮棉鞋,本想代你買一雙,因為尺寸沒有,沒敢買。”

郭芹為什麼沒有請在北京的母親買鞋,卻煩勞萬里之遙、日理萬機的父親呢?因為母親在“隔離審查”中,失去了人身自由。

一個月之後,1968年12月5日,郭永懷乘坐夜航班機——一架伊爾14小飛機返回北京,凌晨5時左右,飛機在北京上空降落時失事,郭永懷和警衛員牟方東不幸遇難。

12月7日,郭芹所在的生產大隊接到北京國防科委電話,告知郭永懷飛機失事的消息。郭芹到公路上攔截長途汽車到縣裡,再從縣裡乘車到洮南趕火車回北京。

12月25日,郭永懷被追認為烈士,追悼會在北京八寶山舉行。張可文是錢學森在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的第一任秘書,她在一篇文章中回憶了當時的情形:

“記得那天在八寶山召開郭先生的追悼會,那時李佩還在受嚴重的政治審查。我特意到第一休息室去找她,發現她正獨自一人孤零零地坐在長椅上。我知道在場有好幾位是她的親人和知音,他們也正在活活地受着煎熬,他們多麼想坐在她和身旁來分擔她的痛苦和迷茫。但是不能……”

追悼會後,有關方面詢問李佩,作為烈士家屬是否有需要照顧的地方。倔強的李佩回答說:“我們不需要同情!”結果是,1969年初春,郭芹回到了插隊的地方,李佩回到科大,繼續接受審查和勞動改造。

失去的十年

十年“文革”耽誤了整整一代中國青年人的黃金學習時光,其中包括五十年代回國的留美學者的第二代,比如錢永剛、錢永真兄妹,以及郭芹等。

這些當年父母們的“小甜心”,在生命成長最重要的歲月里,被迫離開學校,與父母分離……

冶金學家葉渚沛是錢學森家和郭永懷家在北京中關村特級專家樓的鄰居。他1933年畢業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1950年攜全家回國,1955年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創建化工冶金研究所並任第一任所長,“文革”中被“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鐵掃帚掃進“牛棚”,受辱蒙冤,1971年11月24日含恨辭世。

他的長女葉淑珊在回憶父親的文中寫道:

“父親從牛棚出來後,他為我們——他無辜的子女開始害怕……我們幾個子女中,只有大哥上過大學,我和妹妹只上了初中,二哥才上高一就發生了‘文革’。我第一次聽父親抱怨:‘我把一生都獻給了中國人民,我以為中國會照顧我的孩子……’”

17歲的郭芹正在人生求學的黃金歲月,迫切需要父母的庇護和指引,她卻經歷父親墜機,母親被當作“特務”隔離審查的現實,在遙遠寒冷的內蒙古鄉下,這個曾經嬌生慣養的女孩兒是怎麼過熬這一段艱難時光,她將自己的手風琴帶回了知青點,成為她解除身心壓力的精神依託。

然而,她的健康還是受到了損害……

消逝在風中的“甜心”

郭芹回到北京時,她的家已經住進了力學所另外三戶家庭,她只有一間屬於自己的寢室,而李佩已於1970年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搬遷到安徽合肥,住集體宿舍,仍然接受審查,不能回北京看望病中的女兒。直到1973後,李佩才被允許中國新年時回北京探親。

王永光是在力學所樂隊認識郭芹的,當時他和郭芹、沈青組成了樂隊的手風琴組,他曾陪郭芹專門買了一架“鸚鵡”牌120貝司四排簧的手風琴,三人在樂隊合作中結下深厚友誼。1996年初夏,身患重病的郭芹在北京家中托沈青為她保管手風琴,希望自己病好後再繼續演奏。

1996年10月1日,李佩將郭芹從醫院接回家中,郭芹知道自己日子不長了,躺在床上將年邁的母親託付給王永光和李偉格。王永光說:“這一囑託使我與李偉格同樣感到郭芹對母親的眷戀,11月8日,郭芹走完了她年僅四十五歲的人生旅程,離開了這個世界。”她的骨灰撒在昆明湖中。

邊東子是郭芹兒時的朋友,兩家同在中關村13號樓,他記得郭芹在父親去逝後,常常在鋼琴上彈奏《紅燈記》中李鐵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堅強,頂天立地是英勇的共產黨。”在他最後一次見到病重的郭芹時,郭芹對說他說:“寫寫我爸爸吧!”

從郭芹到葉淑珊,他們的父母在戰爭年代赴國外留學,成為各自所在領域的佼佼者;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年幼的他們隨父母國國,想要將來為祖國出一份力,但史無前例的各種政治運動卻剝奪了青年時期他們的求學機會,留下一生遺憾。改革開放後,這些子女輩大部分回到了美國,但他們的成就難以超越父輩……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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