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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賢治:「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歷史

六七年前,我曾問過中山大學歷史系一位青年教師:什麼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瞠乎不知所答。從那時候起,我便起意要做一部關於這類子女的書,通過這本書,讓人們記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曾經有過的這樣一個龐大的族群,並藉此被遺忘的族群,了解一個已然逝去或正在逝去的時代。

從1949年起,經歷過多次政治運動,積累了一批又一批“階級敵人”和“階級異己分子”。這些人各有名目,後來不知是哪一位天才發明了“黑五類”一詞,簡明易記,又富含階級感情色彩,於是,人們也就樂於使用。至1979年,宣告“階級”不復存在,這時,“黑五類”已經繁衍了好幾代人了。我未曾見過有關全國黑五類子女的統計數字,但推算起來是龐大驚人的。然而,作為一個耦合群體,他們並沒有任何組織上的聯繫,三十年間一直處在一種自我封閉、互相隔離的狀態,至今看來,其實是一個“記憶共同體”而已。惟有記憶存在,共同體才有可能存在,雖然是虛幻的存在;但當記憶喪失,整個群體就將長此消亡。名為群體,實不見群體的存在,此等狀況,大約惟有物理學中“蒸發”一詞差堪比擬。

考革命史,被稱為“極左思潮”者由來已久,大可上溯至上個世紀二十年代農民運動興起之際。星火未及燎原,即有清算AB團之類的運動,到了延安時期,又有“挽救失足者”運動,性質近於清洗。打江山坐江山之後,“階級鬥爭為綱”,人為地製造種種敵人並實行專政,從過去的偶發性、階段性、策略性擴大為一種戰略需要,進一步地意識形態化、制度化和日常化。在群眾性運動不斷升溫的情況下,不但“黑五類”分子受到更嚴厲的制裁,連他們的子女也為父母的陰影所覆蓋,成為潛在的、假想的敵人,受到程度不等的歧視和打擊。尤其在文革期間,不少“黑五類”子女受到直接的政治迫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

在漫長的三十年間,黑五類子女一開始就不得不進入一個對他們來說充滿歧視和不公的世界,他們的成長過程,是在不斷認識自己的身份的危險性,從而不斷地放棄自己和防備他人中度過。他們必須承認現存的秩序,學習與這個秩序和平共處,學會順從,所以,他們每個人的內心過程,都是一個粗暴的摧毀性過程。文革結束以後,情況如何呢?可怕的是,受歧視的生活是一種不可逆的、最終有效的、貫穿一生的生活。只要被侮辱被損害的創痛楔子般進入生活,就進入了內心,雖然種種大事件或小事情都已成為過去,痕迹無存,甚至連記憶也變得一片空無,然而,那些曾經發生的帶有情緒創傷的體驗早已成為生命的有機部分,成為他們的天性,成為永恆。在我所認識的眾多這類子女中,除了極少數較為開朗、豁達,願意跟人們交談來往者外,大多數長成內傾的性格,自卑、畏葸、被動,沉默寡言,離群索居。他們敏感於周圍細小的變化,對世上的人們多抱一種不信任感,包括自己在內。明顯地,有一種宿命的悲觀色彩籠罩其間。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的小說《無命運的人》寫到集中營世界的倖存者柯韋什的內心感受時,有這樣一段話:“新的生活——我認為——只有在我重新誕生或是我的大腦出了問題、患了病時才有可能開始,……我們決不可能開始新的生活,我們永遠只能繼續把舊的生活過下去。”讀罷除了感嘆唏噓,實在無話可說!

由於事物的相關性,我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都不能說與這麼多帶着他們的屈辱和創傷生活在我們身邊的黑五類子女沒有關聯。即使我們不曾直接向他們施以暴力和凌侮,那麼,我們有沒有阻止過加害於他們的事情?如果沒有,今天,當我們回首往事的時候,我們還能夠像以往一貫的那樣心安理得而不感到羞恥嗎?

如何處理歷史留給我們的這份精神遺產,成了時代的考驗。

如果說我們需要歷史的話,就因為我們可以從過去的影像中重新發現自己,認識自己。歷史首先意味着還原真實。但是,清除了個人記憶,惟以制度文物和公共事件構成的歷史肯定是殘缺不全的,不真實的。魯迅所以說中國的二十四史是帝王將相的家譜,就因為史官單一地從帝王的視點出發,忽略了更廣大的人群,尤其忽略他們的精神狀況。在我們的歷史讀物當中,應當有更多的傳記、自傳、回憶錄,更多的個人關係史、遷流史、生活史、心態史,等等。必須有私人性、精神性的內容對歷史的補充。惟有把我們每一個人的創傷記憶儘可能地發掘出來,並且形成對於人道主義、社會公正的普遍的訴求,包括文革在內的民族苦難的歷史,才能轉化成為有意義的歷史。

剛剛逝世的波蘭裔詩人米沃什曾經援引威爾斯在《時間機器》中描繪的圖景:地球上一個叫做“白天之子”的部族,他們無憂無慮、沒有記憶,當然也就沒有了歷史;結果,在遭到地下洞穴中的居民,食人肉的“黑夜之子”時,完全失去抵抗。失去記憶的族群,註定要受到時間的懲罰。可是,在“黑五類”子女作為一個社會群體在生活中被抹去以後,我並不曾看到遺下的關於它的存在的記憶。

歷史不可能為沉默的人們作證。說,還是不說?於是成了問題。

關於納粹大屠殺的歷史,我注意到,無論是納粹的子女,還是猶太人中的倖存者,都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種是努力說出事實真相,一種則始終保持沉默。其實,這兩種態度在“黑五類”子女中同樣存在。不同的民族歷史當然不可一概而論,不過,那種近乎“生而有罪”的困境,對於不同國度的青少年來說倒是頗為相似的。

為了履行內心的承諾,去年春節,我曾特意帶上一部小答錄機,打算借回鄉的機會,採訪村裡熟識的地富子女。頭一個被訪者是一個曾經改嫁的農婦,她因為害怕留下自己的聲音,要求把小匣子撤掉,然後訴說她的故事。意外的碰壁,使工作的熱情頗受影響,加上別的事情的壓迫,計劃便擱置了起來,直到年前,才使我在一種追悔的心情中重下了編輯書稿的決心。

經過大半年時間,星散於全國各地的認識的或不認識的作者,斷斷續續地,總算把他們的聲音匯聚到這裡了。欣慰之餘,頓然生出一種焦慮——對此,世上可有願意傾聽的人?

--原載《炎黃春秋》2009年第2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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