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
第八口氣、「三不提」之一：關於「15年趕超英國」
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報告中除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特別有名外，其次有名的就是「三不提」。
第一個不提就是「15年趕超英國」。
「15年趕超英國」是毛澤東於1957年在莫斯科會議上提的，是毛澤東代表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個承諾，是中國共產黨人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二當家的向資本主義陣營的一個挑戰。
這麼大的事怎麼能說「不提」就不提了呢？
所以在會議的一開始，慣性作用，仍然是提的。因為從57年到62年雖然已經過去了五年，但還有十年，還有時間與餘地可以糊弄糊弄。
在為大會所準備的「書面報告」第一稿中，仍以這句口號開頭：
「這次會議，是一個為實現再經過10年左右時間在主要工業品總產量方面趕上或者超過英國的偉大號召而奮鬥的會議。」
「毛澤東同志在1957年11月提出了15年左右在主要工業品的總產量方面趕上或超過英國的任務，就是說，從1949年起，我們要在20多年的時間內完成或接近完成最老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在一百幾十年中做過的事。這個要求是我們經過努力可能實現的。」
可見，直到大會開始，毛澤東，甚至劉少奇、鄧小平也都沒有放棄這個口號。至於毛澤東在後來不斷加碼、不斷變化的「五年、三年、甚至兩年趕超英國」的口號牛皮太大了，誰也沒臉皮再提了。
直到21人報告起草委員會再次討論修改書面報告時，經過算帳才知道即使是15年，這個目標也根本不可能實現。至今為止，根據所披露的資料，我們知道「起草委員會」曾經有過算賬這回事，但具體的是怎樣算的賬？當時沒有公佈資料，至今也沒有。
於是，劉少奇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佈，這個口號在書面報告裏不提了。
劉少奇給足了毛澤東的面子，既沒有說這個口號的來歷，也沒有說這個口號是錯誤的，更沒有分析這個口號帶來的危害，只故作輕鬆地說不提了，但也不取消。
關於這個問題，劉少奇在1月27日的口頭報告中是這樣說的：
「15年趕上英國、超過英國，這個報告上沒有講。我們起草委員會討論過這個問題，頭一次是寫上去了，第二次說還是不寫好。15年趕上英國，原來是這樣提的：15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在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者超過英國。現在這個口號用不着去改，用不着取消，我們做的好，到15年的時候趕上了，就趕上了，沒有趕上，也沒有那麼不得了。提個口號，為什麼不得了呢？更多一點時間，多幾年就是了。」
毛澤東在一旁插話說：少一些時間是不行的，多一些時間是可以的。
看來毛澤東也已經知道了算賬的結果，也同意了劉少奇的這種說法，對這個口號不得不放棄了。
牛皮曾經吹得震天響，現在自己不得不放棄了。對於毛澤東而言，情何以堪？哪能不憋氣？
一個忽悠了四年多，地球人都知道的口號，就這麼不明不白地不提了。
三十
第九口氣、「三不提」之二：農業發展綱要40條
劉少奇口頭報告中說：在書面報告中，《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也沒有講。《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特別是四、五、八，照現在這樣算起來，到1967年達不到四十條那樣的標準。四、五、八，恐怕原來提出的時候調查研究也不是那麼充分，所有的土地都達到400斤、500斤、800斤，這個問題，還需要再去進行調查研究。《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我們現在不提，但是不取消。12年做不到，加幾年就是了。
《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也曾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情。
毛澤東在建國後所發動的政治、經濟運動是一條連續的曲線，從來沒有間斷期，而且是一浪更比一浪高。
文革前是四清，四清是文革的預演，四清為文革鋪了路。
農村在大躍進前是「綱要」，「綱要」是大躍進的預演，「綱要」為大躍進鋪了路，綱要40條的地位相當於四清時的前十條，沒有前十條，就沒有23條；沒有四清的23條，就不會有文革的16條。
沒有綱要40條，就沒有三面紅旗。
「綱要」本身就是最早的紙上的衛星，是毛澤東放的衛星，是披着科學的面孔的衛星，是大躍進中一切衛星的「預放」。
「綱要」是1955年11月間由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
如果說，「15年趕超英國」的口號是毛在莫斯科一時興起信口開河吹的「喇叭花」，缺乏調查研究，也缺少必要的時間推敲的話，那麼綱要40條則是毛是花了很多心血，甚至經過了長達4年的時間反覆求證，反覆討論的經典之作。
自從「綱要」出世之後就一直就被視作發展中國農業的綱領性文件，農民的指路明燈。
當年曾有一首詩，特別好玩好笑，全文錄此：
樹上喜鵲喳喳地叫，
老漢咧嘴忍不住的笑。
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
好比四十顆太陽當頭照。
太陽也比不上它溫暖，
處處地方它都照到。
放近耳朵聽一聽，
莫不是毛主席的說話聲？
回頭胸上貼一貼，
句句話它暖人心，
沒閉住嘴巴笑出了聲，
咱社員有了指路的大明燈。
「綱要」是在1955年才開始制定的，那時已經發燒，但只是低燒，還沒有發「高燒」；
「綱要」又是在1960年定的稿，那時「高燒」已經開始退潮了，退燒只退到「低燒」的程度。
嘗聽有經驗的醫生講，有時候「高燒」還好辦，「低燒」卻不好治。
而且當1960年4月，人大二屆二次會議最終討論通過，並以正式文件向全國公佈之時，主持此項工作的譚震林向大會作報告還說《綱要》是留有了餘地的，並提出要動員一切力量提前實現的。
儘管如此，「綱要」仍然是一個極左的文件，所提出的各項指標也根本不可能完成。
對於這樣一個由毛澤東歷經四年之久精心炮製、反覆修改，並「留有餘地」可以「提前實現」的「綱要」在正式通過了一年多後就被宣判了死刑，對於毛澤東而言，當然是又憋了一口氣。
筆者曾一再感嘆毛澤東這樣一個師範生，在學校里學習時只有語文、作文成績好，數學常常不及格，然而他在領導崗位上卻特別喜歡運用數學的工具制定各種各樣的指標。解放戰爭年代，他制定的指標今年要消滅多少國民黨兵？明年又要消滅多少？並將指標分配給各野戰軍，大差不差都能完成。可是在經濟工作中所制定的各種指標，卻沒有一項能完成的。
三十一
第十口氣、「三不提」之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
「人民公社好」是毛澤東的原話，「一大二公」也是毛澤東的原話。
1958年8月，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為剛剛出生的「人民公社」定性：
人民公社的特點，就是一曰大，二曰公，主要是便於搞工農兵學商與農林牧副漁這一套，便於綜合經營。農林牧副漁，是農業合作社就有的，工農商學兵，是人民公社才有的，這些就是大。大，這個東西可了不起，人多勢眾，辦不到的事情就可以辦到。公，就比合作社更要社會主義，把資本主義殘餘，比如自留地、自養牲口都逐步搞掉。
過去我們許多善良的人，許多不明真相的人，在談到農村割資本主義尾巴，不許農民有自留地，不許農民養家禽與牲口，總認為這不是毛澤東的政策，是手下人執行過程中的偏差。現在我們列舉了這麼多的資料，這才知道當年的所有極左的、可笑的政策，幾乎沒有一項不是毛澤東提倡的。
說實在話，大凡與毛澤東的思想一個路子的人，都會由衷地佩服他對事物的總結能力。他總能將事物最左的、破壞力最大的特點拎出來，當作最好的東西擺在大家面前，強迫大家承認並執行。
到了八屆六中全會作決議時，又加了一個整人的理由：「這種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極大的優越性——如果對於這樣一個根本問題發生懷疑，那就是完全錯誤的，那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
這句話就是與極左政策配套的組織措施。
公社化運動前，全國有7萬多農業合作社，嘩啦啦一陣風，變成了2萬多公社；
1961年前後，毛在整頓人民公社時，又是嘩啦啦一陣風，2萬多又變回個6萬個。
沒人能估算出這變過去又變回來的成本有多少？經濟核算單位由公社而大隊，由大隊而小隊。「大」也不大了，「公」也成了「共產風」，屬於調整、整頓的範圍，即便如此，毛還鐵嘴鋼牙，在談到「一大二公」時說：
將來定個比例，「一大二公」，公就表現在社隊有點積累。
對於「一大二公」這樣一個毛死不認錯的問題，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說：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這個報告裏頭也沒有講。有的同志提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到底如何呀？現在基本核算單位搞到小隊去了。又「一大二公」，基本核算單位越來越小，這個現象似矛盾。現在情況是這樣的，這個問題，現在還解釋不清楚，但是等到將來人民公社發展起來以後，還是「一大二公」。所以，這個口號也不取消，但是也不着重講。
不提「15年趕超英國」，不提「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不提「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劉少奇的這「三不提」，讓毛憋足了三口氣。
不過，有些人的態度比劉少奇曖昧些。
如周恩來主張有關人民公社的優越性，要多說幾句。
又如鄧小平說：人民公社如果經過試點更好。既然早產了就應當好好愛護他，對早產的孩子有四種態度，一是不要，這是右派；二是對付對付，不認真；三是拔苗助長多給豬肉吃，多運動。這三種態度都不對。主席的態度是重視他愛護他，想辦法解決問題。四種態度跟哪一種走？當然跟主席走，一定有希望。
周恩來的態度，鄧小平的話，算是讓毛稍稍緩了幾口氣。不過畢竟不解決根本問題，根本上仍然是憋氣。
如何理解周恩來、鄧小平的態度？這是另外的問題。不能簡單的認為他們是在為毛開脫，其實也是在為毛緩頰。毛的面子丟得太多了，兔子急了還要咬人呢？何況是老虎。
三十二
第十一口氣：關於城市人民公社
據1958年9月統計，全國農村原有74萬個高級社發展為23284個人民公社。
按毛澤東的計劃，下一步就要城市公社化。
按毛澤東的脾氣，再下一步，全國變成一個大公社——到時候，保不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也得改了。
毛澤東這一生，除了喜歡搞「翻一番」這類數字遊戲，喜歡搞「十五年」、「七年」、「三年」這類數字預測，更特別嗜好於玩弄「改名字」、「改名稱」，「換木頭疙瘩」、「換橡皮圖章」的遊戲。美其名曰改變生產關係，其實就是破壞生產關係，生產力也就隨之大破壞了。
他常常將「唯生產力論」的大帽子扣在政敵的頭上，但他從來也沒有將「唯生產關係論」作為向政敵進攻的武器，因為他自己就是一個「唯生產關係論」者。
頻繁地不斷的變更生產關係後果：
第一、改名稱、換木頭疙瘩，掛木頭牌子，搞成立大會的成本，放鞭炮、擺酒席，並不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小數字。
第二、每換一次牌子，又在原有的幹部隊伍的基礎上，大量增加了新的幹部隊伍，全都是「吃百姓糧、辦公家事」，幹部隊伍的不斷膨脹的後果就是領餉的人多了，辦事的人少了，扯皮的事情多了，幹部與幹部之間的矛盾多了。
第三、舊的生產關係破壞了，依託於舊的生產關係的生產力同時遭到破壞，而新的生產關係遲遲建立不起來。
1960年3月8日，毛澤東批示「上半年全國城市普遍試點，取得經驗，下半年普遍推廣」。
農村人民公社化一哄而起，並沒有試點，為什麼在城市人民公社化這個問題上毛澤東要搞試點呢？
毛澤東後來解釋道：「因為那個時候，農村刮『共產風』要擋一擋，城市暫時壓一壓。『試辦』實際上是觀望，不是不辦，而是看準時機，等到形勢好了，不會有什麼大問題了，原來思想不通的人也通了，再大量興辦起來」。
毛澤東真是個急脾氣，自己又往往對自己的金口玉言不當一回事，關於「試點」的談話剛說半個月左右，卻又換了主意。到3月24日，毛澤東又忽然就改變了態度，要求城市「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
此後，各大中城市裏就轟轟烈烈地開始人民公社化運動了。並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裏完成了公社化的過程。據有關統計，至1960年5月10日，在全國180多個大中城市的6900萬人口中，建立了1039個人民公社，公社人口達3900萬，佔全國城市總人口的55.6%。
隨着農村人民公社的惡果盡顯，城市人民公社化畢竟沒有轟轟烈烈，放屁一陣風，最終無疾而終了。
但是畢竟曾有過這麼一回事。
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報告裏對毛澤東這一偉大創舉竟然隻字未提，似乎從來也沒有發生過「城市人民公社化」這回事似的。
三十三
第十二口氣：關於「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曾經風靡一時。與此口號同時的還有「沒有辦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口號的原始發明者並不是毛澤東，但毛澤東支持並維護了這個口號，並為此與他的老朋友李達進行了一場激烈的辯論。
李達當時責問毛：「潤之，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句話不通？」
毛說：「這個口號同一切事物一樣有兩重性。一重性不好理解，一重性是講可以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
李達說：「你說這口號有兩重性，實際上是欽定這個口號是不是？」
毛反問：「肯定怎樣？否定又怎樣？」
李達說：「肯定就是認為人的主觀能動性是無限大。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離不開一定條件。——潤之，現在不是膽子大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則可能是一場災難」
毛說：「在一定條件下無限大！」
「七千人大會」有一項內容「清理口號」。劉少奇當着毛澤東的面特別舉例批評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劉少奇說：
「這一口號是《人民日報》用大字標題發表了的。各省的報紙也發表了，因此對許多地方有影響。這個口號是錯誤的，應該取消。要向幹部、黨員和群眾說明白。」
三十四
第十三口氣：關於「左比右好」
「左比右好」，這不是口號，而是黨內長期形成的一種觀念。
我們學習黨史，都知道在土地革命時期，我黨曾經發生過一次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三次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右傾的錯誤是陳獨秀犯的，叫「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左傾的錯誤分別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與博古。也就是說在長期中國革命階段，曾經有左也有右的錯誤，而且左的錯誤統治的時間長，危害大。毛澤東的所謂「英明偉大」在於他既反左也反右，所以才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
為什麼到了建國後，只有右沒有左了呢？
反右運動中，執政者更公開的將人劃分為右派及左派；廬山會議後又有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再後來又發明了「形左實右」的新名詞。長期以來，右是立場問題，左是態度問題，成為黨內及社會上的共識。凡當了「右派」或「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家破人亡，當了「左派」的升官發財。嚴酷的現實對比朝朝夕夕的擺在全國人民面前，所以「寧左勿右」成為當年中國的「普世價值」。
只有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在口頭報告中說：「有的同志說，犯『左』傾錯誤是方法問題，犯右傾錯誤是立場問題。我看這種說法也是不正確的，是錯誤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我們在黨內的具體鬥爭中，應該有什麼反什麼。有什麼反什麼，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沒有『左』，也沒有右，就什麼也不要反。這就是說，我們要實事求是地進行黨內鬥爭。」
三十五
第十四口氣：兩個尖銳的問題之一：錯誤的性質
劉少奇的口頭報告中對一些比較尖銳與比較重要的問題也做了一些回答。
比如，大躍進的錯誤究竟是什麼性質的？
劉少奇根據中央高層討論後的統一口徑回答道：「不是路線性質的錯誤，而是在執行總路線中的問題」。
劉少奇還說：「我們現在是來總結經驗，好在我們現在能夠回頭，能夠總結經驗，能夠改過來，還不是路線錯誤。但是，如果現在我們還不回頭，還要堅持，那就不是路線錯誤也要走到路線錯誤上去。」
但是，就在同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在談到犯錯誤的原因時卻說：
「你違反了它（經濟規律），就一定要受懲罰，我們就是受了懲罰，最近三年受了大懲罰。
社會主義誰也沒幹過……蘇聯的經驗是蘇聯的經驗，他們碰了釘子是他們碰了釘子，我們自己還要碰。」
將毛劉兩者的講話比較：
毛澤東強調的是缺乏經驗。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缺乏認識，所以犯錯誤不僅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誰來干誰也會犯錯誤，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
雖然毛澤東也說中央的錯誤我也有份，畢竟也沒有勇氣直接說我毛澤東沒有什麼的責任，但誰都能聽出他是在為大躍進的錯誤輕描淡寫。
劉少奇的話是什麼意思呢？劉少奇說得很明白，錯誤雖然很嚴重，但「不是路線性質的錯誤，而是在執行總路線中的問題」。
劉少奇的這種說法是給毛澤東留了面子，也是給劉少奇自己留了面子，也是給犯了這麼大的錯的黨留了面子。3600萬人餓死了，仍然要面子。面子真的很重要。
但是，劉少奇的話有沒有對毛澤東威脅之意呢？劉少奇有沒有這樣的意思呢？你毛澤東犯了這麼大的錯，但我們仍然沒有上綱為路線錯誤，那是大家對你的客氣，你如若再堅持，「那就不是路線錯誤也要走到路線錯誤上去。」
仔細考察劉少奇的原話及語境，這樣的意思似有非有，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吧！
我個人認為劉少奇沒有這樣的意思，第一他沒有這樣的覺悟；第二他沒有這樣的地位與威信；第三他也沒有這樣的膽量。
但我認為沒有，與會者中的大多數也不認為有，並不等於毛澤東也沒有。
從事後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恨之入骨，必欲致其於死地而後快的後果來看，毛澤東認為劉少奇就有這樣的意思。
其實對於大躍進錯誤的性質，毛澤東與劉少奇的認識並無本質的區別，是50步與100步的關係。
大躍進的錯誤究竟是什麼性質的錯誤？不需要詳細考察其動機，僅從所產生的惡果來分析，它的性質嚴重到不管是怎樣的定性與評價都不過分的程度。它不僅僅是錯誤，更是犯罪。
最起碼的評價：這是一條我黨在經濟建設工作中的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路線，對我們黨的事業造成了極大的危害，對我們國家與人民造成了空前的災難。
歷史上，我黨犯類似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也並不是沒有，比如李立三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就是一例，但是歷史上的任何一次左傾路線錯誤都不能與這一次相比。李立三的錯誤路線統治全黨的時間不過只有四十天，而毛澤東的左傾盲動主義的路線錯誤，即使從57年算起也已經四年多了。
三十六
第十五口氣、兩個尖銳的問題之二：關於彭德懷問題
會上有人提出，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信上所講的，不正是我們現在要解決的問題嗎？
對此，劉少奇回答說：從那封信的表面來看，信中所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的主席寫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並不算犯錯誤。彭德懷的問題是由於長期以來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
劉不但沒有為彭德懷平反，還給他留下一個裏通外國的罪名。
劉這樣講，當然不可能是他的個人意見，很可能是毛澤東個人的意見，也不排除當時的中央經過了某種形式的討論程序。以犧牲一個彭德懷維持毛的威信，維護虛假的、脆弱的黨內團結。可憐的彭元帥啊，你又當了一回無謂的犧牲品。而代表毛澤東及中央講這個話的人，還曾是當年的紅五軍團的政治委員。
歷史已經證明，劉少奇的這一段話是很無恥的。
從1959年8月的廬山會議至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這兩年多的時間內，中國大地從大躍進的高潮走向大饑荒的深淵，這殘酷的兩年現實，已經證明了彭德懷的廬山之諫是完全正確的。如果當初接受了彭的建議，及時採取有效的糾正措施，就不可能餓死幾千萬人。正是因為在廬山會議上錯批了彭的意見，大躍進獲得了加速器與充電器，向着罪惡滔天的方向疾駛而去。
七千人大會既然是總結經驗教訓，那麼為彭德懷翻案則成為必然，這是唯一的正確的選項，也是當時的黨心、民心所向。
但是劉少奇卻沒有這樣做。
即便如此，劉少奇也並沒有得到毛澤東的好感。雖然他無恥了，但是他沒有無恥到家。按照劉少奇的解釋，當年彭德懷對「三面紅旗」的意見就不是「反黨」了，這仍然是與毛澤東的步調不一致的。
三十七
第十六口氣、兩次掌聲
七千人大會其實自1962年1月11日已經開始，這次大會開得相當的怪異，居然連一個開幕式也沒有，將全國縣以上的各級領導幹部七千多人召到北京來，開頭半個月就是學習文件與分組討論。
直到1月27日，也就是劉少奇作口頭報告的那一天，才算是大會的第一次全體大會。
下午2時，大會開始。當毛、劉、朱、周、陳、林、鄧七巨頭魚貫入場，出現在主席台上時，大會響起極其熱烈的掌聲，時間長達15分鐘。
當然，這一次長達15分鐘的掌聲主要是給他們足足等了半個月的黨中央與毛主席的。
第二次長時間的掌聲出現在當天劉少奇的講話中間。當劉說到「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那一句話時，會場出現了異乎尋常的反應。起先，大家一下子仿佛怔住了，接着便爆發出經久不息的掌聲。掌聲大約持續了五分鐘，也有人說是十分鐘，連在後台的服務員也全都跑進場裏來了，以為出了什麼大事。
無疑，這一次長達5-10分鐘的掌聲是給劉少奇的，尤其是給說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劉少奇的。
這麼多年來，聽慣了假話、空話、大話的各級領導們好不容易聽到了一句真話，怎能不激動呢！
對於第一次掌聲，毛澤東可能並不太以為然，他聽慣了，習以為常了，不以為喜了。
可是對於這第二次掌聲，他震動了，他驚愕了。他驚愕於劉少奇的威信居然已經有這麼高了，當然也聽出了這些幹部居然當着他的面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鼓的掌，這掌聲毫無疑問是衝着他的「三面紅旗」惡政的。
劉的這場充滿激情、生動有力的口頭講話，整整進行了三個小時，於下午5時結束。
毛在主席台上聽他的副手做這樣的報告，他會是怎樣的心情？
表面平靜大度，內心翻滾不息，憋足了氣，卻無法評論，更無法發作。
在會議結束時，作為會議主持人的毛澤東居然沒有按照慣例對劉少奇的報告說一句好話，照官場的習慣他應該說：剛才少奇同志代表黨中央作了一個很好的報告，我完全贊成，希望大家回去後認真學習，深入理會。然而毛澤東一反常態，對劉的報告隻字未評，只是講了講以後幾天的安排，然後說：「好，同志們，今天就結束，散會。」
劉少奇的話講完了，會也散了，但很多同志的心還在激動着，反響非常強烈。
有人說：劉的講話「把不少共產黨員的心撥熱了！」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楊獻珍說：劉的報告「把問題講透了！」
三十八
結束語
以上筆者不厭其煩地列舉了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憋的「16口氣」。
其實又何止16口。如果仔細清算，令毛澤東不滿意的地方甚至還有幾十處。比如還有什麼「分散主義」，還有「公共食堂」、「供給制」、「資產階級法權」、「興修水利」、「幾個大辦」——
「七千人大會」幾乎將毛澤東在大躍進前後搞的所有名堂精全部給否定了。有的遭到批判性的否定；有的遭到總結性的否定；有的遭到禮貌性的否定；有的遭到「凍結性」的否定——即使如同親兒子、命根子般的「三面紅旗」也已名存實亡，所有的實質性的內容如什麼「一大二公」，什麼「政企合一」，什麼「農林牧副漁」、「工農商學兵」，全都被抽空了，只剩下一具政治殭屍供在那裏，喊着「萬歲」，散發着臭氣並嚇唬人。
客觀的看待劉少奇，在這次大會上他其實並沒有明顯的反毛言論，更沒有明顯的反毛舉措。
劉在主觀上既想糾正錯誤，解決問題，在這個前提下他也是儘量給毛留足了面子。幾十年在黨內的生存經驗，他也不敢不給毛留面子。
但是客觀上他做得並不好，但他也不可能做得更好了。
其原因有二：
1、劉這個人的性格遠不如周那樣圓滑，又不如林那樣城府，也不如陳、鄧那樣沉得住氣。劉的位置處於第一線，許多事情別人可以不說不管，但劉不能不說不管，而劉的性格特點是說話做事往往容易「走火」的，尤其是當他情緒激動，責任心強的時候，他常有忘乎所以的表現。
2、半年前的那次下鄉，洗滌了他的靈魂，當年參加革命的初衷有了一定程度的回歸。他不僅滋生了「救世情懷」，而且還有一種「捨我其誰」的情緒。在這種情緒的支配下，他往往就話到嘴邊，顧不了許多，這就更容易「走火」了。
在毛一方面找原因：
1、多疑，是毛的一種主要性格特點。處於順境之時，他的肚量也許能稍大一點，得意之時還可能忽略一些細節；尤其是當他處於逆境之時，失敗、失落之時，他的情緒雖然低落，神經卻高度緊張，越發疑神疑鬼，滿眼都是「偷斧子的人」。
2、「七千人大會」前，毛雖已經覺察出劉與他有許多不一致，但是他沒有想到有那麼多，那麼系統，那麼嚴重，他並沒有估計到劉會主動的擺脫他的約束走得那麼遠。劉在會上大講缺點錯誤，大講「人禍」，將過去幾年工作講得「漆黑一團」，不積極維護「三面紅旗」，話中有話，話中帶剌。在毛看來就已經遠不是「不和他保持一致」那麼簡單，而是在一邊對他全面施壓，一邊在乘機樹立自己的威信。
據說，毛在聽了劉的報告後回到寓所，對身邊的人說道：「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3、大會上給劉的掌聲，以及彭真、劉瀾波、楊獻珍等劉系人馬的唱和，讓毛感到劉已成了一股「尾大不掉」的政治勢力。
「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有將近半年的休息時間，表面上，他是當徐霞客去遊山玩水，其實他一刻也沒有放棄朝中之事。而劉少奇卻將「一時得逞」，誤以為「得逞」，說話做事，更是放肆。
半年多後，又一次的北戴河會議召開了。毛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三面紅旗」的法寶不靈了，也不用了，他用上了新法寶，這就是威力無比的「階級鬥爭」。
由此，中國這艘斑駁陸離，千瘡百孔的破船又有了新的引擎，隆隆地向文革的「冰山」開去。
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說：「1960年下半年，1961年、1962年上半年，都講黑暗，越講越沒有前途了。這不是在壓我？壓了我兩年，難道講一點光明都不行？」。
5年後，1967年2月，毛同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團長巴盧庫說：
「七千人大會的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
1967年4月12日，江青說：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時憋了一口氣。
那時，文革已經如火如荼，毛澤東早就大撒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