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以來對外開放的跳躍性擴大成為中國主要的經濟增長動力，但與此同時國內改革的步伐似乎越來越慢。
如果時間能夠倒轉回到1978年，不會有任何一個人會相信在40年後，北京五環外的一套10年長租房的租金可以是180萬元。那個時候固定電話還沒有普及、沒有網絡、吃肉奢侈、居住還是公用衛生間，1980年代人們對收入的頂級追求是能成為「萬元戶」。可以說，推動改革開放的那代人是真正的民族英雄。40年後的今日，改革開放的制度紅利似乎正在日漸削弱，原因就在於改革和開放不再互相促進，反而分道揚鑣。
改革是發展模式的變革，對於轉型國家而言，就是政府的邊界逐步縮小，法無授權不可為。開放就是發展動力的變革，取消自由交易的壁壘，將市場機會公平地還給企業和個人。當然，改革開放還意味着思想領域的百花齊放。改革和開放從來不是同步的，往往是開放在先探索邊界，改革隨後通過制度變革予以追認。但是改革和開放只要是相同方向起作用，便能釋放巨大的制度紅利。實際上，40年來中國經濟增長周期的每個節點都對應着這樣的制度紅利——即宏觀經濟學中所謂的全要素生產率。
如上圖，制度紅利像一個正向的外部衝擊，使得增長率先升高再收斂。文革結束後農村經濟開始開放，1978年農村確立的制度改革使得經濟增長率由前一年的7.6%達到11.7%；其後商品經濟在城市開放，1984年城市改革的確立使得經濟增長率進一步上升到15.2%；其後封閉經濟體開始向外敞開懷抱，1992年「南巡講話」使得經濟增長率由1991年的9.3%躍升至14.2%；2001年中國加入WTO後開始新一輪的經濟加速，承諾用五年時間完成WTO的相關制度變革要求，六年後中國經濟又達到了14.2%的高峰。
在2008年前後美國次貸危機帶來的短暫波動後，中國經濟出現了一個相對漫長的經濟下降周期，即被現在的學者和官員稱之為「新常態」的周期。為什麼潛在經濟增長率在不斷下降？就是因為改革和開放在這個階段幾乎處在停滯的階段，甚至有些層面還有些回調。再加上人口紅利的不斷削減，可以說中國經濟和社會面臨的挑戰遠大於往常。
其實，中國經濟社會的改革和開放並非第一次處在彼此背離的邊緣。再回到上面的圖表，可以看到1990年代之前經濟波動性較大，周期較短，其後經濟變得波動幅度大減，周期變長。原因就在於1990年代經歷了一次中央政府權力的再集中過程，或者說經歷了改革的一次左向操作。如果沒有後來的擴大對外開放，以及通過WTO擁抱世界經濟體系，20年前或許就已經提早進入另外一種常態了。
中國經濟轉型之初，改革和開放幾乎就是一件事，因為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掌控着一切，開放市場就是在縮小政府的邊界。當時為了衝破舊有計劃經濟的單一體制，中央政府允許地方政府自立門戶、自主創業，地方政府又依次向下層推動個體和企業試探市場的邊界。各地競相出台開放政策，不僅在經濟上出現了自由繁榮的景象，連社會風氣也舊貌換新顏，今日看來都尺度頗大的藝術作品、書籍電影、廣播電視便能在當日公開發行，人們思想之開放的尺度遠超今日。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地方政府可以比較獨立自主的承擔職能，稱得上是有限版的聯邦制。
但是此時改革卻不願意朝着同樣的方向繼續前進了，開放的尺度大於改革的尺度，矛盾終於在1980年代末積累爆發成暴力事件，經濟增長也隨之一落千丈。1994年分稅制改革擴大了中央政府的行事邊界，地方政府也隨之減弱了進一步對內改革的激勵。1990年代中後期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地方政府在忽然失去財權之後，通過變現土地價值擴大投資實現的。這個增長模式在現在終於達到了登峰造極，演化出了過大的債務風險。
可以說，1994年之前的經濟增長得益于于改革和開放的蜜月期，其後改革和開放之間則出現了明顯的罅隙。直到2001年之後中國加入WTO，對外開放的跳躍性擴大成為主要的經濟增長動力，而中國的入世承諾則推動了國內體制的相應變革。即便如此，國內改革的步伐似乎越來越慢，國企改革、行政體制改革、土地改革、思想市場改革，這些達成阿西莫格魯所謂的開放型社會的關鍵要素並沒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和發掘，因此有學者不斷發出改革已死的感嘆。
隨着混合所有制進一步擴大國有企業觸角，央企合併進一步做大國有企業規模，行政體系重組進一步強化了政府職能，可以說改革並未死去，只是她已然向左而行。很多人根據以往的經驗認為改革和開放理應是同向同步的，開放的擴大必然會帶來行政體制的跟進。可是最近的事實證明了改革和開放似乎各有邊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擴大開放似乎就成了為數不多的制度紅利來源。
繼續對內開放受到了改革向左的張力，對外開放繼續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就是最好的替代性選擇。中國決策層也已經做很多繼續對外開放的嘗試，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推動在非洲的資本輸出，推動向歐美的金融體系開放。這些嘗試是有益的，中國的優勢在於廣大的市場，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則進一步分享技術進步紅利，技術和市場的結合就是林毅夫教授所謂的後發優勢。以上構成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中國經濟，開放向右而改革向左。
在改革向左的前提下，開放向右還有多大的可行空間？更不巧的是，美國在國防戰略報告裏將中國列為首要戰略競爭對手之一，而且不斷挑起貿易戰及技術封鎖，中國對外開放的空間也大受擠壓。或許進一步秉持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減少外部壓力，尋找繼續改革和開放的紅利空間，才是更好的戰略抉擇。可是改革開放的成就卻成了民族情緒高漲和大國做派外露的資本，不由得令人擔心。《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中講到，在1960年代，連薩繆爾森這樣的經濟學泰斗都認為1980年代蘇聯將超越美國成為最大經濟體，何況我們現在只有胡鞍鋼這樣的學者在鼓吹中國的趕超。因此我們要不斷反覆掂量研究的問題是，開放向右而改革向左的新型發展模式，會比當年的蘇聯強大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