崢嶸和曲折的經歷
習仲勛生於1913年，早年和劉志丹等一起鬧革命，21歲任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1935年，中央紅軍到達陝北，據說，毛澤東第一次見到習仲勛脫口而出：「噢，這麼年輕!」
習仲勛歷任陝甘邊集團軍政委、西北野戰軍副政委、第一野戰軍副政委、政委等職，和彭德懷、賀龍共同指揮了延安保衛戰和解放西北五省的戰役。他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政務院、國務院秘書長，1959年起任國務院副總理。
正當他年富力強，協助周恩來忙於處理國家事務時，在1962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康生給毛主席遞了一個條子，上寫：「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澤東當場念了這個紙條，並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劉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寫了一部傳記性小說《劉志丹》。她用了多年時間搜集素材，反映當年劉志丹和他的親密戰友們(包括習仲勛)在西北地區開展革命鬥爭的故事。問題在於，當年中央紅軍經過長徵到達陝北時已是疲憊之師，而西北紅軍當時正開創了良好的局面。李建彤強調她寫的是真人真事，但越是說真人真事越糟糕。有的居心叵測者說：中央紅軍是「正統」，小說寫成中央紅軍向西北紅軍「投靠」，把西北寫成中國革命的「中心」，是貶損中央紅軍，貶損毛主席。康生得知後，就向毛主席告發，並誣指習仲勛是這部小說的「後台」。
康生領導下的審查小組在「審查報告」中說：此書是習仲勛反黨集團蓄謀已久進行的反黨活動;習仲勛是此書的第一作者，劉景范(劉志丹胞弟)是第二作者，李建彤是執筆者。審查小組認為這部小說的罪名之一，是把陝甘寫成中國革命的「中心」;罪名之二，是把劉志丹寫得比毛主席還英明;罪名之三，小說中的人物羅炎、許鍾寫的是高崗、習仲勛，是「為高崗翻案」、「吹捧習仲勛」。
《劉志丹》這部小說，後來又被升級為「彭德懷、高崗、習仲勛反黨集團」的罪證，株連了上百名老幹部和出版社的編輯人員，陝甘寧老區有上萬人被打成「彭、高、習集團」的所謂「黑爪牙」，不少人被整殘、整死。實際上，這些罪名全是無中生有、牽強附會、無稽之談。習仲勛同志受此不白之冤，遭到長達16年的不公正對待。
1977年底，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錯案，對習仲勛的案子在查清以前，就先安排習仲勛去廣東工作。受盡折磨的習仲勛，1978年4月出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大討論中，他是最先站出來表態支持的地方領導人。在恢復和發展經濟方面，他也做出了傑出的貢獻，率先提倡改革開放，公開說「只要能把生產搞上去，不要管他什麼主義」;還代表廣東省委「請求中央允許在毗鄰港澳邊界的深圳、珠海等地劃出一塊地方，搞貿易合作區」。中央採納了他的意見，廣東首先成立了經濟特區，成為中國最發達的地區之一。1980年2月下旬，胡耀邦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總書記，幾天內就發出《關於為「習仲勛反黨集團」平反的通知》。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習仲勛一直是鄧小平、胡耀邦等主張的改革開放政策的堅定支持者。
兼任法制委員會主任
1980年9月，習仲勛調中央任職，先是由全國人大補選他為副委員長，隨後在黨的會議上增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選舉他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值得注意的是，在他擔任黨和國家的重要職務時，他還兼任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主任。這反映了黨對法制工作的重視，也反映了仲勛同志對法制工作的特殊關懷。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誕生於1979年2月，是為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而建立的有權威性的立法機構，由80位各界知名人士組成。第一任法制委員會主任是剛從囚禁地回到北京的彭真，第二任主任由習仲勛兼任。他們的任期各約兩年三個月，到1983年9月法制委員會就結束了歷史使命。正是在這兩位熱心法制的老人的堅強領導下，我國開始從「無法無天」、「無法可依」走向了「有法可依」、「以法治國」的道路。
在一次會議休息時，習仲勛和彭真閒談。習說：「要有一個制度，有一種力量，能抵制住『文革』這樣的壓力才好。」彭真說：「我們建立法制，就是要能抵制住各種違法的行為。『文革』是極嚴重的錯誤，今後決不許重演。」習說：「問題是，如果今後又出現毛主席這樣的強人怎麼辦?他堅持要搞，怎麼辦?我看難哪，難哪!」彭說：「所以，我們今後一定要堅持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的規定，這是一項極其重要的原則。」筆者是該次會議的秘書人員，偶然聽到了他們這次的閒談，深感兩位老領導真是無時無刻不在思考法制問題。
仲勛參加人大工作有個特色，就是他不但參與領導，而且以普通一員的姿態參加小組會議。新憲法通過以後，人大常委會工作有了很大加強，每兩個月召開一次常委會，每次四天左右，分四個組討論議案，而後開全體會表決。仲勛同志幾乎每次小組會都參加，他不是來做指示，而是和委員們平等地交換意見。每到討論休息時間，他往往端着一杯茶在室內走來走去，跟大家問長問短。有一位外省來的列席代表不認識他，他就自我介紹：「我是習仲勛，和你一個組討論……」平易近人，沒有一點架子。
筆者聽過他幾十次談話，總的印象是直率、平和、樸素。不是居高臨下，而是交換意見;不是訓誡，而是商談。他在討論中總是鼓勵大家發表意見，他說：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我們是受人民委託代表他們管理國家的，責任重大，對每一個工作報告，每一個法律議案都要本着為人民負責的精神認真研究，要提修改或補充意見。我就不信這些議案都那麼完善，如果我們只說贊成，只說同意，等於不提意見，那要我們這些人做什麼用?他對代表、委員們要求很嚴，但由於把他自己也放在裏面，就感到他是在督促自己，而不是訓斥別人，起到了責己同時責人的效果。
那時候，筆者在法制委員會民法室工作，室主任穆生秦，業務牽頭的是李由義，他們都是49年前從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學識淵博。
仲勛多次找我們討論組織起草《民法通則》的問題。民法室曾搞了幾個草案，徵求各方面意見，反映都不夠好，主要認為草案文字「法言法語太多，看不懂」，「像是看天書，誰知是什麼意思?」一位市級領導人看到草案提出要建立「法人制度」大為驚訝，說：「你們怎麼能建立法國人的制度?」因此，李由義在匯報時說了一句：「一些人沒有起碼的法律知識，可以不徵求他們的意見。」仲勛同志不以為然，他說：「幾十年無法無天，幹部群眾普遍缺乏法律知識，能怪他們嗎?法律是要施行的，大家看不懂的法律能普及嗎?我和他們一樣看不懂法言法語，能不能寫得通俗一點?我認為，群眾反映『看不懂』正是對這個草案的最真實的意見、最好的意見，也是我們最該重視的意見。」
他說：「我要找救兵」。當即讓秘書邀請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參加會議。他當面懇請呂老幫助修改，並指定我(由於我當時較年輕)把草案及有關資料送到呂老家裏，按呂老意見修改，還高聲叮囑大家：「文字修改，你們要聽呂老的，他是語言大師。不要聽我的，我不懂。」
我聽仲勛說過幾次「我不懂」。像他這樣的高層領導人，堂堂副委員長、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在眾人面前公然說「我不懂」的，在我記憶中是第一人，不由得想起孔夫子的一句名言：「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後來，我遵照仲勛指示，連續三天去呂叔湘先生家「登門候教」。呂老非常認真，把草案一字一句地斟酌修改，改掉了不少重疊的或含義不清的字句，還把一些段落造句順了順，看起來就明白易懂了。
一次永難忘卻的對話
仲勛又一次召集討論，我匯報了呂老修改草案的情況，李由義也肯定呂老改得好，並檢討自己上次失言，對提意見者有「不敬」之處。仲勛同志很高興，並由此發表了很多關於如何對待不同意見的話。時隔多年，但印象深刻，下面只能記敘他講話的主要內容。
他說：「誰都愛聽好話，聽贊成自己的話，但這些話很多是假話，有的是捧場，有的是敷衍應付。我們徵求意見的目的，本來是為搜集各種補充意見，但是，人們一聽到比較尖銳的不同意見就往往不高興，『你小子，拆我台!』有權的人有這種想法就很危險。」
仲勛說：「我長久以來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就是怎樣保護不同意見。從黨的歷史看，不同意見惹起的災禍太大了!『反黨聯盟』、『反革命集團』、『右傾投降』、『左傾投機』等等，我經歷過的總有幾十起、上百起，但最後查清楚，絕大多數是提了一些不同意見，屬於思想問題，有不少意見還是正確的。我們對黨的領導人，應當熱情擁護，對黨的方針、政策應當堅決執行，但是對領導人的主張，對黨的方針、政策，不是不可以提出不同意見。因此，我想，是否可以制定一個《不同意見保護法》，規定什麼情況下允許提出不同意見，即使提的意見是錯誤的，也不應該受處罰。」
李由義說：「憲法已經規定了『人民代表在代表大會各種會議上的發言和表決，不受法律追究』，這正是保護不同意見的法律。」
仲勛說：「我的意見是，任何人都應當有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利。不只是人民代表，人民代表才有幾個?也不只是在各種會議上，平時說幾句不同意見就犯了罪了?」
李由義說：「前些時討論修改刑法，已取得共識，對僅有思想而沒有觸犯刑律的行為，不構成犯罪。也就是說，任何人，不能因為持有不同的政治觀點而處以刑罰。」
仲勛說：「不給刑罰，還有批鬥、禁閉、降職降薪、調離、開除等等處分等着呢。我說的保護，是指保護不同意見者的一切權利，不受刑罰，也不受其他處分，這樣才能讓人暢所欲言。」
李由義說：「您說得很對。這正是當今社會上普遍地不說真話的根本原因——怕受處罰，怕說了真話倒霉。記得1945年毛主席到重慶，接受路透社記者甘貝爾的訪問，曾明確指出，我們要施行民主，也即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也要施行羅斯福總統提的四大自由。」
「四大自由」，指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和免於匱乏的自由。前三項自由都屬於保護不同意見的範疇，要確保不受處罰，不受威脅，人們才能敞開思想說亮話。1949年制訂《共同綱領》，明確規定言論、出版自由。1954年制訂的我國第一部憲法，甚至「四人幫」猖獗時期制訂的1975年憲法，以及現行1982年憲法，都規定言論、出版自由，但至今沒有制訂有關法律。
穆生秦說：「我在高校黨委工作多年，學生們思想活躍，敢於提出不同意見。領導上規定一條界線，不能出格，即：不能反黨、反社會主義。」
仲勛說：「這是一條很難掌握的界線。例如，改革之初，我在廣東省工作，建議中央批准設立經濟特區。當時就被一些人斥為『向境外資產階級投降』。如果對現行政策提一些不同意見，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那還有可能改革嗎?」
穆生秦說：「我聽彭真說過，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社會主義民主更要聽取不同意見，不允許有不同意見就不可能有民主。」
仲勛說：「那我的想法就更堅決了。」
在大家談興甚濃之下，我也說了幾句：「一切改革都來自不同意見，創新就是對現狀的揚棄。無論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領域，不同意見都面臨着舊規則、舊秩序的壓力。真理是對謬誤的糾正，而真理在開始時只能被少數人掌握。對重大問題的不同意見，開始時也只可能是少數人提出。保護不同意見就是保護真理的萌芽，保護和促進改革。」
仲勛看我越說越遠，笑着說：「今天談得很好，幫助我進一步想這問題，下次有機會再談。」
散會後，李由義興奮地說：「仲勛太有意思了!我這輩子和中央領導同志這麼直來直去對話還真是第一次。他提的意見也太重要了，我要好好準備一下，下次更敞開談。」
由義認為，仲勛從他親身經歷中體會到保護不同意見的重要性，這也正是我黨和國家長期沒有解決好的大問題。
幾天後，仲勛又在人民大會堂一層小天津廳召集我們討論。由義非常興奮，除了繼續討論修改民法草案，還準備大談「保護不同意見」的問題。這是個大熱天，我們民法室在大會堂四樓辦公，當年為節省電力，四樓不開空調，個個汗流如雨，而一、二層樓由於經常有外事活動，需要正裝參加，因此開足了空調。於是，從四層乘電梯到一層，賽過從酷暑突然進入深秋。由義年已花甲，這天為尋找資料數據，從四樓上下兩三次，突發腦血栓症，昏厥在小天津廳門口。仲勛見狀立即站起身，呼喚：「快用我的車送北京醫院!」他急得說話都有點結巴了。而正是由於用了他的車，交警看到了立即開綠燈，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北京醫院急救室，挽回了生命。
病中，我去看望他，每談起仲勛，由義總是微笑着說：「這位領導同志真是有意思」，充滿了敬慕之情，遺憾未能再次「直面交流」。
事後不久，法制委員會結束歷史使命，仲勛不再兼任主任。1986年4月12日，六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正式通過了《民法通則》。彭真、習仲勛、陳丕顯、彭沖四位正副委員長聯袂出席宴請全國各地來京的民法專家，感謝他們為制訂民法做出的貢獻。席間，仲勛還問我：「你們那位李同志身體怎麼樣了?他是專家、是人才，可別出事啊!」中央領導對一位普通的下級幹部表露的誠摯之情，使人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