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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罷官》事件中郭沫若腦子轉的比吳晗快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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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劇《海瑞罷官》的獨特歷史地位,並非因其藝術成就之高,而是因為姚文元對它的批判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海瑞本是一個明代的官員,歷任知縣、州判官、戶部尚書、兵部尚書、尚書丞、右僉都御史等職。他正直剛毅,為政清廉,職位低下時敢於蔑視權貴,做了高官仍直言敢諫,冒死上疏。他抑制豪強,安撫百姓,以清官的美名流傳於世。1959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說,海瑞寫給皇帝的信,意見很尖銳,那是很不客氣的。海瑞比包文正不知高明多少。毛澤東號召幹部要有海瑞批評嘉靖皇帝的勇氣。還提出要找研究歷史的人寫宣揚海瑞的文章。胡喬木將毛澤東講話的精神轉告明史專家吳晗。吳晗本是民盟左派,共產黨員,時任北京市副市長。他很快發表了《海瑞罵皇帝》、《論海瑞》等文章。著名京劇演員馬連良看到後,又請吳晗創作了劇本《海瑞罷官》,由北京京劇團於1961年上演。1962年3月,江青看了這齣戲,認為政治傾向有問題,想找李希凡寫批判文章,沒有得到響應,又去上海找人,得到上海市委領導支持。1965年3月,上海市委分管宣傳的書記張春橋,確認毛澤東支持此事,找來姚文元面見江青,並從復旦大學調來朱永嘉協助。他們的批判文章寫了半年,七易其稿,毛澤東親自看了三遍,上海市委決定在1965年11月10由《文匯報》發表,題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署名姚文元。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對陳伯達、艾思奇、關鋒等人說,姚文元的文章好處是點了名,但是沒有打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i]

從此,批判吳晗的鼓聲一陣緊似一陣。此事也驚動了中國科學院院長兼中國文聯主席郭沫若。郭沫若曾於1960年觀看川劇《大紅袍》,作七律一首:

剛峰當日一人豪,克已愛民藐鋸刀。

堪笑壅君如土偶,竟教道士作天驕。

直言敢諫疏猶在,平產均田見可高。

公道在人成不朽,於今猶演大紅袍。[ii]

並有注釋:《大紅袍》即《海瑞傳》,海瑞號剛峰先生。明史傳稱海瑞主張恢復井田制,不得已則當限田,再不得已亦當均稅。此人在當時頗得民心。

1961年2月,郭沫若到海口參觀海瑞墓,又作詩稱讚海瑞:「我知公道在人心,不違民者民所悅。史存直言敢諫疏,傳有平產均田說。」[iii]

郭沫若這樣評價海瑞,和史學界及民間的主流看法並無不同。但到1966年初,讚揚海瑞就等於為彭德懷翻案,成了嚴重的政治問題。於是,郭沫若給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兼黨委書記張勁夫寫了一封信,說:

勁夫同志:

我很久以來的一個私願,今天向您用書面陳述。

我耳聾,近來視力也很衰退,對於科學院的工作一直沒有盡職。我自己心裏是很難過的,懷慚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我早就有意辭去有關科學院的一切職務(院長、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歷史研究所所長、科技大學校長等等),務請加以考慮,並轉呈領導上批准。

我的這個請求是經過長遠的考慮的,別無其他絲毫不純正的念頭,請鑒察。

敬禮

郭沫若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張勁夫收到這封信後,馬上於1月31日下午4時去郭沫若家看望。他對郭沫若說,信已收到,感到茲事體大,已將信送給定一同志,並請定一同志轉中央。是否由於我們工作有缺點,使郭沫若感到有負擔,請郭沫若告訴我們,以便努力改正。因為聶總在廣州休養,我托聶總秘書將郭沫若信的內容轉報了聶總。這時聶總秘書正由廣州打電話來,要我將聶總的話轉告郭沫若。聶總說,他得知郭沫若的信,感到有點驚訝。如果是科學院的工作同志工作中有缺點,對郭沫若尊重不夠,望郭沫若不用客氣提出來,務必改正。

郭沫若對張勁夫說:我寫信決不是聶總和你說的原因,而是從最近批判「海瑞罷官」等問題,感到自己問題也很多。我自己感到是一潭臭水,只是蓋子未揭開,一揭開蓋子,問題是很多的,繼續擔當這些職務,怕影響不好,於心很不安。過去我也曾經提過,最近經過一再考慮,所以寫這封信,主要是自己感到慚愧。我連現在住這樣的房子也感到不安,有時想到是否讓我下去鍛煉鍛煉,當一個中學教員。

張勁夫說:郭沫若著作中的一些問題,與吳晗等人的問題,根本性質不同。

郭沫若說:我的問題是與吳晗不同,吳是借古諷今,我是借古頌今。如《武則天》中的裴炎,我是影射彭德懷的。不過我仍是感到問題不少。比如學雷鋒、王傑,要言行一致,我在有些問題上就不夠言行一致。黨對我這樣重視,擔任這麼多職務,有時總感到不安,怕影響不好。中央指示要大力提拔新生力量,是否提拔年紀輕一些的人來擔任更好。

張勁夫說:有些領導職務,要考慮國內國外的影響。

郭沫若向張勁夫談了歷史學界幾年來的情況,說許多事情當時並不清楚,接下來尹達同志向我反映了,我才比較清楚。階級鬥爭確實很尖銳,很複雜。他還把尹達的文稿《史學遺產與史學革命》及自己寫的《批判海瑞與思想改造》拿給張勁夫看。張勁夫和郭沫若商議,最近要開黨委擴大會,郭沫若說:因聽覺不便,有些會不能參加,對會議文件一定要參加討論。[iv]

郭沫若要求辭職,在高層激起了道道連漪。

姚文元文章上綱高,火力猛,邏輯蠻橫,不但讓吳晗百口莫辯,也讓郭沫若望而生畏。郭沫若提出辭職,正好成為分管這方面工作的領導人向中央表達困惑的契機。

當時中央分管這方面工作的領導機構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彭真,副組長陸定一,成員康生、周揚、吳冷西。下設學術批判辦公室,主任是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據龔育之回憶:

1月29日,許(立群)把林(澗青)和我找去,說,于光遠送來郭沫若的一封信,是郭交給張勁夫的。……

許說,他已經向彭真報告了這件事情。

許還說,郭沫若都很緊張了。這件事很重大。估計郭沫若可能讀到統戰部的《零訊》和《光明日報情況簡編》。這兩個內部材料,都反映了一些人主張批判郭沫若的《武則天》、《蔡文姬》。聽說,郭沫若還寫過兩首關於海瑞的詩。過年前哲學社會科學部負責人向郭沫若彙報工作時,曾說過歷史學方面的學術批判,還要擴大發展下去。過年的科學院團拜和政協常委團拜,郭沫若都不願坐到主席台上去。他可能擔心也會在報刊上被公開批判,因而先提出辭去有關職務。于光遠建議,最好由中央負責同志找他談一下,向他交底,把學術批判中不在報刊上公開批判郭沫若的底交給他。

許要我們詳細查查《零訊》、《光明日報情況簡編》和其他一些內部反映,我們很快摘出了《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范文瀾等同志》這個材料,其中提到一些報刊已收到批評郭沫若的《武則天》等劇本的文章。也找到了那兩首詩。許修改了材料,在重要處加了黑體。

許立群一直擔心批判牽扯過眾,擴大過多。就此給彭真寫了一封長信,在表示要貫徹毛澤東批判海瑞罷官的意見同時,提出了如何把握政策的問題,並有七個附件。其中第四個附件就是《關於郭沫若同志的一封信的彙報》。彭真收到信後,於2月1日送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陸定一、吳冷西閱。5日,毛澤東批給江青:「這批材料閱後暫存你處。」2月8日,彭真、陸定一、康生、吳冷西、許立群、胡繩、田家英一行乘飛機到武漢東湖,面見毛澤東,由許立群當面彙報。事後,許立群告訴龔育之,毛澤東同意了他和姚溱起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毛澤東只有兩點意見,一個是兩個月以後也做不了政治結論,一個是不要批評郭沫若和范文瀾,他們兩個還要在學術界工作,表示一點主動,作一點自我批評好。

許立群當時就把《彙報提綱》里涉及郭沫若、范文瀾的兩句話刪了。[v]所以形成文件的《彙報提綱》沒有涉及郭沫若。

這個《彙報提綱》就是有名的「二月提綱」。2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轉下發。彭真、許立群他們的初衷是想用這個提綱把批判運動約束一下。但這個《彙報提綱》引起了上海方面和關鋒等人的反彈,並得到毛澤東支持。於是,中央中央發出《五一六通知》,宣布撤消《彙報提綱》,撤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立新的中央文革小組,彭真、陸定一等人被打倒,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

毛澤東發動這場運動的路線圖,其實是由吳晗而彭真,由彭真而劉少奇,無意傷及郭沫若。但對於郭沫若來說,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給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

毛澤東說郭沫若作一點自我批評好,郭沫若自然不敢怠慢。4月14日,人大常委會舉行第三十次會議,新任文化部副部長石西民作「關於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報告,郭沫若聽後即席發言:

「石西民同志的報告,對我來說,是有切身的感受。說得沉痛一點,是有切膚之痛。在一般的朋友、同志們看來,我是一個文化人,甚至於好些人都說我是一個作家,還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什麼歷史家,一直拿着筆杆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數字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講,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我自己作為一個黨員,又是一個什麼家,眼淚要朝肚子里流。我雖然已經七十幾歲了,雄心壯志還有一點。就是說要滾一身泥巴,我願意;要沾一身油污,我願意;甚至於要染一身血跡,假使美帝國主義要來打我們的話,我向美帝國主義分子投幾個手榴彈,我也願意。」[vi]

郭沫若雖再不提辭職之事,但對自己的作品來了個全盤否定。這種說法正合毛澤東的心思。當康生讓人大秘書長連貫將記錄稿送毛澤東時,毛立即指示公開發表。以《向工農兵群眾學習為工農兵服務》為題,登在4月28日的《光明日報》上。5月5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

郭沫若的文章發表以後,在國內外引起連鎖反應。日本一些作家認為郭沫若受到很大壓力。蘇聯《文學報》也全文刊載,有幸災樂禍之意。在1965年7月4日的亞非作家會議上,郭沫若作了辯解:「我說用今天的標準看來,我以前所寫的東西沒什麼價值,應該燒掉。這是我的責任感的升華,完全是出自我內心深處的聲音。但我這話傳播出去,出乎意外地驚動了全世界,有不少朋友對我表示深切的關懷。但在資本主義國家和現代修正主義國家的報紙和刊物上,卻捲起了一陣相當規模的反華浪潮。它們有意歪曲我的發言,籍以反對我國的文化大革命。」

現在看,郭沫若4月14日的發言未嘗不是源於恐懼心理。身為作家學者誰願意把自己一輩子的文章說得一無是處?但到了這個節骨眼上,與其落個吳晗的下場,不如自己先說點過頭話,過了這一關再說。這種做法固然出於無奈,畢竟在當時為極左思潮助長了聲勢,也為後來留下了一個話柄。

[i]《龔育之訪談錄》,第28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

[ii]馮錫剛:《郭沫若晚年歲月》第2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iii]馮錫剛:《郭沫若晚年歲月》第2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iv]陳明遠:《追念郭沫若師》,《新文化史料》1982年第4期。

[v]見龔育之:《在漩渦的邊緣》第56、61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

[vi]馮錫剛:《郭沫若在1966年》,見丁東編:《反思郭沫若》,作家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第9-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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