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死後，商鞅被處以車裂，族人被誅。此為明末刻本《新列國志》插圖。
2010年，大陸上映了一部叫《大秦帝國》的電視劇，在劇中，曾在秦國推行變法的商鞅被塑造成一個因主持改革而使帝國日益強大的英雄，一個主張以法治國的先驅，一個最終以身殉國的偉人。他的酷刑只因亂世之中，惟有重典；他的愚民政策，只為強秦政策得以實施；甚至最後，編劇為了成就商鞅的完美形象，罔顧歷史，選擇了讓他與戀人雙雙飲毒酒自盡，而非逃亡後被車裂的悲慘下場。而且，電視劇對商鞅的美化無所不用其極。凡是歷史上記載與其處於對立面、反對其變法的人物，都成為了奸臣、草包。《大秦帝國》顯然應該改為《戲說商鞅》。
而1996年排演的話劇《商鞅》2017年再度上演，話劇版本中的商鞅雖然沒有如電視劇那般篡改歷史，但同樣把商鞅打造成「一個忠於國家，利於人民，打擊權貴，為奴隸尋求解放的民族英雄」。話劇中，商鞅臨被處死前還公開反抗天命，稱「商君雖死，然商君之法千年不敗；商君雖死，可一百一十七年之後，秦王朝一統天下！」這樣的說辭當然是編者的自我想像和杜撰。
事實上，中共對商鞅的美化和吹捧並非始於今日，早在文革期間，商鞅就因其法家代表人物的身份,在「批林批孔」中受到吹捧，文革後,又被作為改革者的鼻祖備受中共青睞。
文革時的吹捧
1971年「9·13」林彪事件，引爆了中共「批林批孔」運動。原因是在清查林彪住宅時，發現了儒家經典的語錄片段。伴隨着「批孔」，是對法家的吹捧，因為歷史上法家曾批評過儒家，而歷史上以「變法」而有名的秦國的商鞅被中共選中。
1974年6月27日，《人民日報》刊發了錢光培的《讀「商君書」》一文，文章介紹了《商君書》是如何批評儒家思想的，並運用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論加以分析，稱「商鞅變法一開始，就在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革新派和代表沒落奴隸主階級的頑固派之間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即商鞅和支持他的秦孝公為「革新派」，大夫甘龍和杜摯為「沒落的頑固派」。
無疑，中共支持商鞅的主因是其「反古」的主張，而儒家是主張「法古」和「循禮」的。商鞅認為，只要能夠強國，就不必沿用舊制度；只要能夠利民，就不必遵守老規矩。而這很合中共反中華傳統文化的胃口，看看中共1949年後的說辭就知道了。
文章還稱，商鞅變法「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其在社會制度方面反對儒家所主張的恢復西周的井田制，而鼓勵墾荒等。在刑罰方面，儒家主張「舉逸民」，主張「刑不上大夫」，而商鞅則主張「刑無等級」。此外，商鞅還反對儒家的「孝悌」等仁義禮智信思想，並採取措施破壞原有的宗法制度。
綜觀通篇文章，都是對商鞅的褒揚，對儒家的批判。文章最後稱，「商鞅的進步作用，還在於他宣傳了唯物的、變革的思想」，稱「只有對法家的著作進行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分析，才能更清楚的認識儒家的真面目」。
同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還出版了譚一寰寫的《商鞅的故事》一書，在《商鞅的歷史地位》章節中，同樣運用共產黨的階級分析方法來吹捧商鞅，稱其所經歷的鬥爭，「就是當時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云云。不過，文章表示，在肯定商鞅的「進步作用」的同時，也應該看到，作為「地主階級」的商鞅，也是剝削階級，「不可避免的有剝削和壓迫人民的一面」。在中共看來，任何歷史上的人物都有着局限性，因為他們都沒有共產黨的領導。
書中還傳遞了這樣的觀點，即「秦始皇統一中國，是法家路線的勝利，也是商鞅的勝利」，但歷史的真實並非如此。
商鞅變法
戰國時期秦國的秦孝公即位以後，決心圖強改革，便下令招賢。商鞅自魏國入秦，並通過秦孝公的寵臣景監，三見秦孝公。他先是獻上「帝道」、「王道」治國之法，但秦孝公都不感興趣。商鞅遂再暢談「霸道」的變法治國之策，孝公聽的如痴如醉，連續數日都毫無疲倦之感。
隨即，秦孝公重用商鞅實行變法。商鞅提出了廢井田、重農桑、獎軍功、實行統一度量和建立縣制等一整套措施，並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後兩次實行以「廢井田、開阡陌，實行郡縣制，獎勵耕織和戰鬥，實行連坐之法」為主要內容的變法。
商鞅變法後，秦國的經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其與後來秦始皇統一六國並無必然聯繫。
商鞅非良臣開萬世之惡法
對於商鞅的變法，歷史上雖有北宋的王安石等人對其肯定，但其他多為負面評價，認為商鞅「刻薄」。事實上，商鞅之法，雖然有其實效上的優勢，如鼓勵耕戰，取締井田制等，但實則是殺雞取卵，急功近利，存在不少弊端，而且對後世貽害無窮。
首先，商鞅明知推行「霸道」的後果，但卻為推行自己的主張，不擇手段，不計後果。商鞅告訴引薦他的景監說，帝道和王道的實現，需要很長久的時間，秦孝公等不及；而速效的「強國之術」，很符合秦孝公的心意，但秦國從此不會有殷周那樣的成就。
也就是說，商鞅早已預知秦國即使通過變法強大，但卻不復擁有商周的文明成就，因為霸道必會葬送古代聖賢治國的正道教化。如此蒙蔽君心，非良臣所為。
其次，商鞅對於敢於反對變法之人，一概予以殘酷打擊，甚至輕罪重刑，絕不手軟。《史記·商君列傳》記載，變法初期，給新法提意見的人很多，商鞅為殺雞儆猴，竟然小題大做，藉口太子觸犯新法，讓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師公孫賈代為受過，一個被處以刖刑（砍腳），一個被處以黥刑（在臉上刺字），於是「秦人皆趨令」，再也不敢批評新法。
新法推行十年後，「道不十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一些原來批評新法的人，開始說新法的好話，商鞅卻趁機大做文章，將這些「亂化之民」全部發配遠方，從此秦「民莫敢議令」。幾年以後，商鞅又以公子虔觸犯新法為由，將他處以劓刑（割去鼻子）。
商鞅立法的基本原則，就是輕罪重刑，連「棄灰於道者」都要處以重刑（《史記·李斯列傳》，其理由就是「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其結果是雖然使老百姓畏懼法律，但卻不是出於正道教化，而是出於對死亡的恐懼和對生存的貪慾。
其三，商鞅通過獎勵軍功，建立了一個以軍功等級制度為基礎的強權社會，並高度推崇國家軍事暴力，「內行刀鋸，外用甲兵」。雖然有其功效，但卻強化了人性中的逐利殺伐之惡，敗壞教化，使後人謂秦人有「虎狼之心」，即有嗜殺的本性。然而，以仁德治國的秦穆公時的秦國人，卻非如此。
其四，商鞅提出的告奸連坐制度，開創了株連的先河，乃是萬世之惡法。人民由和諧共處、寬容忍讓，而變的開始互相監督，因恐懼連坐互相揭發，極大破壞了淳樸善正的民風民俗。人們終日生活在恐懼之中，即使倉廩豐實，也無法安居樂業，惶惶不可終日。可以說，蘇聯、東歐共產社會和今日之中國連坐制度與其有異曲同工之處。
其五，商鞅變法中規定，根據軍功大小進行授予爵位、田宅。商鞅為了取得軍功，不惜背信棄義。他曾說動秦孝公，讓他親自帶兵去攻打魏國。為了確保自己能在戰爭中取勝，商鞅竟利用自己與魏國將軍公子卬的友誼，寫信欺騙公子卬，希望罷兵，使秦魏兩國得以相安。
公子卬輕信了商鞅的「友誼」，前往商鞅軍中簽署和約，卻就此被商鞅俘虜，扣為人質。全無防備的魏國，被秦軍偷襲全殲，只好把整個河西的土地都割讓給了秦國。憑藉着欺詐得來的戰功，商鞅連升四級，一舉獲得了最高爵位，並得到商於之地十五個邑的封賞，從此被稱為「商君」。
而商鞅為達目地，不擇手段的示範作用在軍中不可小覷。
其六，商鞅當然知道自己推行的變法與聖王之道格格不入。為了排除干擾，商鞅「燔詩書而明法令」（《韓非子·和氏篇》），企圖通過毀壞傳統文化來達到愚民的目地，這同時也是對中國文化的摧殘。
商鞅的下場
秦孝公死後，秦惠王即位，公子虔遂告發商鞅意欲謀反，商鞅走投無路而死，死後屍體被車裂不說，全家還被滅族。違背道義的商鞅得到這樣的下場其實早有人預見。
與商鞅同時期的大臣趙良曾點化過商鞅，「你靠巴結秦孝公的寵臣景監才得以親近秦孝公，飛黃騰達。這不是成名的正道。」
「你治理國家卻對百姓漠不關心，光顧著大建豪華的宮殿城闕。這些工程算不上政績。」
「你利用法律手段來排斥異己，對政敵你可以割掉太子老師公子虔的鼻子，對平民百姓你隨意用嚴刑酷法予以殘害。這不是執法，只會積累怨恨釀成大禍。」
「傳統道德對百姓的感化，比官府的恐嚇命令更能深入人心，下民效仿上官的清廉正直比遵循上官的三令五申更為迅速。現在你排斥傳統道德，用權力來強行灌輸所謂的先進文化，這談不上教化百姓。」
「你又稱孤道寡，炫耀權勢，天天把秦國的貴公子投入監獄，無禮的欺凌他們。《詩經》說：『老鼠都舉止得體，這人卻蠻橫無禮，既然蠻橫無禮，何不趕快斷氣。』根據《詩經》來看，這不是平安長壽的做法。」
「公子虔被割掉鼻子後閉門不出已經八年了，你不但不知收斂，反而變本加厲，殺掉杜歡，在公孫賈臉上刺字。《詩經》說：『得人心者上台，失人心者垮台。』這幾樁事，不是得人心的舉措。」
「你出行的時候，後面隨從幾十輛車子，車子上載滿全副武裝的士兵，有身材魁梧的大力士陪着你坐車做貼身保鏢，車子旁邊還有手持矛戟的徒步衛士飛奔護送。這幾樣東西只要少了一樣，你就堅決不出門。書上寫着：『仰仗道德的人走向昌盛，仰仗暴力的人走向滅亡。』你現在處境危險的就像早上的露珠受陽光照耀一樣，還想延年益壽嗎？」
「你為何不放棄權力，歸還十五座封邑，到鄉下去澆灌菜園，勸說秦王多做好事：提拔被埋沒的賢能，贍養老人，撫恤孤兒，尊敬長輩，禮遇功臣，尊崇有德之士。這樣可以使你稍微安全一點。」
「難道你還要貪圖既得利益，要壟斷所謂教化，要積蓄百姓怨恨嗎？一旦秦孝公死後，秦國難道真的不會逮捕你嗎？可以坐等滅亡的來到了！」
然而，位高權重的商鞅置若罔聞。果不其然，趙良之語在秦孝公死後得到了應驗。
小結
商鞅變法雖然短期內使秦國經濟、軍事得到了發展，但卻敗壞了商周尚存的道德教化，視百姓如草芥，以苛刑為律法，這樣以犧牲道德教化為代價的變法，是不值得吹捧和效仿的。而後來統一六國的秦始皇也不喜商鞅之法，反而更重視韓非之法。是以今日中共電視劇、話劇過度吹捧商鞅應該是別有用心，因為中共就是一個違背道義之黨，一個毀壞中華傳統文化的黨，一個追求自身利益、自私自利的黨，其欣賞商鞅的根源即在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