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佔領奉天市
1931年9月18日，駐紮在瀋陽的日本關東軍向中國軍隊發動突然襲擊，並很快佔領東北全境，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事變發生後，身為國民政府陸海空軍副司令兼東北邊防司令長官的張學良應該負什麼責任呢？這本來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但由於歷史的原因，特別是後來張學良在「西安事變」中的表現，長期以來始終沒有一個令人信服的答案。因此在「九一八事變」80周年之際，有必要重新回顧一下這段歷史，以便澄清事實真相。
一、張作霖的傳奇
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就在這一年，20歲的張作霖投奔宋慶統率的毅軍，當了一名騎兵。戰爭結束後，張作霖回到遼西，與趙家廟鄉紳趙占元的女兒趙春桂結婚。當時的遼西，可謂散兵成群，乞丐遍野，官府腐敗，土匪橫行。為了維護社會治安，各地成立了名叫「大團」的武裝自衛組織。在趙占元的支持下，張作霖也成立了一個擁有20多人的大團。由於他領導有方，紀律嚴明，該地區的治安狀況得到很大改善。為此他名聲鵲起，管轄範圍擴大到周圍20多個村莊。
在趙家廟西北的中安堡，有一個上百人的大團。該團團長金壽山招降納叛、藏污納垢、橫行鄉里、無惡不作。在當地百姓的請求下，張作霖率眾佔領中安堡，趕走金壽山。金失敗後懷恨在心，便尋找機會進行報復。1901年農曆臘月三十半夜，金壽山率眾前來偷襲。張作霖因為疏於防範，在措手不及的情況下落荒而逃。他的妻子趙氏在逃亡路上生下一個男孩，這就是他們的大兒子張學良。
張作霖逃到一個名叫八角台的集鎮以後，當地紳商因為久聞其名，便熱情地請他擔任大團團長。張作霖上任後，得到當地紳商居民的交口稱讚。不久，盛京將軍增韞根據「化私團為公團」的建議，決定收編各地大團。於是，張作霖也由一個地方武裝的小頭目，搖身一變成為一名政府軍的軍官。當時他被任命為新民府巡警前路游擊馬隊幫辦，是一個相當於副營長的職務。
1904年，日本和俄國在我國東北地區開戰，史稱日俄戰爭。當時遼西雖然是中立區，卻深受戰爭蹂躪。在此期間，張作霖與日俄兩軍巧妙周旋，既承擔了巨大的風險，也鍛煉了自己的能力。有一次，他被日軍活捉，差點兒失去生命。1907年，張作霖因為智擒土匪杜立山有功，被提拔為相當於團長的奉天巡防營統領。1911年辛亥革命期間，張作霖以「勤王」的名義率兵進入省城，受到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的賞識和提拔。中華民國成立後，張作霖由中將師長很快晉升為奉天省督軍兼省長。1916年，他被任命為東三省巡閱使，掌握了東北的軍政大權，成為重要的封疆大吏。就在這一年，日本浪人因張作霖不答應他們提出的「滿蒙獨立運動」，曾策劃了刺殺張作霖的行動。出事那天，張作霖多次遭到炸彈襲擊。但由於他膽大機智，馬術嫻熟，才死裏逃生，倖免於難。
1920年以後，張作霖經過多年南征北戰，終於在1927年6月擔任「中華民國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開始行使國家元首的權力。然而好景不長，到了1928年4月，張作霖在北伐軍的進攻下全線崩潰。於是他被迫離開北京返回瀋陽。臨行前，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逼他在喪權辱國的《日張密約》上簽字，被張作霖嚴詞拒絕。張義正詞嚴地說：「我是東北人，東北是我的家鄉，祖父母的墳地所在地，我不能出賣東北，以免後代罵我張作霖是賣國賊。」他還告訴對方：「我什麼也不怕，我這個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
1928年6月4日凌晨5時許，張作霖乘坐的火車在返回瀋陽時，被日本關東軍安放在皇姑屯車站的炸藥炸死，終年53歲。
二、楊宇霆的悲劇
張作霖被炸死以後不久，楊宇霆就成了東北軍高層將領中又一個遇難者。不過，直接殺害他的不是日本人，而是張學良。
楊宇霆字凌閣，1885年出生於遼寧法庫的一個山村。他從小刻苦好學，聰明過人。16歲考中秀才以後，由堂兄資助赴日本士官學校留學。回國後步入軍界，因為人謹慎、訓練有素，從排長、連長開始，最後擔任了奉軍總參謀長、東三省巡閱使、上將軍公署總參議兼奉天兵工廠督辦等重要職務。另外，他智足多謀、顧全大局，還享有東北軍「智囊」和「小諸葛」等稱號。
張作霖在世時，楊宇霆協助他做了四件大事：一是建立東北海軍，使軍隊自成體系，大大增強了奉軍的實力。二是制定田賦制度，鼓勵農民開墾荒地，以便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三是獨立修築戰備公路，使東北的交通運輸不受日本挾制。四是開辦奉天兵工廠，自製武器彈藥，從而增強了防衛能力。
張作霖重用楊宇霆以後，不僅讓東北的社會經濟和軍事力量得到迅速發展，也使日本侵略者不敢輕舉妄動。有一次，日本方面向張作霖提出要在東北實行「和漢雜居」的要求，楊宇霆認為這是袁世凱賣國條約的翻版，力主不予答應。於是，日本人認為楊宇霆是他們侵佔東北的主要障礙，必欲除之而後快。
大帥張作霖遇難以後，楊宇霆以周公自詡，想忠心耿耿、全力以赴地輔佐少帥。少帥張學良是「民國四大公子」之一，他不僅風流倜儻，涉獵廣泛，還吸毒成癮，不問政事。楊宇霆經常苦口婆心地勸他，但他根本聽不進去。有一次，某官員有重要情況向張學良匯報，被衛兵拒之門外。無奈之下，他只好找楊宇霆求助。楊知道張正在抽鴉片，便生氣地罵道：「如此下去，抽死得了。」隨後，他帶領這位官員來到張學良官邸，大聲問衛兵：「少帥何在？」衛兵回答說：「少帥尚未起床。」楊宇霆聽了這話，不禁怒火中燒，氣沖沖地闖了進去。到了張學良的臥室門口以後，他大聲喊道：「我是楊麟閣，快起來，有公事！」
楊宇霆的做法讓張學良很不高興。日本方面知道二人不和，便散佈流言蜚語，挑撥他們關係，並暗示張學良應該及早除掉這一隱患。沒想到張學良真的上了圈套，中了奸計。不過就在動手殺楊之前，張學良還是有點猶豫。一天夜裏，他取出一枚銀元，想用占卜的方法作出決斷。沒想到三次占卜都是「袁頭」向上，表示應該下手。他讓夫人于鳳至占卜，結果也是一樣。
1929年1月10日晚間，張學良設計把楊宇霆騙至少帥府，以侵吞軍餉、貽誤戰機、圖謀不軌等莫須有的罪名將楊殺害。隨後，張學良把那枚銀元保存在臥室的保險箱裏。另外，在這個保險箱裏還有一張50萬元的收條。這張收條是張學良贊助某日本議員參加競選所捐的款項。後來該議員在競選中失敗，這50萬元也就打了水漂。自己不思進取，卻想通過收買別人達到目的，實在是沒有出息的表現。難怪胡適得知張學良保險箱中的兩個秘密之後，會感慨萬端地說：「楊宇霆不死，東北四省不會如此輕易失掉。」
三、張學良的謬誤
「九一八事變」爆發時，張學良夫婦正在北平前門外的中和戲院觀看梅蘭芳的京劇《宇宙鋒》。這是一出抨擊秦二世荒淫無度、濫殺無辜的傳統劇目，不知「張二世」看了以後有何感受。
當時中國在東北地區有17個步兵旅，3個騎兵旅，1個步兵師，共20多萬人。另外，在平津地區還有東北軍11萬精銳部隊，隨時可以調用。事變發生的當天夜裏，駐紮在北大營的獨立第7旅是東北軍戰鬥力最強的一支勁旅。相比之下，日本在我國東北只有兩個旅團和6個守備大隊，大約一萬人左右。即便算上在東北的日本警察、退伍軍人和駐紮在朝鮮的兩個日本師團，中國軍隊也占絕對優勢。在武器裝備方面，僅瀋陽的兵工廠和軍火倉庫中，就有飛機260架，大炮250門，炮彈10萬發，迫擊炮600門，迫擊炮彈40萬發，步槍15萬枝，了彈300萬發。此外，據說日軍在進攻黑龍江時使用的法國雷諾坦克，也是從瀋陽繳獲的。
「九一八事變」以後，留守北大營的最高指揮官是東北軍第7旅參謀長趙鎮藩上校。當張學良收到他的緊急報告後，卻以為日本政府是會控制關東軍的，他們也「不想擴大事態」。於是他下達了避免衝突、尊重國際聯盟調解的命令。
由於張學良下達了不抵抗命令，日本關東軍僅用半天時間就先後佔領了瀋陽、丹東、營口、撫順、海城、遼陽、本溪、四平等鐵路沿線的18座城鎮。第二天，長春淪陷。10月初，關東軍開始進攻遼西和黑龍江地區。到1932年年初，隨着錦州和哈爾濱的陷落，整個東北1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軍佔領，這相當於日本國土面積的3倍。
關於張學良所奉行的不抵抗主義，過去一直認為是蔣介石下達的命令。直到1990年6月至8月，張學良兩次接受日本NHK電視台記者的採訪時，才披露了事情真相。他說：「我當時沒想到日本軍隊會那麼做，我想絕對不會的，我認為日本是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他還說：「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國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採取了不抵抗的政策。」隨着研究的深入，張學良的說法得到有關史料的印證。
四、學術界的評論
1931年9月19日，也就是「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天，胡適在日記中就紀錄了此事。1932年8月，胡適在《獨立評論》第13號發表題為《汪精衛與張學良》的文章。文章指出：政府對於張學良「致三千萬人民數千萬里土地陷於敵手」的大罪，應明令懲處，追究責任。文章認為：對於張學良來說，「少年的得志幾乎完全毀了他的身體和精神，壯年的慘痛奇辱也許可以完全再造一個新的生命。如果他能決心離開他現在的生活，到外國去過幾年勤苦的學生生活，看看現代的國家是怎樣統治的，學學先進國家的領袖是怎樣過日子的，——那麼，將來的中國政治舞台上盡有他可以服務效勞的機會。」
在同一期《獨立評論》上，丁文江以《假如我是張學良》為題發表文章。他說：國難當前，我們希望張學良能夠犧牲一部分實力，為國家爭點人格，也讓日本人付出相當的代價。他還說：「假如我是張學良，要預備積極的抵抗，第一步先把司令部移到張家口。……假如我是張學良，我一定請中央一面派人點驗我的軍隊的槍支人數……，一面把所有華北的稅收機關由中央派人接收。」言外之意，張學良在軍隊人數和財政稅收等方面，都有暗箱操作的嫌疑。
兩星期之後，任鴻雋發表《為張學良進一言》的文章，他說：既然有人指責張學良「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那麼張學良就應該「做出一個毀家抒難的義舉，自己拿出三五百萬來做抗日的軍費。」任先生認為，只有這樣，所謂「聚斂」、所謂「要挾」、所謂「搜刮」等說法才會不攻自破，大家對張學良的人格，才不會懷疑。此外，傅斯年、蔣廷黻等人也發表了重要言論。
1933年3月2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
晚上到張學良將軍宅吃飯。……他說，人民痛恨湯玉麟的虐政，不肯與軍隊合作，甚至危害軍隊。此次他派出的丁旅，行入熱河境內，即有二營長不知下落，大概是被人民「做」了。他要後援會派人去做點宣傳工作。
我忍不住對他說：事實的宣傳比什麼都更有力。我們說的是空話，人民受的苦痛是事實，我們如何能發生效力？最後是你自己到熱河去，把湯玉麟殺了或免職了，人民自然會信任你是有真心救民。
我對他說天津朋友看見灤東人民受的痛苦，人民望日本人來，人心已去，若不設法收回人心，什麼仗都不能打。
丁在君也說：湯玉麟的虐政，人民自然要記在張漢卿的賬上。
張將軍只能嘆氣撒謊而已。
國家大事在這種人手裏，那得不亡國？
1936年西安事變後，胡適在第二天的日記中有這樣的話：「漢卿為人有小聰明，而根基太壞，到如今還不曾成熟，就為小人所誤。」
到了1950年，胡適又在《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國》中寫道：「這個『少帥』張學良，那時正在三十四十歲的中間，是一個因為縱容而變壞的豎子；他的理解力從沒有成熟過。生於有錢有勢的家庭，他是野心而自負的。……（到了1936年）他已陷入夜郎自大的地步，幻想他可以成為反日反蔣的『聯合陣線』的領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