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樞變動頻繁、政局動盪混亂不堪。
七年換了四個皇帝，一朝天子一朝臣，中樞變動頻繁。統治上層架構長期不能安穩，決策者人事變動頻繁，政策方略朝令夕改乃至全盤推翻。和平時期，這樣的局勢也足以內部爭鬥紛攘自相擾亂乃至自取滅亡。面對內亂外患兩重壓力一齊來，極易陷入惡性循環而無力扭轉。本來治大國如烹小鮮，戒急用忍是統治者決策者必須時刻提醒自己的為政之道。面對危局，尤其需要保持鎮靜心態。但天啟嬉玩委政閹豎(魏忠賢是文盲加流氓)、崇禎性急偏狹，太平年月守成都不易，何況應對大亂之局。
二、罕見天災接二連三，為反叛者提供源源動力。
讓決策者應對危局的決策餘地空間日益縮小，明知是飲鳩止渴火上澆油，但也只能陷入決策死循環。左挖右補竭力支撐最終也是讓「救時」之人無力回天。
三、王恭廠軍火庫從萬曆後期到崇禎朝，一再爆炸。
軍火儲備毀之殆盡，熟練工匠百不存一。這直接造成明末軍事崩盤，總體上由依靠火力壓制勉強支撐危局保持相對優勢，變為冷兵器對抗時步兵難以抗衡騎兵以短馭長屢戰屢敗無力挽回的格局。
很多明穿小說眼睛盯着銀子，好象明朝滅亡是銀子的分配佔有出了問題。這真的很扯淡。中國古代生產力低下，長時期大面積饑荒不是變態而是常態。對自給自足小農經濟而言，正常時候，金銀貴金屬都只是經濟體系社會系統的調劑補充。說得極端一點，大多數時候，它們甚至是無關緊要可有可無的玩意。
對王朝穩固統治真正關健的東西，一是糧草，二是軍火，三是有軍事經驗有戰鬥力能掌控得住的兵馬。靠銀子打仗，誰會撈銀子誰就是能臣(於是魏忠賢可以翻案)，這種見識真心太搞。和平時代，皇家短期內突然聚斂大量金銀(如明武宗讓財政管家劉瑾、錢寧等人搜刮)，意味着變相加稅、抽離社會流動資本擾亂銀錢市場交易秩序、擾亂整個社會經濟秩序。
劉瑾當權四五年時間，為明武宗比正常年份多撈了幾百萬兩銀子，便足以讓弘治朝的盛世局面迅速變成正德年間的動盪不休叛亂不止。而災荒戰亂年代，皇家不謀求兵、糧根本，再用心於金銀聚斂，那就不止是本末倒置飲鳩止渴，更是火上澆油雪上加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