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銳老人坐着輪椅，杜老同鮑老是拄着拐杖，他們都在家人的攙扶下到達祝壽現場。這三位老人都帶病在身，但心態卻顯得非常健康。客觀上他們已經退出實際的政治舞台，他們的理性、理念和理想的延續，不應該成為現實人們的任何忌諱對象。更何況，他們所表達的思想和願望，也正是這個悠久的國家和民族所亟待獲得的美好目標。
2017年4月10日，北京的同仁為政治家、原中顧委委員、中組部常務副部長、原毛澤東的秘書李銳老先生舉辦了101歲（虛歲）的生日慶祝宴。更為值得慶幸的是，三位中共歷史上身份特殊、貢獻特殊、經歷特殊的老人同時出現——除壽星之外，還有94歲高齡的杜導正和84歲高齡的鮑彤兩位老先生。應史學者施濱海先生的組織和邀請，我和北京知識界的十幾位朋友參加了這個生日聚會。
為這個特殊的日子，三位老人似乎也甚為欣慰。特別是壽星李老，除了兩位曾經同舟共濟的老同志，知識界的朋友們以及胡耀邦和趙紫陽的兒子也前來為他祝壽。為此，李老說「很不容易啊，我們這樣能夠聚會！」我想，今日老人一定感慨萬千。中國的改革開放已30多年過去，社會轉型事業依然任重道遠，還需要更多方面形成合力、共同推動。而未來如何，自己也將無從知曉。
「究竟中國向哪裏去，這個問題終究可以解決。」李銳先生說，「這三四十年，自己思考了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人類社會進步靠什麼？第二個問題，主義是什麼？第三個問題，共產黨怎麼回事？我想大家都想搞清楚，否則就沒有今天這樣一個聚會。」他「相信在座的都是了解國家和黨的人，可以看見政府能（最終）解決」這些懸而未決的重大問題。
人們可從此看出，以李銳為代表的這些老知識分子對自身信仰的堅貞。或者說，是對馬克思主義公平公正的理想社會的認可。他們期待這個黨能儘早擺脫種種腐敗的現實，挽狂瀾於既倒；走出自身歷史局限造成的陰霾，使社會政治實現一個面向良序的現代轉型。
一個又一個皇帝
自鄧小平啟政後的改革開放幾十年，眼界開闊與思想解放，已使人們獲得了超越地理歷史、民族傳統和文化形態的立體認知。特別是黨內黨外的知識分子有了對歷史的反思、對現實的審視能力，而對「國家是什麼」、「自己是誰」這些問題也開始了新的思考。
宴席上，李銳老先生對大家簡單回憶：大學肄業，那時武漢還沒有黨，我就自己建了個黨，隨後就去北京找組織去了。「為什麼要去找共產黨？因為我們想建立一個新的中國」。他反對蔣介石的「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他把東北搞丟了，華北也搞丟了，他殺共產黨」。為此，李銳走上了一條反政府、求民主、尋正義的不歸路。他還強調自己認定和追求的「科學與民主」是當時中國惟一的出路。他們那一代許多知識青年都受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
想對了做錯了或歪打正着的事情也是不時在發生。眾所周知，李銳先生所追隨的黨建立政權後的一系列個人或組織的錯誤，說明人類在克服歷史問題、解決現實矛盾和建構現代社會所面臨的種種局限性。而一種失當並且失控的權力也足以產生巨大的左右觀念、決定方向的作用。尤其當事關國家與民族生存的利益遇上如此的權力，其命運無疑會與悲劇交織。為此，李老在他的101歲生日之時，深深感嘆自己想不到「中國的傳統是幹掉一個皇帝又出來一個皇帝」。
對李銳來說，一次「廬山會議」，便形成了他個人對某種神聖意識的懷疑。1959年的廬山，原本是要對「大躍進」運動進行糾錯，結果彭德懷的一封致毛澤東的言辭激烈但不乏誠懇的批評信，最終引發了黨內政治的一場大地震。而秉持實事求是原則、站在尊重事實立場的李銳也瞬間成為「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成員，從本被毛的特別重視中發生了命運的大逆轉，遭遇了和中國眾多右派一樣的另類「革命暴風雪」，他被送到北大荒「勞動改造」。並且，之後又因被要求配合調查毛的秘書田家英案、在一封給周恩來的信中批評了陳伯達而被後者得知，直接從北大荒農場提取投進了北京冰冷的秦城監獄。
一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坐進了共產黨自己的監獄。關於秦城，李老還透露了一個鮮為人知的細節：原來這座監獄是關國民黨戰犯的，結果文革一開始就關押了幾百號像他這些無辜的黨內外人士。其中一半都是黨的高級幹部，比如中宣部部長陸定一。而感覺被冤枉的陸定一還常在牢房裏叫喊「毛主席啊，我什麼事也沒有做啊」。
文革時期禍害的當然不僅僅是一批黨內外的幹部和知識分子，更嚴重的後果是毀滅了整個民族原本就有待提升的、脆弱的現代精神與時代氣節。在高度變態的社會運動的高壓下，驅使一方的人類變成一群大魔小鬼，造成了許多本來還算優秀、具有一定文明自覺的文化人的人格也產生了分裂，並且彼此相互殘害，甚至導致延續到21世紀的集體性的人的精神與信仰的全面缺失。李銳先生只是其中一位不被異化的清醒而堅強的政治正常人。
「我這一百年，對得起歷史，對得起這個黨，也對得起自己。」李老這樣總結道。從建政不久，他就意識到執政黨領袖的錯誤、堅持自己的從政初衷，並且即使遭遇十幾年的牢獄黑暗依然信念如磐。在這個意義上，共產黨人李銳堪稱一位貨真價實的理想主義者。
李銳對黨的領袖人物的態度也幾乎做到了客觀公正、是非分明。前期作為毛澤東的「通信秘書」，他並沒有受寵若驚進而趨炎附勢，不像許多人那樣在權力的場域間討得聖心、囂張跋扈。倒是為了捍衛真相、常理，總有逆水行舟之舉。而在之後的改革開放時期，李銳明辨是非、依然故我。他贊同並積極參與改革事業，非常冷靜地體察整個國家變化中的政治脈象，並且做到一絲不苟、直言不諱。
不失偏頗的評價
李銳對黨內的左的傾向也具有高度的警覺。他對我們提起一件或許對中國的歷史影響重大的人事決策事件：1986年底，當聽說黨內有人慾推薦「左王」鄧力群當黨的總書記時，他就給趙紫陽和鄧小平寫信，提出堅決不能讓鄧力群成為黨的總書記，因為他反對改革開放。並且還附上延安搶救運動後楊尚昆對鄧力群的處理意見，促使鄧小平最後下決心免去鄧力群一切職務，保留政治局候補。中共十三大後，鄧力群在中委選舉中被淘汰，最後只當選為中顧委的委員。為此，趙紫陽讚揚李銳為黨「立了一功」。如果當時讓鄧力群上位成功，那麼中國政治勢必全面倒退、改革將無從談起。李銳今天再談起這事，還說要是那樣後果堪憂：「中國變成朝鮮！」
清醒的民主建言必須有同樣清醒的高層權力的回應與支持。否則，遇上一意孤行的決策者，必然好事化了、壞事伸張。趙紫陽能夠及時接受李銳和其他部屬的大量改革意見和建議，也表明了那段時期黨內的民主生活，在經歷了文革時期的全面破壞後正在趨向恢復。
李銳對胡耀邦、趙紫陽這兩任中共前總書記評價極高，認為他們在位的政治作為是「救了這個黨、救了這個國家」。他對我們毫不掩飾自己對胡、趙的深切感情，表達了他與他們之間深厚的個人情誼。而在胡、趙生命最後的時刻，是李銳守護在他們的身邊，並為他們留下有關臨終前的文字。
我十分理解和尊重像李銳這樣的老黨員對執政黨及其領導人的感情，他們之間是榮辱與共的命運共同體，況且，為了實現人生的夢想，他們都用盡畢生的時光與精力。雖然我並不十分關注中共高層的種種精彩或驚險。作為一個非黨的並且位卑言輕的局外人、民主黨派人士和作家，我更關心的是：這個執政黨對天下人時時亮出的是什麼牌；是否讓這個國家的人民活得有自由有尊嚴；是否讓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廣大國民充滿信任；是否與人類文明社會的基本狀態保持原則上的趨同？而我個人則是面對現實施政，對的支持，錯的反對——用自己的方式。
顯然，李銳先生也相當看重這個聚會的價值。作為百歲老人，他已經可以十分通透地對待世間的人與事。在他的言語中，我似乎聽出了不少奧妙的啟發。比如，政治和政黨都是可以討論的，因為它關係的是人類而非一個少數人的組織或集團。人們只有不斷地提出和思考一些重大的社會問題，才能最後釐清前進道路上的盲區和障礙。李銳老先生最後向大家表示「今天是我活下來最快樂的一天！」這句話，對我來說意味着某種略帶悲傷的刺激。這似乎也無須多做說明。
改革激情未減
這天，前來賀壽的還有鮑彤先生。這位曾叱詫風雲的改革開放時期的實幹派人物，因為1989年那場巨大的政治變故，使他在建功立業的事業巔峰瞬間跌入低谷，遭受了和李銳先生同樣的境遇。如今他已是84歲的老人，思維還依然那麼活躍和清晰。聚會的那天，老人情緒顯然激動。也許是因為自己貢獻特殊的參與，或許是那場關係今天中國命運走向的改革，使他成為一段重要歷史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他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個表達是：胡、趙之政「把人當人」，其推行的體制是具有人性溫度的體制；他們力求全方位的改革，其大量推行的政策目標就是適應現代社會的進步要求，適合全體社會成員正常的生活願望。
作為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鮑彤參與了幾乎所有推動中國1980年代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與社會轉型的努力。或許由於傳統政治色彩未盡而依然神秘，今天我們無法得知那場關係許多人命運轉折的事變的真正邏輯。但生命頑強的鮑彤先生，今天還能精神閃爍地出現在我們面前，並且認為只要找到正確的思想，對重要問題明辨是非，中國還有很有希望的。記得前年他小範圍的82歲生日宴席上，我曾問鮑老「黨內是否還會形成一個新的改革派」，他略做停頓便說，「一定會的。任何時候黨內都會出現積極的力量。」這足見老人對中共的期待沒有消失。末了，鮑老還對大家說了一句語重心長的話：「做該做的事情，不做不該做的事情。」
《炎黃春秋》之父
這天出席的還有一個重量級人物，這就是去年夏天被鬧得沸沸揚揚的文史雜誌《炎黃春秋》的社長杜導正先生。杜老身體看上去比之前更加消瘦了，面容也相當憔悴。《炎黃春秋》並沒有因為全體絕大多數編委的抗爭、百萬廣大讀者的期待、社會輿論的呼籲而獲得解決、完璧歸趙。我想，回歸正常徹底無望，也有可能是導致杜老病體難以恢復的重要原因。不過，他還是支着瘦弱的身子，一次次站起來操着一嘴山西口音說話。這次聚會，杜老說了不少，卻與《炎黃春秋》皆無關聯，也許他已經徹底絕望。
去年我去拜訪杜老時，就聽他講述過自己的革命經歷。那也是一路傳奇。為了追求真理，他冒着巨大的風險參加共產黨直到取得政權的勝利。但對於如何具體建構新的國家，他也是一無所知，只有觀望、跟隨，服從命令聽指揮。而似乎是從國家出版總署署長位置退下來後，他才開始認真思考文革之所以發生的歷史緣由。他決定辦一份追究歷史真相、以實事求是的學術視角，來努力糾正黨的歷史上那些冤假錯案以及某些還在流行的錯誤結論與觀點。儘管其間屢屢遇「左」的阻力，但杜老依舊堅持着，維護辦刊的宗旨原則，一邊繼續推動它在黨內外及社會各界讀者中更為廣泛的影響。為此，他又找錢又找人，既管內容質量又要管宣傳發行。整整25年可謂事無巨細、馬不停蹄，真的做到了鞠躬盡瘁。
客觀上中共黨內有不少像杜老這樣的「革命老人」，或從理論上或從實踐上，都非常清醒地梳理過自己走過的道路哪一段明朗哪一段迷糊。深有意味的是，自25年前《炎黃春秋》創辦以來，許多「黨內老同志」都逐漸關注並聚集於這份刊物。根本的原因就在於，他們希望在辨別歷史的迷霧中，再為自己曾經以青春和熱血相追隨的組織克服盲點和誤區、探索新的歷史發展空間。他們善良的願望是澄清過去，重塑形象，積極救黨。可惜這等良苦用心並沒有被黨主導意識形態的部門與領導人所理會。杜導正老人及其辛苦創業幾十年才累積的《炎黃春秋》刊物的影響，被粗暴地、變相地肢解了。
近年來，主張民主的中國自由派，在如何推動社會轉型的問題上產生了分歧，甚至出現了分裂的狀態。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有一股力量完全否定了執政黨實現自身民主對社會進步的現實意義。甚至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對黨內民主力量的厚望也給予了許多冷嘲熱諷。這樣鼓譟的結果，勢必將完全葬送中國可能進入的和平轉型。今天即便是存在各種社會政治走向的不確定性，但並不能完全認定中共就徹底放棄了深化改革的選擇。改革社會，是全體中國人的事情，都應該尋求最大的社會改革的公約數。不論探討哪一種形式，都應該是理性的，沒有人能絕對壟斷社會進步的話語權。
共產黨不是傳說中的「洪洞縣」，裏面沒多少好人。這自然也不合事實。中國有數千萬的普通中共黨員，他們作為社會公民而非全是權貴和既得利益者，對公平正義、對優化制度、對社會的文明進步均有一種自然的願望。即便是最高權力的掌控者，和平時代也有像胡耀邦、趙紫陽這樣力求以自身參與的德政來取信於民、推動政黨乃至國家與民族進步的領導人。可以這麼說，未來中國，沒有中共自覺主導或積極參與的變革，要實現和平轉型，不論走向民主憲政或是哪一種自由法治的社會制度，都將遙遙無期，都將十分艱難，甚至無望。中國的問題還不只是少數幾個人掌權者的能量大小問題，更要緊的是整個民族的歷史文化以及現實世界所給予的矛盾複雜性。
要相信時間。中國正在希望通過推動外交更加融入國際社會，並致力於東北亞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去年11月，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關於進一步制裁朝鮮的決議草案上不顧俄羅斯的立場投了贊成票。4月份，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美國佛羅里達州馬阿拉歌莊園(Mar-a-Lago)同特朗普總統的對話中提到「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的確，中國沒有理由不與美國建立具有普世價值和意義的人類親密關係。只有這兩個東西方大國實現經濟互惠、文化互補、政治互動，這個世界或許真的會走向趨利避害、相互拯救的景象。至於我們的內政，當然也應該會看到明確的改革風向標，使現代政治真實到位的舉措成為常態，並與國際社會接軌。歷史潮流不是一種虛在，那些應景的東西畢竟經不起時間的考驗。
中共從傳統的革命黨邁向現代的執政黨，進而再逐步推動中國社會實現民主憲政的轉型，還需要一段不短的路程。而今天，對李銳等三位老人而言，他們既非掌權者亦非反對派。他們只是屬於覺悟後的社會政治良知，或僅僅是一種變革時期的象徵性人物。然而，他們卻擁有相同的政治人格，即在對政治文明的探索上敢於直面問題，糾正謬誤，勇往直前——這也可以理解為中共可以珍惜的政治財富。
非常有幸的是，他們經常與領袖人物近距離接觸，卻沒有沾染不良的政治人格。恰恰相反，他們只遵循了正常與高尚的一面，延續了作為一個政治人物所需要的光明磊落、承當責任和決不放棄的品格。他們應該獲得人們充分地理解和尊敬。歷史也不會忘記推動人類進步的每一個有貢獻的人，不管這過程曾發生過怎樣的曲折或挫敗。
作者為作家、原影響力中國網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