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下半年，北京某大學邀請我去給來自美國的留學生講課，甚至希望我每周講一次，我總是以種種理由拖延和推辭，大學的講壇不象飯桌上可以隨心所欲，拿捏不住分寸，講了什麼不該講的話，無疑會讓邀請方尷尬。可是邀請方鍥而不捨，我實在盛情難卻，答應在這批留學生離京之前，與留學生見面，順便扯一扯我所看見的一些社會異象。
據說這些來自美國的留學生，除了在這所頂級的大學學習中文，還特別關注社會問題，比如貧富差距、收入分配不公、腐敗亂象以及勞工維權等等，這些問題是我在過去十多年最感興趣重點關注的話題，數千篇時評雜談，大概有一半都是這方面的內容，與留學生們泛泛而談應該問題不大，只是站在什麼角度來解讀，依然拿捏不准。
對於許多人來說，中國如同一個雙面世界，也有許許多多雙面人。我想起法國《解放日報》北京分社社長十多年前的一番感慨，這位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的西方記者，面對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由此引起的貧富差距，也表現出少有的困惑和無奈：他試圖向一個遠在巴黎的朋友解釋中國，但對他而言，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如果只看到城市裏拔地而起的高樓，飛速奔馳的磁懸浮列車，或者楊利偉壯觀的太空之旅，他的巴黎朋友會認為整個中國都活在後現代的21世紀文明之中……如果將目光投向城市裏下崗失業的家庭，或者渴望上學的農村孩子，或者農村早已崩潰的醫療保健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他會想像中國仍然存在於旅遊商店裏的黑白明信片之中……
這種巨大的反差存在於同一個真實的世界，這是一個雙面世界，大都市的燈紅酒綠之下到處遊蕩着滿腦肥腸之徒，而貧困家庭的溫飽問題還遠遠沒有解決。當一部分人在電腦前享受着現代信息社會的豐富多彩之時，另一部分人還生活在前工業社會極為單調的農耕時代，這種巨大的反差在世界發展史上也是絕無僅有。
當北京城的房價每平方米普遍觸及或超過2萬美元之時，當許多人擁有N多套這樣的豪宅之時，你會發現，在這個五彩斑斕的城市裏，許多謀生者包括那些接受過良好教育的所謂精英，即使窮盡一生也買不起這個城市的房子！出城驅車不到兩個小時，就會見到一群又一群衣襟襤褸的人，他們每年的純收入甚至還不到1000元人民幣，也就是只有一百多美元。
至於雙面人，在中國比比皆是，那些在公開場合誇誇其談的人，看上去有理想有抱負有誠信也有良知，可實際上，這些人既沒有敬畏更沒有底線，不僅瘋狂掠奪斂財，更是冷酷無情殘暴無比。如果只聽他們的言語，會覺得他們很愛這個國家也很愛這國的人民，可實際上，他們早己背叛了這個國家和這國的人民，他們紛紛把親朋好友送到了國外，也把巨額財產轉移到了國外。
雙面世界雙面人的存在，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嚴重的挑戰和危機，在現代化的道路上，一邊是盛氣凌人的權貴，一邊是卑微可憐的賤民，一邊是富可敵國的巨賈富商，一邊是飢不擇食的盲流。一個社會好比一個家庭，如果一個家庭有兩個孩子，一個穿金戴銀，一個衣不遮體，外人如何看待這個家庭？這個家庭的父母又將如何炫耀？
貧富問題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也是人類社會在發展過程中無法逾越的一道鴻溝。一般情況下，貧富問題並不可怕，只有當貧富差距懸殊巨大，特別是造成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來自體制或政策引起的收入分配不公，猶其是腐敗大行其道時，貧富問題才會變得複雜並且伴隨着危險。
貧富懸殊必然導致尖銳的社會矛盾，特別是貧富懸殊逼近社會容忍底線之後。一個國家的基尼係數是判斷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標，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貧富差距的警戒線，大於這一數值容易出現社會動盪。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上世紀60年代，中國基尼係數為0.17到0.18，上世紀80年代為0.21到0.27，從2000年開始，中國基尼係數就越過0.4的警戒線，並逐年上升。
主要發達國家的基尼指數在0.24到0.36之間，美國2007年為0.45,2013年為0.42。目前全球基尼係數最高的地方是非洲的納米比亞（0.70）。2001年以後香港達到0.525，2006年高達0.533，2012年更高達0.537，香港成為已發達國家中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區。
即使把發展中國家包括在內，香港和新加坡的貧富懸殊也十分嚴重，僅次於薩爾瓦多、哥倫比亞、智利、危地馬拉、巴西、南非以及一系列非洲國家而排名倒數18位，台灣2010年官方的基尼係數為0.342，2013年學者計算為0.36；日本、韓國、歐洲等民主國家的基尼係數均低於0.4。
國際上常用基尼係數定量測定社會居民收入分配的差異程度。認為基尼係數低於0.2表示收入過於公平；而0.4是社會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線，故基尼係數應保持在0.2～0.4之間，低於0.2社會動力不足；高於0.4，社會不安定。
中國改革開放前的基尼係數為0.16（是絕對平均主義造成的），2007時已經超過警戒線0.4達到了0.48，目前基尼係數已經超過了0.7。由於部分群體隱性福利和灰色收入甚至腐敗泛濫，中國實際收入差距比這個數據還要高得多。
中國基尼係數高於所有發達國家（如日本基尼係數僅為0.23）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意味着未來中國很可能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進而造成社會動盪甚至危及政權穩定，而各種社會矛盾並沒有隨着維穩經費飆高得到有效化解。
日本在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積極實施具有深遠影響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讓日本全體國民同步分享到了經濟增長的成果。尤為重要的是，在實施計劃的十餘年裏，日本社會形成了1億人口的「中產階級」，實現了國民收入與經濟的同步增長，真正實現了國強民富的戰略目標。
蔣經國在台灣執政時期，台灣人均所得從482美元增長到5829美元。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與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僅從4.49倍微調到4.85倍。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同時讓人均所得成長12倍，貧富差距卻能限縮於8%，經濟成長果實由全民共享，而不是集中在少數人手中。
以改革開放的樣板深圳為例，2016年台灣GDP折合3.7萬億人民幣，深圳GDP為1.9萬億人民幣，而在2016年，台灣的財政收入折合4800億人民幣，深圳的財政收入高達7900億人民幣！台灣的財政收入遠低於深圳，而台灣卻早己解決了全民免費醫療以及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還要供養一支獨立的軍隊，深圳能夠享受到所謂社保醫保的人口只有區區幾百萬，龐大的財政收入也只是供少數人在享用。
再看看全國，去年巨額的財政支出，依然是龐大的公共建設支出、公共維穩支出唱主角，民生支出依然只是配角。轟轟烈烈的反腐雖然打掉了一大群「老虎」和「蒼蠅」，但並沒有改變民生艱難的現狀，老百姓更沒有從住房、出行、消費、教育、醫療、養老等民生支出中，直接或間接感受到巨額財政赤字帶來的好處，只是感受到越來越重的生存壓力。
天文數字一樣的財政支出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餡餅，而是老百姓身上榨出來的，國家富少數人富就意味着更多人窮，我們不應該為國家富少數人富而歡呼，更可怕的是，巨額財政收入只是用於少數人揮霍，許許多多更被腐敗貪婪所吞噬，當老百姓的納稅比例已經等同於甚至高於發達國家，而享受到的公共福利和社會保障卻又少得可憐時，這個國家靠什麼維護穩定保持和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