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初顯復甦跡象，但是關於全球經濟是否陷入長期增長停滯的討論仍然不絕於耳，與此同時，伴隨着英國脫歐派的「勝利」，特朗普在美國大選中的脫穎而出，民粹主義蔚然成風。
有分析認為，它們二者—長期增長停滯與民粹主義—有着共同的根源，即新自由主義。
"長期增長停滯"(secular stagnation)一詞是美國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阿爾文·漢森(Alvin Hansen)在1930年代末所創,他認為當時的美國很難從經濟大蕭條中走出，而是陷入人口增長減速、儲蓄過剩、投資不足引發的永久性失業和經濟停滯。2013年經濟學家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H. Summers)重新提起這一說法，從而引發了持續的討論。
全球投資管理公司GMO認為長期增長停滯在資產市場已經有所反映，並將其歸咎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在國際經濟政策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強調自由市場的重要性，認為政府只需要對經濟起調節以及規定市場活動框架調節的作用。具體來說，新自由主義的特點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用通脹目標代替就業目標來作為政策目標；提倡全球化；在公司層面，相對於投資和再增長，更加關注股東利益最大化；不再重視工會，更追求靈活的勞動力市場。
GMO認為這些政策導致了低增長率、低投資以及被私人部門高企的負債水平掩飾起來的嚴重通縮，同時加大貧富差距，降低就業保障，而且這些趨勢長期存在，並在金融危機期間嚴重惡化。
GMO觀點認為，當世界各地人民逐漸意識到這一點，特別是金融危機後所有的解決方案都只是勉強地維持現狀，並沒有帶來任何根本性改善時，他們便開始反抗，將選票投給民粹主義候選人，期待他們能帶來顛覆性改變。
GMO從以上提到的四個方面入手，分析新自由主義倡導之下的經濟政策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誤入歧途」。
取代就業目標的通脹目標
二戰以後，世界各地政府奉行凱恩斯主義，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來促進就業，造就了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黃金年代」。然而到了七十年代，通脹抬頭，而這些促進就業的措施被認為是罪魁禍首，經濟學家紛紛建議拋棄財政刺激政策，轉而使用貨幣政策來調控經濟。
GMO認為這一決定大錯特錯。當時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強硬外交政策引起OPEC組織的抵抗，同時歐美國家頻頻發生的階級衝突和罷工共同導致油價飆漲，而這才是當年通脹飆高的真正原因，然而當年的經濟學家並沒有看到這一點。
如下圖可見，金融危機以後，通脹率基本穩定在正常水平，但失業率卻一直居高不下，再也沒有美國回到「黃金年代」的水平。
GMO認為問題出在制定貨幣政策時所使用的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理論。在該理論下，經濟學家估算一個失業率水平(NAIRU)，當實際失業率低於這一失業率時，預期通貨膨脹率就會加速上升，實際通貨膨脹也會上升，經濟就過熱。然而問題在於NAIRU難以被準確估算出來，以此作為貨幣政策的依託往往無法達到預期目標。
盛行的全球化
新自由主義提倡資本、勞動力、貨物以及服務的自由流動。
就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來說，它與美國民粹主義的崛起密不可分。美國工人階級白人認為大量湧入的移民搶佔了本該屬於他們的工作機會，越發激烈的競爭拉低了工資水平。特朗普正是抓住了這一痛點，在競選中持反移民立場，從而贏得白人藍領選票，成為其最終獲選的關鍵因素之一。
GMO認為移民數量的增長與失業率確實存在關係。美國失業率在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黃金年代」之後到達了結構性高點，與此同時發生的正是不斷增加的移民流入。
同時，在貿易的全球化風潮之下，美國人民越來越多地購買海外產品，進口不斷增加，出口卻並沒有跟上步伐，這也被認為是抑制國內需求、導致失業的原因之一。
股東利益最大化
股東利益最大化成為公司做決策的首要準則，這導致了享有股票期權的管理層在任期內更關注財務工程，而非長期的增長目標。GMO此前的一份研究發現，在做投資決策時，即使存在有價值的投資機會，但一旦這些投資可能會影響到公司的季度盈利的話，公司首席財務官傾向於忽略掉這些機會。
而這一準則被認為是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主要原因，因為當公司股價上漲時，最受益的是富人。數據顯示，1%的人擁有40%的股票，10%的人擁有80%的股票，他們才是股東利益最大化的最大受益者。
靈活的勞動力市場
靈活的勞動力市場意味着靈活的工種，靈活的工作時間，在這裏僱傭者和應聘者都享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從而達到效率最大化。與之相對的是不靈活的勞動市場，在這裏工會佔據主導地位，他們決定工資水平，而且往往高於僱主願意支付的價格，從而導致失業率上升。
這麼對比下來，靈活的勞動力市場似乎非常合理。但GMO認為，那只是聽起來很美好的理想狀態，事實並非如此。數據顯示，在美國，工會化的程度與失業率實際上是成反比的，工會化程度越高，失業率越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