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霾之下，三位母親為自己的孩子做出了不同的選擇，有的離開北京去了空氣質素更好的南方；有的在家中為孩子設置了重重「防霾網」；還有的母親決定和周圍的人一起行動起來。
2016年12月20日，一路向北。
上海開往北京的G126次高鐵列車依次經過蘇州、南京、定遠、徐州、棗莊……飛馳如一柄快劍刺入淡薄的白霧，又被瞬間裹挾而去，隱沒在愈發黏稠深重的前方。
臨近山東省濟南西站，窗外的電線杆向後掠去，幾道電纜朝着遠方延伸，連着一個基站信號塔。再向遠，隱隱綽綽只望得見第二個的影子。過了濟南，基站不見了。土地、房屋、樹木……一同消隱了，視野里是白茫茫的一片。
「咔嚓。」有人把手機貼在車窗上，按下拍照鍵，自言自語道：「太可怕了。」
隔一個走道，鄰座抱孩子的大姐自動接話：「昨天石家莊（空氣質素指數AQI）都破一千了，爆表！」手比劃着，她捂嘴笑起來：「給我家孩子買了個『防毒面具』，這麼罩着像個消防員似的，哈哈。」
她懷裏，兩歲七個月大的女孩在車廂里暫時卸下「武裝」，兩條肉乎乎的小腿不安分地蹬來蹬去，不一會兒下了地，蹣跚着來回跑起來。
至河北省滄州西站，轉保定的大巴取消了——霧霾太重，高速公路封閉。再經北京倒換高鐵，出保定東站，手機APP監測顯示：AQI361，嚴重污染。
當日，北京空氣重污染紅色預警、霾橙色預警；深圳空氣質素指數為61，「良」；雲南麗江則只有32，「優」。
2016年12月22日，河北省保定東站的乘客們在重霧霾中趕着乘坐高鐵。
逃離
「我真的從來沒有後悔過我做出這個決定：離開霧霾籠罩下的北京。」蘭燕飛說。
2013年，她住北京東二環。家在四樓，蘭燕飛每天早上起床，會習慣性地走到陽台上望望窗外。天時常是灰濛濛的，像個蓋子一樣，這讓她心情糟糕。
蘭燕飛是湖北人，2007年到北京工作，彼時的蘭燕飛從未料想，自己有一天會戴上口罩，而後離開。
她記憶里對口罩的關注，是2009年剛和丈夫一起時。他在國外待了一年回來，每逢空氣不好就會戴上口罩。蘭燕飛覺得他有病。丈夫做實驗給她看：早上出去戴一天，晚上回來口罩就黑了。蘭燕飛心裏服氣，行動不改：「太引人注目了，咱不是高調的人呢，別（戴口罩）讓人笑話。」
直到2010年懷孕，眼見着空氣越來越污濁，她直覺地擔心未出世孩子的健康。
除了開始戴口罩，她和丈夫商量後，去燕郊租了房。公司在東二環，不堵的時候開車單程也要一個多小時，後來值夜班，身體和時間成本都讓她有些吃不消。好在兒子出生時很健康，蘭燕飛鬆了一口氣。
兒子一歲時，全家人搬回城區，蘭燕飛的父母隨之來到北京。「我爸就說，這空氣老有股煤味兒啊。」蘭燕飛回憶。「霧霾」這個詞，當時尚未進入他們的認知。
2016年12月24日，深圳，蘭燕飛和兒子在等公交車。
2012年，國務院發佈空氣質素新標準，增加了PM2.5值監測。2013年1月12日，北京西直門北交通污染監測點PM2.5實時濃度達993微克/立方米，3天後，《光明日報》報道稱，北京兒童醫院日均門診量近1萬人次，其中30%是呼吸道疾病。
那一年，兒子生了好幾次病。蘭燕飛起初只奇怪：孩子身體向來不錯，平時感冒也很快就好，為什麼今年總是高燒不退？後來幾次去醫院，甚至凌晨掛急診，發現總排着長隊，而且都是家長帶着小孩。
蘭燕飛回想，兒子一歲多時第一次嚴重生病發燒，她送孩子去醫院，開車時的視野特別不好。「我就發現一到霧霾天的時候，他就比較容易發燒，而且每次去檢查，幾乎都是呼吸道方面的問題，我就覺得應該和霧霾有關。」
2013年10月，世界衛生組織下屬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IARC）發佈一項研究，將空氣污染確定為致癌原因之一。
正在蘭燕飛決定做出一些改變的時候，有雲南的朋友表示願意提供一份工作。2014年過年後，她舉家遷往麗江。
有人說她衝動，有人覺得她矯情，也有人說問：好不容易拿到了北京的工作居住證，孩子也進了一家不錯的公立幼兒園，還折騰什麼呢？
「我說他的健康是第一位的。沒有健康，其他一切都是虛的。」蘭燕飛說。搬家的心情是雀躍的。「真的會有解放的感覺。」她回想起來，語調里都帶着笑。
剛去的時候，她保留了在北京的習慣，每天早起都會望向窗外。碧空如洗。上班經過香格里大道，正對面就是玉龍雪山，她每每忍不住去拍。一發到朋友圈，總有北京的朋友開玩笑說要拉黑她。假日出遊，到雪山腳下的湖邊搭個帳篷，躺在草地上看雲朵飄過，有時下點小雨，很快停了，便出現一彎彩虹。蘭燕飛想：「我要是在北京，肯定享受不到這個。」
更重要的是，兒子到麗江之後再也沒有因為生病去過醫院。女兒是二胎，出生在麗江，最初的記憶里，天空是藍色的。
「當然也會有犧牲，包括人脈、資源。關鍵什麼是最重要的。我既然選擇了這個，我就會負責任，不會後悔。但我沒有辦法替別人做選擇，如果對你而言，工作是最重要的，房子是最重要的，你願意為這個付出，選擇在北京待下去也是可以的，畢竟是個人選擇嘛。」蘭燕飛說。
考慮到兒子上小學，2016年初，她和丈夫重新找了工作，搬到深圳。理論上，北京機會更多，根基更深，但北京的工作他們一概沒有考慮。蘭燕飛說，離開的時候她就沒想過回去。
「空氣變好目前看來還很遙遠。可能30年？不一定。50年？那我就太老了。」她說。
行動
「我沒關係，但50年就是我孩子的一輩子。」田甜說。
她從前不關心環保。2014年懷女兒時總咳嗽，才對空氣污染重視起來。後來看見網上一篇文章：「說洛杉磯霧霾，開始以為只是兩三天，結果沒想到一霾就是50年。一下子擊中了我。」
田甜的兒子今年六歲。2016年7月到內蒙古親子游，導遊帶大家去敖包許願，兒子說出了一句讓她完全沒想到的話：「希望北京的天也能像內蒙古一樣藍。」
她逗兒子：「那我們不回去了好不好？」兒子搖頭。
「為什麼不好？我們可以帶着爸爸、妹妹、姥姥、姥爺一起。」
「我只希望北京的天像內蒙古一樣藍，我並不想離開北京。」
田甜想起兒時的北京。她是部隊大院兒里長大的孩子，有一天和小朋友一起玩兒，玩累了就躺在部隊裏電影院前面的台子上，看着天。天是特別純淨的藍色，有白雲在上面飄，好像伸手就能夠到。「特別美。在那以後任何時候，我聽到藍天白雲，（腦海里）浮現的都是那個畫面。別人問我你最喜歡的顏色，永遠都是天藍色。」
田甜的丈夫在北京後海邊的胡同里長大，是土生土長的「胡同串子」。這個城市承載了一家兩代人的生活記憶，「北京」對他們來說不只是地理意義上的家，也是扯不斷的情感和根脈。田甜羨慕那些從外地來的家庭：「他們有老家，實在不行可以回去。可我沒有，北京就是我的家，我能逃到哪兒去？」
2016年12月16日，北京啟動空氣重污染紅色預警。18日星期天，田甜一家人早早起床，準備去看少兒京劇。門後衣帽柜上兩排掛鈎，四個口罩。兩歲的女兒習以為常，自己動手，戴不好就喊哥哥幫忙。出門開車，兒子坐在副駕駛後面的位置，正對着車載淨化器的開關，他照例伸手按開。
2016年12月18日，田甜在北京某購物中心室內測得的PM2.5數值顯示為315.19。採訪對象供圖
這是田甜買的第一台淨化器，同時買了家用版，擺放在客廳正中央。2015年上半年，她又給女兒房間添置了一台。本次紅色預警之前，買了一台放在兒子的書桌上。自己和丈夫臥室里那台送給了爸媽，這一輪重污染來臨，她為父母又再下了一單。總共花了近兩萬塊錢。
到了劇院，田甜從包里拿出一個霧霾檢測儀放在桌上。PM2.5數值穩定在251微克/立方米，她拍了一張照，心裏很沮喪。剛在室外測到的數值是292，室內看來並沒有好多少。從劇院出來，她又去了一個藝術中心，一個大型商業中心，在每個地點選三個不同位置，將測得的數據和時間、地點、測霾表品牌等信息一起，上傳到微信群和公郵。
當日與她同時行動的，還有16位北京地區的家長。兩天前，紅色預警啟動當日，微信公眾號「大小愛玩」發佈了「全城測霾大行動」招募文案，並列出家長常帶孩子們去的室內遊樂場、博物館等地，號召家長們來「認領」。超過70位家長報名。他們想知道，課停了，室外也不能活動，那除了裝滿空氣淨化器的家，孩子還能去哪兒。
晚飯時間，兒子興奮地鬧騰。田甜心裏的無名火「噌噌」往上冒，她警告兒子：「你今天老實點，別惹媽媽。」兒子小心翼翼：「媽媽你怎麼了，不高興嗎？」田甜說：「媽媽累了。」
她心累。當日檢測的所有室內空氣質素全都是嚴重污染。回家路上，她滿腦子都是畫面感：「可能沒實測的時候真的不知道……你看到那些數據，好像真的能看到你肺上正趴着這些顆粒。」
第二天早上，田甜又去了一個博物館。室外，PM2.5數值一度超過400微克/立方米。她沒拍照。最終上傳的圖片數值是399。「大概400是我心理的防線。」她說。室內，工作日人不多，來的大多是學齡前的小朋友。田甜拿出霾表。兩分鐘後，她覺得自己要哭了。
接受採訪中的田甜。
博物館裏的孩子們都很開心。沒有人戴口罩。田甜沒忍住，給「測霾大行動」的組織者打了個電話：「我真的很後悔，沒有帶一打口罩來發。」想起此前的霧霾天，總有媽媽說要帶孩子去哪個室內遊樂場「躲霾」，她就難過，覺得還不如在室外，至少孩子不會摘口罩。
她想起前一天晚上車開進小區的時候，保安來開門。兒子突然問：「媽媽，保安叔叔沒有戴口罩，我有兩個口罩，我能不能明天給保安叔叔一個？」早晨出門前收快遞，兒子又批評她：「媽媽你能不能別老買東西？你不是說霧霾有毒嗎？你老買（東西）快遞員叔叔就要一直在外面了。」
這是田甜自己未曾有過的意識。欣慰之餘，她覺得這次志願參與的活動有了意義：「霧霾是這麼擴散的，觀念也是這麼擴散的。……未來的世界是他們創造的，你要讓他知道，他才會保護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
因此，儘管拿出霧霾檢測儀的時候總有莫名的心虛感，但這讓她更堅信參加活動的意義：「只有大家都有這個意識，對的那個人才是對的。」她認為，商家主動監測並實時公佈結果，才是該有的樣子。
「全城測霾大行動」能促成什麼成果，她並不確定。「最起碼知道哪裏不安全，不會帶孩子去。」她說，即便測量數據不那麼準確，也可以做個參考，更重要的是保持警醒，「只要還在討論，起碼還在關注。最怕的就是我們已經麻木了。如果沒有人不停地呼籲，習慣是遲早的事情。」
如果可能，她也希望能帶來一些改變。「哪怕只是一點點呢，其實我們也就做了一點點嘛。」她笑着說，「洛杉磯的抗霾行動，也是一群媽媽發起的呀。」
她指的是上世紀50年代，洛杉磯一群家庭婦女自發組織的Stamp Out Smog（意為「驅除煙霧」）行動，她們做調研、寫報告、到政府請願、向州長進言治理倡議，從二三十個成員不斷壯大，每有公開的環境污染情況聽證會，總會有數以百計的母親到場，帶着自己的孩子一起表達關切和不滿。這支焦慮的母親隊伍，成為推動洛杉磯治理空氣污染的重要力量。
「我最大的焦慮就是害怕我的孩子不能自由呼吸。」田甜說。
在《霧霾中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一文中，吳強寫道：「當那些兩年前不相信霧霾就是政治、嘲笑『從我做起』的人們終於開始談論霧霾政治，意味着一種『誰也無可逃遁』的環境責任意識開始生長。這既是一種公民責任，也是一種全球責任，並且可能超越個人主義，產生集體行動。」
說起兒子的未來，田甜的丈夫開玩笑：「以前覺得男孩子嘛，要拼搏奮鬥一下，爭取成功。現在覺得，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把他養活到18歲，就行了，就不容易了。」這個在很多年前田甜考慮去珠海工作時強烈反對的北京土著爺們兒，在這次紅色預警後，突然萌生了找一份國外工作的想法。他開始考慮帶全家人一起移民。
「這就是所謂『腦流失』呀。」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汪丁丁在《長期霧霾的政治社會效應》一文中寫道。
蘭燕飛和田甜兩個家庭的選擇，一定程度上印證了他的預測：首先，人口將從大都市向霧霾尚可忍受的中小城市或山區遷徙；其次，如果國內的生存環境持續惡化，很可能誘致中高收入群體（以及低收入但年輕的群體）中的一部分移民海外。
防護
「我是普通家庭中的一個，就只能做好防護。」都海虹很無奈。
她在位於河北省保定市的一所高校當老師，女兒正讀六年級。無論從工作或孩子教育的角度考慮，她都無法想像搬遷。保定位於石家莊和北京中間，空氣質素常年排全國倒數，1996年她來此讀大學，記憶就蒙上了一層霧氣，只不知道有沒有霾。
「張家口是沒有霧的。」都海虹說起家鄉眉飛色舞。小時候鎮上有條河，很大很清亮，還有水鳥，她們放學都去河邊玩。今年夏天，她帶着學生去張家口的農村做調研：「對比太大了！張家口那個藍天，你看着都覺得暈。」張家口地勢由西北向東南傾斜，是北京西北方的上風口，重污染企業也很少。
都海虹懷念敢深呼吸的日子。自己走不了，她希望女兒讀高中時能出國交流：「趕緊走，走得越遠越好。」以後讀大學和工作，她也希望女兒能去沒有霧霾的地方，錢賺多賺少都不重要。她籌劃着，等女兒上大學後，自己也不留在保定了，早點退休去別的地方。
2016年12月21日下午四點，她去接女兒放學時忘了拿口罩，總是下意識地用毛衣領子捂住口鼻，儘管明知道沒用。保定當天的空氣，沒戴口罩讓她覺得窒息。
車停在學校附近，提前等在路邊。這是都海虹現在的習慣。學校有夏令時和冬令時，有一次她記錯時間，讓孩子等了半個小時，至今想起來還懊惱：「我心裏特別愧疚你知道嗎？就怎麼能讓她在室外生生待了那麼久呢？」
等女兒和兩個小夥伴一起坐上車，她問：「教室的空氣淨化器今天開了嗎？」「開了。」女兒說。空氣淨化器是學校今年新裝的。由於天氣原因，秋季學期體育課基本停上，學生們都在教室里窩着。周二和周五下午的「陽光體育」也停了。都海虹覺得好笑：國家實行陽光體育計劃，是為了讓孩子們多鍛煉身體。可這天氣，鍛煉什麼呢？
都海虹用棉簽幫孩子清理鼻腔。
女兒是體育委員，特別愛運動。小時候，夏季的下午到晚上都在外面溜達，周末，都海虹常帶她騎車去植物園。現在都改成了室內活動，比如看電影，或者去別的小朋友家玩兒。女兒總也待不住：「媽媽我出去玩會兒。」她現在一般都會回覆：「你看這天兒，不准去。」
都海虹也擔心在室內待久了，孩子玩手機、ipad和電腦遊戲的時間不可避免地延長。「你都不知道我們有多麼搞笑。一旦下完雨，天放晴了，空氣好了，整個小區那是傾巢出動啊！帶着孩子，各種植物園、小區綠地，哪兒哪兒都是人。一到這種時候，我也跟她（女兒）說，別寫作業了，出去玩兒去。」她坐在家裏的沙發上，指着窗外。
陽台上擺着一排綠蘿。女兒騎着平衡車，在客廳窄窄的走道上來回溜。孩子的姥姥在廚房裏做晚飯。「我媽今天中午還炒了一道『防霧霾』的菜。」都海虹笑起來，「前兩天給我們端來一碗湯：『喝！防霧霾的。』」
姥姥補充說，這是從微信上看來的，不知道管不管用：「非典的時候國家還會出防治藥方，現在也沒個專家出個（防霧霾的）藥方，讓咱老百姓自個兒配。」
姥爺在旁邊樂。他覺得霧霾「防不住」，每天出門散步兩小時，他從來不戴口罩，但外孫女戴口罩，他是支持的。「都特別擔心她，她才多大點啊。」都海虹也說。她會自己忘記拿口罩，但從來沒忘記過提醒女兒。
都海虹在家中看着窗外。
女兒去年夏天查出患有變異性哮喘，治了很久才好。都海虹不敢斷定是因為霧霾，但女兒從小患鼻炎，她覺得和空氣污染可能有關係：「夏天連續天氣好的時候，鼻炎就會好很多。現在這種天，即使戴口罩，一大早就開始擤鼻涕，打噴嚏。」
她自己配生理鹽水，想起來就給孩子清洗鼻腔：「洗出來的水都是黑色的。」去年雙十一，都海虹囤了好多口罩，今年上半年又買了一箱，至少有50隻，到現在還剩一大盒。家裏是複式結構，樓上樓下各放一台空氣淨化器。都海虹打算今年再買一台。
2016年底這一輪PM2.5數值爆表，對其他城市的人來說是空氣污染嚴重的體現，對生活在保定的都海虹一家，只是常態里的小波動而已：「看一眼，哦，這麼高。第二天起來再看一眼，哦，又這麼高。」
相比較而言，都海虹更看中平日裏多出的幾個藍天。對比往年，她覺得保定今年已經好了很多：政府下了死命令，關停了很多企業，環保補貼力度也大，大晚上都有灑水車一趟趟在街上跑。「治理（霧霾）是有點效果的，只是這幾天PM2.5的濃度好像比往年強（而已）。」她說。
二樓的牆上掛着很多照片，都是女兒出去旅遊時拍的：貴州、海南、桂林、秦皇島、大連……只要有假期，她都帶着孩子出去，近幾年尤其考慮哪裏霧霾少，所以總往海邊跑。自駕游時，車上常備帳篷、防潮墊等各種裝備。每次出去玩兒都帶着狗。
「一到綠地上，孩子和狗就去瘋狂地撒歡兒啊。」都海虹揮着手描繪當時的情形。她覺得心酸。對比起自己，女兒的童年太可憐了。
「去了那麼多地方，你最喜歡哪兒啊？」記者問都海虹的女兒。
「哪兒都喜歡。」她回答。
「總有個比較喜歡的嘛。」
「有藍天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