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胡耀邦辭世20周年之際,李銳撰文《不當奴隸,更不當奴才》,其中披露了他對於中共數位元老的看法及中共高層見的政治博弈。當談及鄧小平時他說:「後來接班的鄧小平,其實也是半個毛澤東。1989年」六四「風波,出動軍隊鎮壓學生運動,這種連毛澤東活着都不可能幹出來的事,鄧小平卻幹了。」全文如下。
李銳曾任毛澤東秘書,以敢言著稱(VCG)
上個世紀70年代末,中國剛剛走出「文革」動亂,卻依舊被極左陰霾和桎梏所籠罩禁錮。衝破陰霾和打破桎梏的,是胡耀邦發動、領導和全力推動的振聾發聵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和冤假錯案的大平反。他以非凡的勇氣,破冰般打開思想解放的局面,掀開了改革開放大潮的序幕。今年4月,是耀邦逝世20周年,我謹以此文向他表示深切的哀悼和緬懷。為什麼用這樣一個題目呢?還是借用魯迅的說法:中國自古以來,專制王朝,老百姓當慣奴隸,少數官員效忠當奴才。過去共產黨是必須當馴服工具,群眾學雷鋒當螺絲釘,少數奴才們助紂為虐。
不正常的黨內生活
要談胡耀邦,不得不先談中國共產黨。自建黨以來,任何黨員都是黨的馴服工具,這個觀念深入人心,也作為組織原則貫徹下去。作為一個實質上的農民黨,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締造者。毛澤東這個人很複雜,毛的周圍有一幫人。毛澤東最喜歡的人是高崗、林彪和鄧小平,曾打算讓高崗當接班人。高崗有他的本事,屬於「綠林豪傑」,毛很欣賞。我當過高崗的政治秘書,他喜歡下圍棋,晚上同我下棋是從不接電話的。離休後我負責編中共組織史資料,從打AB團起,10年內戰肅反,自己殺自己人,殺了10萬。延安時期搶救運動打了1萬5千個特務,但事實上一個打入黨內的特務都沒有。我問過黃克誠,在江西時他就感到,毛有兩個毛病:一是脾氣太壞,二是任人唯親。井岡山下來在福建選前委,多數人投陳毅的票,毛澤東就甩手不幹了。後來陳毅去上海找周恩來,周讓陳趕緊把毛請回來。如蕭克沒投毛的票,毛對蕭一直記在心上。沒有林彪的吹捧與參與,「文化大革命」可能搞不起來;「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就垮了。後來接班的鄧小平,其實也是半個毛澤東。1989年「六四」風波,出動軍隊鎮壓學生運動,這種連毛澤東活着都不可能幹出來的事,鄧小平卻幹了。「六四」期間,他聽信李鵬和李錫銘謊報「學生動亂」的讒言,要實行軍事戒嚴,蕭克、張愛萍等7位上將聯名上書反對武力鎮壓,他毫不理睬。
總之,80年代的局勢對耀邦來說,很難辦,上面兩個老人壓着。鄧小平贊成「權威主義」,他認為中國總得有「一個人說了算」。耀邦告訴過我,鄧小平與陳雲這兩位政治老人的關係,按鄧小平的話說,是「談不攏」,胡耀邦在位時,就開不成常委會;「只能有一個婆婆」,這是鄧小平讓薄一波向陳雲傳達的。改革開放,鄧小平在經濟上比較堅定,如成立「特區」,這是一個創舉。而陳雲仍堅持「鳥籠政策」,這是原則性分歧。在意識形態上,鄧小平「不問姓資姓社」,「不管黑貓白貓」,「摸着石頭過河」,不為既往的正統理論所限制,敢於突破,這是有極大功勞的。而陳雲仍跳不出舊框框,1989年,中顧委發了個「一號文件」,刊載了陳雲同趙紫陽、胡啟立、李瑞環1987年以後的談話,他說:「列寧帝國主義論沒有過時」。對「六四」風波,陳雲則有自己的看法。當時在中顧委,我們四個人(杜潤生、李昌、于光遠和我)反對鎮壓,幾個月批鬥,將要開除黨籍,是陳雲挽救了我們;他說,這種事不能再幹了,否則,以後還要平反。
陳雲對胡耀邦有看法,認為他在人事上用「青紅幫」(青年團、紅衛兵)。1982年初我已經65歲,決定在電力部退下來。這時陳雲要我到中央組織部組建青年幹部局,意見極其堅決,促我上任,還誤會我是「能上不能下」、不願當局長。於是我只好服從,於該年3月調入中央組織部。上任後我只見他一次,見了面就說要「頂住」,言下之意就是頂住胡耀邦。1987年耀邦在「生活會」上被以前的戰友王鶴壽揭發,非常傷心,他曾對王鶴壽講過一些心裏話。王鶴壽的侄女後來向我透露,揭發耀邦是陳雲的命令。除了兩個老人,當時還有兩個「左王」看不起他,在兩老之間講閒話,一個是胡喬木,一個是鄧力群。胡喬木這個人,「一日無君則惶惶然」。改革開放以後,主要在意識形態上,胡喬木仍堅持毛澤東「政治掛帥」的路線,實質上是「以階級鬥爭為綱」,不過不明說罷了。他是個兩面派,真正的兩面派,今天這樣明天又翻過來。我跟胡喬木的淵源很深,對他比較了解。解放初我在湖南工作的時候,曾收集了毛主席20幾篇舊作,印了50本,給中宣部1本,胡喬木要求全部上交,責備我「此種事,有害無益。」我年少氣盛,寫了一本《毛澤東的初期革命活動》。1952年我調到北京的時候,他給我打電話,居然又要我到中宣部管黨史。沒有他支持,《廬山會議實錄》也出不來啊!張聞天紀念文集出版前,夫人劉英寫信要我寫篇文章,後來胡喬木把書的主編叫去加以訓斥:「你幹嘛讓李銳寫文章?」主編說是劉大姐讓寫的,他才不吱聲了。像胡喬木那樣的人,不當奴才不行啊!他願意當奴才,因為有好處。中國歷史上有很多這種人物。
1986年,鄧力群把陸鏗同胡耀邦的訪談交給鄧小平,引起鄧的震怒,這也成為1987年1月「生活會」後胡耀邦下台的一根導火索。1987年春,陳雲讓王震等人活動,把鄧力群抬出來當總書記。我在1987年7月11日給鄧小平、趙紫陽寫了一封信表示反對,除了揭發他抵制改革開放外,還述及他在延安搶救運動時犯的一件嚴重政治錯誤。鄧小平14日批示,撤銷鄧力群的職務,陳雲、李先念、薄一波三人也畫圈了,制止了這個危機。除了一些小事,胡耀邦和趙紫陽合作比較融洽,對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全面改革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鄧小平、陳雲兩位老人對全面改革卻有不一致的看法。那兩個「左王」趁機在鄧小平、陳雲兩位老人中穿梭,大進讒言。這兩個「左王」對改革開放起了很壞的作用,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領域,先搞「清除精神污染」,後又批「資產階級自由化」。清污只搞了28天,幸好被胡、趙聯手制止了。
1987年的「生活會」上,耀邦被迫作了檢查,聽說離開會場後即失聲痛哭。一個人如果不是因受大委屈而傷心透了,是不會這樣大哭的,尤其是在這種場合。他在擔任總書記時就說過:我尊重老人,又獨立思考。他盡力在兩位老人之間溝通協調,遇大事必請示,同時還要面對兩個「左王」的明槍暗箭與各種阻撓,最後遭到兩方面夾擊,個人事小,全局堪憂,他怎能不放聲大哭!
胡耀邦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胡耀邦是紅小鬼,十四五歲就參加革命,文化程度不高。他碰到第一件事是打AB團,幾乎喪命,此事終生難忘。此後歷次政治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他都儘可能予以抵制或在力所能及範圍內做有益之事。耀邦歷來對「政治掛帥」有自己的看法,不喜歡搞條條框框,堅守言行一致。「大躍進」失敗後,1960年就主張恢復長途販運;他曾公開講話:「衣食足而知廉恥,學習毛主席著作不能飽肚子」,不怕被扣「修正主義」帽子。胡耀邦能在共產黨內出現,非常了不起,戰爭年代出來的人,服從慣了,更不容易了。他獨立思考,他不當奴隸,更不願意當奴才。延安搶救運動時,到處大抓特務,他當時擔任總政組織部長,自己做了個試驗,找幾個絕對沒有問題的年青人,一逼供信,就都承認是特務了。於是他立即找毛主席說,不能再幹這種事情。這是他親口對我說的。
5年前,耀邦去世15周年時,幾位團中央的老同志編寫《胡耀邦傳》,我為這本書寫過一個序言。這個序言裏提到:1950年到1952年,擔任川北黨政領導時,耀邦親自起草「人民代表公約」;土改中實行保護富農和對地主的溫和政策;不許農民亂罰亂鬥,進城抓人。當年鄧小平這樣評價他:「有主見,不盲從。」1952年到1966年,他擔任團中央第一書記,提倡八個大字:「朝氣蓬勃,實事求是。」他說:「實事求是就是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要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不弄虛作假。要有實幹的精神,言行一致,表裏如一」,他認為執政黨尤其要這樣要求。戰爭年代,形勢逼得你非實事求是不可;執政以後,即容易自以為是,走向反面;堅持實事求是,必須深入實際,尤其需要民主制度和黨的紀律的保證。1954年10月,《中國青年》編輯問他,「怎樣理解社會主義人道主義?」耀邦回答:「無產階級不是只講革命,只講鬥爭,它也講愛心,講人情味,講對同志、對廣大人民群眾的尊重、關心和愛護。只有這樣,我們的社會主義才是可愛的,人們才能從中感受到更多的歡樂和溫暖。」
1957年反右派時,他不在國內;回國後,對團中央打的右派進行安慰。他同我談過,生平憾事,對項南和蘇進沒有保護好;兩次自責,批鬥彭德懷時沒講公道話,開除劉少奇黨籍也舉了手。1962年下放湖南幫助工作兩年時,他親自到瀏陽、醴陵、平江的生產大隊蹲點。四清運動開始,對政策界限和方法步驟都作了規定:凡屬集體瞞產私分,不做處理;手腳不乾淨的,公物歸還,不搞坦白檢舉;群眾向幹部提意見,只「背靠背」;同時號召「一手抓生產,一手抓運動。」湘潭地區因此沒有發生亂鬥和影響生產,大家都滿意。1964年12月到1965年6月,在陝西第一書記任上,正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四清運動越來越左時。他以大無畏的精神,開展了「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寬政策、搞活經濟」為主題的超前民主改革,糾正社教運動中侵犯人權的錯誤作法。發出這樣的號召:「社教運動是教育人,不是整人」;「要維護人權,尊重風俗人情」;「民主要過硬」;「領導人要聽反對的話」。他強調「生產好不好,是檢驗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標誌。」同時,恢復集市貿易,允許短途運輸,發展鄉鎮企業,提倡植樹造林(誰種歸誰)。當年在西北局的領導下,陝西「左禍」特別嚴重,耀邦本人被葉劍英保護先行回到北京,他的副手等則受到十年迫害。
耀邦在「文革」中始終是清醒的。初期同團中央幾位書記同舟共濟,每天有幾千上萬人來揪鬥他們。有人揭發他反對毛主席,說過「太陽也有黑點」;反對林副主席「突出政治」,說:「游泳時要突出鼻子,不然就要嗆水」;他說過「康生一貫左」。他只承認學習不夠,工作有錯,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有次在長辛店,被打得全身皮肉紅腫。他認為毛澤東驕傲了;「不讓權,不做自我批評的。」「驕傲害死人呀!」他曾嘆息「搞了八年還看不到頭」,「多行不義必自斃」。文革後期,耀邦負責科學院工作,主持起草了《匯報提綱》。根據馬克思的著作,最早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後而否定了「知識私有」、「白專道路」等錯誤提法,並作了「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新長征」的報告。後來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這《匯報提綱》成了集中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之一,他又受到殘酷鬥爭。由於上述這些事例,我們知道耀邦一生歷經革命磨練,特別注重理論實踐的結合,尤其看重實踐效果,因而能抓住過去黨和毛澤東屢犯錯誤最終走上文革絕路的癥結,那就是毛接受了斯大林的一套做法,從政治、經濟到文化、思想的絕對統治,名為無產階級專政實為一黨專政,一黨專政又變成了領袖專政。
耀邦對中國問題的反思
從投身革命到最後辭世,胡耀邦在黨內生活了60年。對這段漫長而沉重的歷史,他有深刻的反思;對當代中國的痼疾,他有透闢的洞察。反思和洞察的結果,使他形成了許多反映和順應人類文明主流的思想、觀點和理念。耀邦認為,黨不能再受「左」的危害;絕對不能迷信任何人,而應該獨立思考;黨和國家生活應該正常化、民主化、法治化,必須杜絕家長制、一言堂、一個人說了算;要愛護知識分子、盡力發揚知識分子的才能;應當重視自由、民主、人道和法治原則,吸取人類文明共同的優秀成果。改革開放以來,他提出和實施的許多政策主張,尤其堅持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同步,都體現出一種超越原有意識形態的人類普適價值。即便發生1987年的「辭職事件」後,他的思考仍然沒有停止,反而更加深刻。一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從人類文明的視野,來思考國家、民族、政黨的前行方向,過去在我們黨內,確實是鮮見的。
推進改革,完成耀邦的遺願
胡耀邦去世,是中國很大的不幸,也是一切以他為師、為友、為長者、為楷模的人很大不幸。但中國出了個胡耀邦,共產黨里出了個胡耀邦,這又是中國的大幸。胡耀邦否定「文革」最徹底,在「真理標準」的討論中最堅定。他認為黨不能再受「左」的危害,對於「左」禍肆虐的記憶可謂刻骨銘心。他重視自由、民主、人道,熟悉西方的發展歷史,很願意接受外來的新思想。他對毛澤東的認識是全面的,在「文革」時便不盲從,常說絕對不能迷信任何人,要獨立思考。他力主黨內生活正常化、民主化,應健康發展,一定要避免過去搞家長制、一人說了算的錯誤,並主持了「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的起草。1989年4月20日,趙紫陽代表中共中央在胡耀邦追悼大會上對耀邦一生作了評價,悼詞是經過鄧小平和中央負責同志討論過的,還是比較公正的。但由於1987年1月「生活會」上強加給他的那些不實之詞,以及迫使他下台的做法,曾使得黨內外廣大黨員和群眾為之憤憤不平,以致後來引發了「六四」政治風波。對胡耀邦的作為,要有一個全面公正符合實際的總結,這不僅是他個人的問題,也是關係到我們黨在國內外公眾中的形象問題。如果不能正確認識昨天,也就掌握不好今天和明天。
今天,鄧小平、陳雲兩位老人已不在了,兩個「左王」的干擾也不存在,這是一種便於與世界同步前進的好形勢。第二個「歷史決議」對毛澤東晚年錯誤做過總結,對鄧小平也應當照此辦理。這樣,進一步全面改革開放的路就會好走一些。經過30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我國的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四位,但代價太大,單位能耗和對資源、環境的破壞也居世界前列。中國現在的經濟總量大概佔全世界的15%,可是我們用掉的煤炭大概佔世界三分之一。更可怕的是貪污、腐敗愈演愈烈。現在全國人口的0.4%掌握了全國財富的70%,貧富懸殊比美國還要厲害(美國5%的人口掌握佔60%的財富)。大大小小的腐敗分子上下其手,互相勾結,使共產黨淪向了一個利益集團、構成了新興的權貴資本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
近幾年來,中央領導人陸續提出了「和諧社會」、「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物質、精神、政治三大文明」等治國方針,這些善良的願望明顯優於30年前的「四個堅持」,但要真正落實,前提是不能再走一黨專政的老路,必須按照促進人類社會進步的普世價值規律,即自由、民主、法治、憲政來治國理民。這涉及到政治體制改革這個老大難的問題,對它的解決不能再猶豫不決了!政治體制改革千頭萬緒,我建議首先從開放言論自由、實行輿論監督,和縣處級以上黨員領導幹部個人收入、家庭財產申報、公示入手;必須黨政分開,政企分開,以法治國,實施憲政。「唯一憂心天下事,何時憲政大開張。」這是我88歲自壽詩中的尾聯。現藉此文,再次呼籲,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黨地位的合法性計,為國家、民族和天下蒼生計,政治體制改革迫在眉睫,時不我待!
胡耀邦的辭職和辭世,是上個世紀80年代帶有濃烈悲劇色彩的一幕。他的思想、理念、觀點,迄今還有許多沒有付諸實踐,尤其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引出了許多危機。但是,無論如何,這是一筆寶貴的精神遺產。對於一個在通向現代化的進程中艱難跋涉的民族和國家來說,擁有這筆精神遺產也實為大幸了!
(2009年2月)
作者簡介
現年98歲、曾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素以敢言著稱,也因敢言而先後被毛澤東重用、棄用,近年被稱為體制內的自由派。2006年,李銳曾致函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希望中共停止以黨代法以重建信譽。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開前,李銳在《炎黃春秋》發表文章,指中共若不落實民主,便會危機叢生。1958年初,李銳任水利電力部部長助理兼水電建設總局局長時,曾向毛澤東陳述三峽工程引發的問題並提交文章,獲毛賞識,毛還說:「我們要有這樣的秀才。」李就當了毛的秘書。1959年,廬山會議召開,不少人不敢公然反對毛領導的「大躍進」,但李大膽直說,其後被開除黨籍,文革期間被關在秦城監獄8年。至1979年,李銳獲平反,任電力工業部副部長,其後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