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提倡「大歷史」，主張從大處着眼，從宏觀的角度解讀蔣介石日記。然而，他從「大歷史」的角度看蔣介石，以歷史之「大」來為蔣介石個人之「小」辯護，以「非人身因素」來解脫個人因素，把個人責任推可抗拒的歷史潮流，於是蔣介石的功過都是歷史之「必然」。如果加以批判就犯了「道德裁判」的錯誤。其實，蔣介石都承認自己對國民黨失去大陸政權負有重要的責任。他在遷台之後，就不斷在公開演講中檢討失敗的原因，但他最重要的反省是在他的日記中，直到遷台十年後還不斷反省自己的失誤。例如他理解到「憤慨與抗辯是為余失敗後之病態」，且大陸失敗前對重大軍政外交問題「皆不能有健全之幕僚與顧問組織，事前作切實檢討及精密之研究與計劃，此即獨裁武斷之所為，此後能不切戒乎？」他也認為自己「知人不明、用人不當」，同志榮辱與共者寥若晨星，是因為「自我缺陷太多」，癥結則是「誠而不實」；被人輕侮欺凌「皆為自我無識無學，甚至自大自是，特別是自作聰明以致坐井觀天，而無怪於人也，及今速改或尚未晚乎？」[1]
有趣的是，黃仁宇在書中既認定蔣介石個人在「大歷史」中身不由己，無可奈何。但又說蔣氏建成「高層建築」，主持「人類歷史罕見」的「群眾運動」，並認為「中國的抗戰動員了三百萬至五百萬的兵力，在統一的軍令之下，以全國為戰場，和強敵作生死戰八年，其情形已是洪荒以來所未有」，[2]為中國現代化鋪了路，且不說這種論斷不但在思維邏輯上自相矛盾，與史實亦多有不合。
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請共產國際的鮑羅廷當顧問，確實組織並發動了群眾運動。但自從蔣介石於一九二七年實行「清黨」之後，已與群眾運動「劃清界線」，對群眾運動採取敵視的態度和鎮壓的政策，將工會、農會一律解散，工運、農運領袖，幾乎誅鋤殆盡。相反，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共不斷發動工運、農運、學運與蔣氏對抗，由此可見蔣介石執政後，即站在群眾運動的對立面。他雖然「革命」不離口，以孫中山先生的繼承人自居，但自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蔣即背離孫中山之三民主義，而實行專制獨裁之法西斯主義。結果蔣介石被中共領導的武裝革命所擊敗，退守台灣一隅。蔣氏認為：「我們在大陸的失敗並不是被共黨打倒的，實在是我們自己打倒了自己！」蔣介石總結了四條「自己打倒自己」的原因：第一，是內部不能精誠團結，因之予奸匪以分化挑撥的可乘之機。第二，是違反國父遺教，大家不以服務為目的，而以奪取為目的。第三，是喪失了革命的黨德，不能以個人自由與能力，貢獻於革命大業。第四，是喪失了民族的自信心，不知道民族道德的力量，和民族精神的偉大。[3]至於說抗戰時期「統一的軍令」，只是蔣的夢想而已。1927年後，雖然蔣介石有意吸取蘇共經驗，聲稱國民黨黨員「處處要能自立自強，獨立奮鬥，作一般非黨員的模範。時刻要把義務與責任擺在前頭，把權利與享受放在後面，認定我們作了黨員，就是準備吃苦，準備犧牲」[4]。但是國民黨無法真正成為列寧主義的政黨。1928年後，國民黨內派系林立，黨紀鬆懈。比較大的派系就有以汪精衛、陳公博為首的改組派，以鄒魯、謝持為首的西山會議派，以胡漢民、古應芬、鄧澤如為首的胡派和以孫科為首的再造派（太子派）。在蔣介石集團內，又有政學系與CC系、黃埔系與CC系的長期爭鬥。1930—1931年，國民黨三度分裂：
一、1930年8月，北平反蔣的國民黨擴大會議與國民政府、南京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的對抗。
二、1931年5月，廣州的國民黨非常會議和國民政府、南京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的對峙。
三、1932—1936年，南京與以胡漢民為精神領袖的半獨立的西南粵、
桂等省的對立。由於黨內派系不斷衝突，使國民黨始終不能在政治上精誠團結，同舟共濟。
抗日戰爭爆發後，全民抗戰，全國各派政治力量，一切敵對集團都捐棄前嫌，重新集合在中央政府周圍。在一年多的時間裏，形成了一個真正的統一戰線。應該說，民族戰爭給國民黨政權創造了一個絕好的機遇，可以實現政治整合。蔣視軍隊如己有，將軍隊分為「中央軍」和「雜牌軍」。蔣並不善待雜牌軍，甚至派雜牌軍孤軍作戰，以達到其剷除異己之目的。如在對待桂系時，蔣的態度上表現得非常明顯：白崇禧被授予副參謀長和軍訓部長的較高職務，調離廣西；李宗仁被任命為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派往北方抗日的最前線。這樣，作為桂系核心的兩個領導人物離開了其政治基地，而且被分割開來；在抗日最前線的桂系軍隊又得不到像「嫡系」部隊一樣的給養和裝備，致使軍隊士氣低落，軍心渙散，連吃敗仗後損失慘重；1945年2月，李宗仁被免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職，「晉升」為委員長漢中行轅主任，一個形式上轄幾個戰區，而實際上不直接指揮任何部隊的有職無權的虛銜；與此同時，取消了廣西農民自衛軍，切斷了桂系補充兵力的重要管道，企圖控制桂系的政治基地。蔣氏此舉導致軍政不和，互相傾軋，如山東省主席韓復，山西省主席閰錫山都為了保存實力，對抗戰採取消極態度，(韓復更在抗戰中不戰而逃，致使山東淪陷，被蔣介石逮捕槍決，是抗戰時期惟一被判處死刑的省主席)，以致士氣消沉，又何來「統一的軍令」？那「洪荒時代所未有」的「動員」，實在乏善可陳。由於軍隊腐敗，軍餉為軍官剋扣，老百姓千方百計逃避兵役，於是軍官亂抓強拉壯丁入伍，買賣壯丁，賄放頂替；虐待新兵，不把新兵當人。[5]這種「動員」的效果確實不佳，對中國現代化起着消極作用，而黃氏竟說這種「動員」為中國現代化「鋪路」，實在令人費解。
黃仁宇還說：「蔣介石和國民黨因借着北伐與抗戰替新中國創造了一個高層機構，使中國能獨立自主。」[6]其實，蔣介石建成的「高層機構」，無非是說他成立了一個南京中央政府而已，這個「高層機構」並不能使中國獨立自主，否則蔣介石就不必拱手將外蒙古讓給蘇聯了，也不必與美國簽訂《中美商約》，使美國貨透過低關稅大量在中國傾銷，使民族資本遭受沉重打擊。胡厥文在回憶錄中說：「美國剩餘物資的傾銷，加上官僚資本的壓迫，在1946年一年，上海的民營工廠就有767倒閉。」[7]
此外，美軍在中國犯下不少暴行，國民政府也不敢認真追究。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認為，在一個由傳統政體向現代政體轉型的社會中，政治發展首先涉及到權威合理化，即「以單一的、世俗的、全國的政治權威來取代傳統的、宗教的、家庭和種族的等五花八門的政治權威」[8]按照這個標準衡量南京國民政府，這個機構並不比北洋軍閥政府更高層。在1924年以後，國民黨改組，學習蘇俄的經驗，面目煥然一新，那個時候它是一個革命黨，主要依靠意識形態。國民革命興起以後，很多北方知識分子開始認同國民黨。為什麼認同？因為國民黨代表了「五四」以後的新氣象。1927年以後，國民黨要從革命黨轉型為執政黨。然而，國民黨仍然保留了革命黨的方式，依靠三民主義教育大、中學生，強行在學校設立訓導處，推行三民主義黨義教育，而不是靠建立一套嚴密的法制來獲得社會認同。國民黨自由派知識分子和學生對國民黨堅持訓政，拖延實施憲政非常不滿。雖然三民主義黨義教育在主流教育體制有不可動搖的位置，但相信它的人並不多。國民黨始終不能掌握公共輿論的主導權。「五四」啟蒙的核心觀念，如民主、自由、科學，與國民黨的官方意識形態始終格格不入。國民黨基本上是一個喪失政治理想，紀律鬆散的政黨。國民黨各派勢力集合往往只是為利益所驅動，而非因信仰該黨的意識形態。1928年後，長期主持國民黨黨務的陳立夫，認為中國政治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三種關係是政治關係、經濟關係和同鄉同學關係。但他認為，在國民黨內發生作用的只有經濟關係和傳統的鄉誼關係。[9]陳立夫長期身處國民黨高層，深知國民黨的問題所在，他對國民黨的批評，是相當可信的。蔣介石沉痛地指出，黨員在精神上「喪失了他對本黨革命的自信心」，他認為經濟、政治、軍事之所以失敗，最基本原因，乃是自抗戰勝利之後，一般黨員，尤其是文武幹部，精神上與心理上，乃至一切行動生活上，都忘了革命，忘了主義。一言以蔽之，就是在精神上根本已解除了武裝。······物必自腐而後蟲生，因此無論在政府、社會、學校、軍隊各階層，以至舉國上下，就散佈了共匪的毒素，都要把國父所定的一切制度與革命方略，加以徹底推翻。[10]
在這種情況下，南京國民政府與北洋政府一樣缺乏中下層﹝民族資本家、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的統治基礎。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最後做了這樣的結論：「蔣介石不是大獨裁者，他缺乏做獨裁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為一個民主鬥士，縱使他有此宏願，他也無此機會。」[11]事實上，蔣並不缺乏獨裁的工具。為了鎮壓政敵和各黨派的反抗，敉平內部的離心勢力，他除了直接控制軍隊外，還指揮龐大的特務系統﹝軍統和中統﹞以刀斧、手槍、毒藥暗殺反對其專制統治的各種人物。如1933年6月18日，蔣帕特務將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執行委員兼總幹事楊杏佛刺殺於上海法租界；1934年11月12日下午，他又帕特務將報業大王史量才暗殺於滬杭路上。正由於獨裁心態，蔣不可能有做「民主鬥士」的宏願；他若有此宏願，則肯定有此機會。抗戰勝利後，在自由民主的潮流下，他仍堅持一黨專政，反對聯合政府。即使在美國的壓力下完成政協決議，他又故意破壞。蔣介石對其它政黨採取只要不同國府合作，就強行解散的策略。據唐縱日記，1946年6月5日，蔣介石在情報最高指導委員會的會議上作指示：「對民盟不必姑息，羅隆基、沈鈞儒、章伯鈞，應施打擊。」。[12]如果說在大陸時期，蔣介石面對日本、中共和各地軍閥的挑戰，沒有時間和條件實施民主政治的話，那麼蔣氏撤退到台灣後，他還執政了二十六年，有足夠的時間與環境，逐步推行民主，還政於民，但他卻一再違憲連任，厲行黨禁，使反對黨胎死腹中。本來國民政府於1946年公佈的憲法規定，總統只能連任一次，但是1960年，蔣介石利用他的權力與影響，當上第三任連任總統，使台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大受刺激，激發《自由中國》的主持人雷震出面籌建公開的反對黨。對此，胡適深表同情，讚許他爭取自由的勇氣。胡曾經幾次說過，將來應為雷震立銅像，但臨到反對黨即將成立之際，蔣介石下令逮捕雷震，以「通共」的罪名將他判刑十年。當時胡適對蔣介石的獨裁行徑感到十分失望。1961年11月15日，胡適要求見蔣介石，匯報中美學術合作會議的情況。這次會見是由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安排的，當時的氣氛相當緊張。首先，蔣介石安排的時間是上午十一點半，也就是午飯前的半小時，說明根本沒有懇談的誠意；其次，蔣介石以前都是單獨接見胡適，這次會見時一左一右站着兩位便衣，殺氣騰騰。蔣介石搶先談到了雷震問題。他說：「我對言論自由，已經放得很寬，但雷震背後有共產黨的間諜，政府不能不辦他。這一兩年來，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震，不相信我們的政府。」胡適說：「今天總統說這話太重了，我當不起，我受不了。1949年4月，我對美國記者說，我願用我道義力量來支持蔣介石先生的政府。十一年前的這句話，我至今沒有改變，也許我的道義不值一文。總統沒有出過國，副總統也沒有出過國，警備司令部的發言人也沒有出過國，他們不會深知雷震案在國外產生的不良影響。」這次談話大約進行了五十分鐘，可以說是不歡而散：這次見面之後，胡適藉助蔣介石在台灣推行民主的幻想徹底破滅。[13]由此可見，蔣介石從始至終均未盡其所能使中國走上民主憲政的道路，也未能建成「高層機構」，使中國能夠獨立自主，不受外國控制。
由此可見，蔣介石從始至終均未盡其所能，使中國走上民主憲政的道路，也未能建成「高層機構」，使中國能夠獨立自主，不受外國控制。本書雖命名為《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但作者從「大歷史」的角度，卻不能如實地呈現歷史的本來面目。
[1]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6年11月14日、1958年2月24日、1958年3月31日；「上星期反省錄」、1958年6月29日、「雜錄」(1958年5月8日記)、1959年1月24日，「上星期反省錄」。
[2]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頁4。
[3]蔣介石：〈如何紀念國父誕辰——檢討失敗的事實，反省革命的責任〉，載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5年)，頁258—261。
[4]蔣介石：〈對中央政治學校師生之懇切期望〉，載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演講卷20，頁188。
[5]王彥民：《蔣介石與國民黨腐敗》（合淝：安徽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130-151。
[6]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頁6。
[7]胡厥民：《胡厥民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4年），頁97。
[8](美)塞繆爾·亨廷頓：《變化社會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聯書店，1996年)，頁12、32。
[9]劉恭：《我所知道的「中統」》，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36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0年)，頁68—69。
[10]蔣介石：〈為誰而戰為何而戰──說明國民革命軍的成敗與軍隊黨部存廢的關係〉，收入秦孝儀
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4演講，頁97。
[11]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頁427。
[12]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北京：群眾出版社，1992），頁622。
[13]陳漱渝、宋娜：《胡適與蔣介石》（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1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