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兩個粟異邦，他們的名字完全一樣。一個粟異邦是我在長沙一中的同學，他是我們學校有名的怪人。由於我與他一樣是喜歡異端邪說的人，所以我一直對他十分關切。有天我在寢室的走廊上碰到他，他正長跑完去洗澡。我問他為什麼天天花那麼多時間鍛煉身體，他回答說「我們這代人至少會有十年的大難，我這是早作準備。」我寫《中國向何處去》（1968.1.8）前的兩個月，他寫了一張「打倒林彪」的大字報。
這張大字報直接點名攻擊林彪、江青、陳伯達。自然，他很快被關到了左家塘。我進左家塘時，他正好被判十年徒刑離開了左家塘，他的罪名是惡毒攻擊林副主席，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
我一直不能忘記他那瘦削高挑的身影。他總是在想問題，在學校時，常有同學圍着他與他辯論。他回答別人問題時總是使人覺得高深莫測。有次一群學生圍住他，他們知道他對江青持批判的態度，故意問他：「江青是什麼人？」他會說：「呂太后！」知道呂太后的人馬上會叫「不准攻擊江青同志！」他馬上又會說：「江青是毛主席的愛人。」
十年後，我又碰到了這個在我印象中十分機智、很有思想的同學。那時我已從勞改隊回到長沙（十年徒刑滿）。他母親帶着他來看我。那時的粟異邦已變得眼神呆滯，說話牛頭不對馬嘴。他媽媽說：「這孩子在勞改隊被幹部打壞了神經系統。」粟異邦在旁插話道：「幹部對我真好，看我傷了，不再要我出工。」他說話時，眼睛直朝上翻。他媽媽難過地看他一眼，告訴我，「他現在沒有正式工作，在城建局做臨時工，種樹植草。他的罪名現在已不成立了，但一個好端端的人完全給毀掉了。」她忍不住取出手絹，擦着紅了的眼角。
我看着這個已失去魂的粟異邦，不但想起十年前那個聰明敏感的粟異邦，另一個血肉模糊的粟異邦也浮現在我眼前。
那個粟異邦是我在九號的鄰居。他住在八號。我剛進九號時，他就敲牆壁叫楊曦光。我靠到前窗去接他的「電話」。「楊曦光，你好！我叫粟異邦，久聞你的大名，對你的文章《中國向何處去？》非常景仰！」「謝謝你！」我一點都不了解他，只好客氣地謝謝他的誇獎。
我們號子裏有個粟異邦的同案犯，我和粟異邦「通電話」時，他站在我身後。那天晚上他和我談起粟異邦的案子。粟異邦的父親是國民黨時代的高官，一九四九年鎮反運動中被共產黨殺害。聽到粟異邦的身世，我想起一九五四年時我家曾住過的一所前國民黨官員的公館。那個公館前院後院佔地共約兩三百平方米。進大門有個花園，前廳是個很大的舞廳式的房間，燈都是藏在天花板下牆上的暗道中。我後來從來沒見過共產黨新修的高幹樓房有那麼奢華的。我可以想像粟異邦幼年時代是生活在一個多麼優裕的環境中。
粟異邦自然沒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他初中畢業的五十年代雖然入學不大看階級成分，但是屬於四類人的子女是不能進大學的。這四類人是被共產黨殺掉的，被共產黨關押的，被共產黨管制的，及逃亡海外的國民黨人士，簡稱「殺、關、管、逃」。所以粟異邦念完初中就進工廠當了學徒工。他人很聰明，一年多就掌握了他應該在三年內掌握的車工技術。但按當時的制度，所有學徒工三年以後才出師。一九五七年共產黨號召「大鳴大放」，他提了一條意見，認為學徒期限應該靈活規定，只要達到了出師的條件，應該允許不到三年就出師。反右派運動中，他這條意見成了對社會主義制度不滿的罪名，他被打成壞分子，送農場勞動教養。他到農場後不久就來了三年苦日子(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整個中國饑民遍野。粟異邦和他在勞教農場的幾位朋友經常在一起秘密集會，成立了一個小組織，叫「民主黨」。這個組織在文化革命前夕被共產黨破獲，粟異邦和他的三個朋友進了左家塘。
我還沒有完全聽完粟異邦的故事，「民主黨」一案就被判決了。一天夜深人靜的時候，突然左家塘的牢門鎖大響，我們都扒在窗前觀看動靜。七八名公安局軍管會的軍人和荷槍的士兵打開了八號的號子門，一個軍官兇狠地大聲喊道「粟異邦！」整個左家塘那時靜得掉根針在地上都聽得到，所有號子前窗上都趴滿了人。粟異邦被軍人帶到兩排號子之間靠西邊的一間辦公室里。一個穿軍官服的人拿出一迭文件放在桌上，他從中取出一件，大聲向粟異邦道：「反革命分子粟異邦，我今天代表長沙市公檢法軍管會宣佈對你的判決。」我們不是離辦公室最近的號子，但也大致能聽清判決書的聲音。
「反革命組織首犯粟異邦，其父被我人民政府鎮壓，本人一九五七年因攻擊社會主義制度被勞動教養。粟異邦對我黨和人民刻骨仇恨，在勞教期間，組織反革命組織『民主黨』，自任首領，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公安六條，對反革命組織首犯粟異邦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稍停，他厲聲道：「粟異邦，你還有什麼要說的？」
粟異邦的回答使所有人都大吃一驚。「我反共產黨，卻不反人民，反共產黨是為了人民，人民反對你們！」
「閉住你的狗嘴，上死鐐！」辦公室傳來叮叮噹噹的鐵鐐聲。接着是錘子釘鉚釘的聲音，聲音是如此清脆，深重，劃破寂靜的夜空，驚心動魄。
粟異邦從辦公室出來時步履艱難，手上戴着銬子，腳上戴着沉重的死鐐，我們看不清他的臉色，但剛才他那鎮靜的聲音使我可以想像出他的臉色。羅鋼在我耳邊輕聲說：「這該死的腳鐐，不到執行死刑上死綁時不會取掉。」我沒想到這死鐐套在粟異邦的腳上竟有一年多。
我在九號還聽到過兩次類似的死刑判決，被判處死刑的都是反革命組織首犯。似乎只有死刑判決才在監房內宣判，其它判決都是在監房外的預審室宣佈。這些宣判中，粟異邦的表現是非常特別的。另外那兩個中，一個一直在大叫大嚷否認有個反革命組織，另一個則否認自己是另一個地下政治組織的頭頭。粟異邦是我碰到的第一位在死刑判決面前不作自我辯護，反而進行攻擊的人。
粟異邦離開八號的前一天夜裏，又給我打了次「電話」。他的語調沒有一點悲傷。「楊曦光，再見了！你要多多保重！」他沒有被馬上處死，而是被轉到省公安廳模範監獄去了。肖福祥猜測，共產黨大概要把死刑犯集中在某次政治運動中處死，以便「殺雞給猴子看」。
有天我坐在前窗，忽然注意到對面號子裏有人站在上鋪的窗子邊向我這邊打「長途電話」。他在空中慢慢劃着字，我留意看，他寫的是「小—凱—我—是—學—孟」。學孟是我的堂兄，小凱是我的乳名，他是在給我打「電話」！我們就開始用「長途電話」交談起來。他告訴我他已被判十五年徒刑，罪名是組織「大同黨」。不久登有對他的判決的佈告就分發到九號來了。那張佈告上共有一二十個判決，他的判詞是「楊犯學孟，一九六一年趁自然災害造成的經濟困難，為首組織反革命集團『大同黨』，企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我專政機關破獲······」後來據學孟自己告訴我，沒有判死刑的原因是，這個大同黨一九六三年經濟局勢好轉後就散了，也沒有任何活動，直到文化革命時才被人查出來。
學孟的父親是位中學數學教師。我這位叔叔有七個兒女，學孟是長子，在銀行做事。學孟和我的祖父是個地主，且在鄉下開辦學堂。他受過嚴格的儒家教育，清末的興洋學運動中，他也進過洋學堂。我們的父輩從小也受過儒學教育，記得我來上小學時，父親就請姑爹在家裏教我讀《論語》。這種儒家教育傳統肯定對學孟有很深的影響，這大概是他的組織叫「大同黨」的原因。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學孟是非常老實厚道的人，想不到他也有組織政黨的心。
一年多以後我快被判刑時，粟異邦又被轉回左家塘看守所，住在與九號斜對面的一個號子裏。一天，刺耳的腳鐐聲使所有窗口的人犯都朝粟異邦的號子看去。那是個暖和的冬日，一個左家塘放風的日子。隨着腳鐐的響聲，一個看去象十四五歲孩子的瘦小個從號子裏走出來。「粟異邦！」羅鋼小聲道。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這個人比我一年前看到的粟異邦矮小得多，臉象掉了一圈肉，與我知道的粟異邦很少有共同之處。要不是我早知道粟異邦在那個號子裏，我絕對不會相信羅鋼的判斷。他的棉衣露出棉花，好象破了一樣。待我仔細看後，才發覺棉衣已被剪成幾塊，用繩子系在身上。大概是因為手腳被銬着，棉衣不能直接穿上或脫下。他目光炯炯有神，面色蒼白帶暗黑色。象其他犯人一樣，他在院子裏來回走動了一會兒，由於戴着腳鐐，他走得比別人慢得多。我發覺他的嘴在神經質似地動，他在說話，儘管我們聽不見他在說什麼。但他周圍的人應該聽得見。沒有人理會他的演說。從他的視線中，我覺得他有點不同常人，他的目光沒有固定的目的，思想似乎完全集中在他的言語中。但他看去絕對沒有神經失常，他的目光並不呆滯，他的表情並不麻目。但他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
我突然想起了赫魯曉夫批斯大林時傳到中國來的一個詞：「被迫害狂」。粟異邦並沒有神經病，但也明顯地不同於正常人，這大概就是所謂「被迫害狂」的狀態。我文化革命前聽到過很多共產黨關於「舊社會把人變成鬼」的宣傳，電影「白毛女」大概是個典型的例子。但我卻親眼看見共產黨把粟異邦這樣高貴的人變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精靈，與白毛女的故事比起來，粟異邦的故事不知要令人心寒多少倍。
徐絡腮站在一邊監視着放風的犯人，有人在做操，有人在散步，有人在扯野草。不到放風完，徐絡腮就走到粟異邦身邊，惡狠狠地把他提前趕進了號子。粟異邦慢慢拖着腳鐐回到號子的背影是我看到的他的最後的形象。
我被判刑後，被轉到了集中去勞改隊的犯人的二十三號。在那裏我碰到了與我同一個案子判刑的宋少文，他是從粟異邦那個號子轉來的。我向他問起粟異邦的情況，「這真是人間奇蹟！」一提起粟異邦，他就忍不住驚嘆。「他現在已經瘦得和一個十幾歲小孩一樣重了。所有人都嫌飯少了，他卻每天把自己的飯分一半給別人。他吃得這麼少，卻精神十足，每天要演說幾個小時，不停地罵共產黨。大家都知道他是要死的人了，瘦得誰都能輕易把他舉起來，沒有人打斷他的話，任他攻擊。」「他攻擊些什麼呀？」我輕輕問。「說現在是法西斯暴政。聽到廣播裏講中蘇邊境衝突，就大罵共產黨又在煽動戰爭歇斯底里。報上講什麼，他攻擊什麼。」他滿臉不願細說的樣子，我也不好再問。他看我不再問，連忙補一句：「真是不可思議，他一定是精靈變的。」
我離開左家塘前不久，粟異邦就被執行了死刑，但他臨死前的一些細節我是到建新農場後從一個當時在場姓杜的犯人那裏才知道的。「那天真是牛上馬籠——亂了套，」他語氣里和眼睛裏還有一絲恐怖，「粟異邦的舉動令所有人感到意外。他那天還不等宣判完畢，就在東風廣場十幾萬人面前突然大呼『打倒共產黨！』『打倒毛澤東！』。我們對發生的事還沒有完全反應過來，只見『糧子』們都朝他跑去。我在他的身邊，漸漸看清了那場景。他被上了死綁，頭很難抬起來，但是他卻拼命昂起頭來呼喊。這時幾個『糧子』用槍托打他的頭，他的聲音還沒有停止，有個『糧子』用槍刺朝他口裏扎，頓時鮮血直噴，但他還在奮力掙扎。這時另一枝槍刺插入他的嘴中，金屬在牙齒和肉中直絞的聲音使我全身發麻，還不到宣判大會結束，他已死在血泊中。」
我覺得那天的天氣特別慘黃，全身被這故事刺激得起了雞皮疙瘩。「這成了那天長沙市民中的新聞，參加東風廣場宣判大會的十幾萬人都知道有人喊反動口號被當兵的當場刺死。」小杜神色悲傷地結束了他的講述。
一九七四年四月間，我正和其他犯人在建新農場三大隊的一塊旱地上勞動，天突然下起雨來。我和小杜跑到附近的一個雞場的屋檐下躲雨。雞棚里，一位老頭子犯人正在給雞餵食。小杜問我：「你知道這老頭是什麼人嗎？」我搖搖頭。「他是個『戴反它』的傢伙」。「戴反它」是犯人中對共產黨派到犯人中的特務的稱呼。「粟異邦就是死在他的手上。」我大吃一驚，忙問究竟是怎麼回事。
小杜小聲說：「在勞教農場時，幹部發現粟異邦與其他幾個政治犯關係密切，就有意把他們安排到同一個小組，並讓這個老傢伙與他們一個組。這老傢伙私下裏表現得比粟異邦更『反動』，積極參與粟異邦及他的同志們的交談，大家都把他當成『內河子』，鬼才曉得他是公安局派來專門『戴反它』的。他也是勞改犯，但幹部向他保證，如果他協助破獲了這個反革命組織，至少會被提前兩年釋放。」我可以想像以後的故事，公安局通過這個所謂特情（特別情報）人員，把粟異邦的秘密民主黨的情況完全掌握了。但我還有些事不理解，「為什麼這個老傢伙現在還在勞改呢？」
小杜笑道：「惡有惡報！他向幹部匯報粟異邦等人的政治觀點時講得既具體又詳細，加上他本來就是因為有類似的政治觀點坐的牢，使幹部懷疑他心底里完全贊同粟異邦的觀點，黃泥巴掉在褲襠里——不是屎也是屎！粟異邦的組織被破獲後，這個組織的人都一口咬定這個老傢伙是真正參加了他們的民主黨。幹部不但沒有給他獎勵，反而給他加了五年徒刑。其實當初幹部正是要他不擇手段地騙取粟異邦的信任，但是再沒有人提起當初幹部的空頭支票。本來也是的，三年苦日子，餓死那麼多人，誰都會同意粟異邦的觀點，這個老傢伙心裏可能也是真的同意粟異邦的觀點，而幹部也是啞巴吃黃連，知道這些政治犯沒有一個不恨共產黨的。」小杜口氣中又有了一點對那老傢伙的同情。
到今天，我並不真正了解粟異邦的政治觀點，我並不知道他的民主黨的政治主張和意識形態，但他那血肉模糊的身影卻給我留下了比對第一個粟異邦更深的印象，特別是他與我「打電話」時誠懇鎮靜的聲音與他臨死前那令人難以置信的舉動形成如此強烈的對照。可悲的是，世人可能永遠也不知道他的民主黨的政治綱領和意識形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