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中國招聘會
如果要開一個世界青年大會，讓他們談目前的困惑，一定會令人沮喪地發現，無論來自歐美發達國家的青年，還是來自亞非拉美等發展中國家的青年；無論他們信奉什麼宗教或意識形態，現在都被失業問題所困擾。前年，《經濟學人》根據幾組數據測算，全球在15-24歲的年輕人中，大約有3億沒有工作也沒在上學，約佔同齡人口的四分之一。
美國與中國是世界上僅有的GDP總量超十萬億的兩個國家，一個是資本主義強國，一個是新興經濟體的No.1，但在全球化時代，兩國青年的失業困境卻極其相似。
中國GDP總量居第二，青年就業卻艱難
中國青年一代中的精英，不少聚集在北上廣等大城市。這些年有不少反映他們生存狀態的報告文學、電影問世，「蟻族」成為他們很不喜歡的標籤。並非他們樂意留在這些城市掙扎求存，而是在中國的數百座城市中，幾乎只有一線大城市才有較多的就業機會，二線城市的人就需要拼爹、拼家族關係了。三線城市與小城鎮的生活狀態，只能用「無所事事」與「絕望」兩個詞來形容。賈樟柯的電影《天註定》裏那對重慶沙坪垻與湖北宜昌的白描，就是當代中小城鎮青年的生活狀態。于建嶸貼切地將中國那些大學、研究生畢業後依然失業的青年稱為「底層知識青年」。
在機會最多的北京工作與奮鬥，幾乎是中國青年一代的最高理想。今年9月共青團北京市委編著出版《中國式奮鬥》一書，描繪了北京青年一代的生活狀態。這本書的出版源於2013年10月北京團市委啟動的「北京青年1%抽樣調查」。該調查歷時一年半，共回收了10.8萬份問卷，調查了22類青年群體，對六千多人進行了深度訪談。根據此次調查問卷的結果，北京青年分成了五個區別明顯的圈層。出生於北京的「原住型」戶籍青年（佔比31.5%），「遷入型」戶籍青年（佔比14.5%，有好的教育背景，在體制內單位工作）。「門檻型」流動青年，多為在京居住八年以上，收入水平在整體青年平均收入水平線以上的青年群體，佔比約7.1%，其中相當部分供職於新聞出版、媒體娛樂、非公科技企業、創業型企業等體制轉軌型單位或其自身是自由職業者。「普通型」流動青年為收入水平在平均線以下的青年，佔比33.3%。「流動人口二代」，出生在北京或小時跟隨父母到北京，佔比6.9%，是「已經北京化」，但又無法成為「完整北京人」的群體。
從全國各地進入北上廣的青年當中，只有少數精英能進入體制內工作，大多數人只能在京漂流，其中少部分能力極強的精英青年，能在新聞出版、媒體娛樂、非公科技企業、創業型企業中謀職並獲得較好待遇。但這類職位只有北上廣才能提供，尤其是兼具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因其資源集中，最具優勢。離開北上廣這些機會之地，他們將無用武之地。更多的青年只能苦苦掙扎於北上廣社會的底層，在「蟻族」中淹留。這些人有段時期曾因生活艱難而逃離北上廣，但最終因家鄉所在的二三線城市沒有機會，又回流大城市，繼續漂流。
所有發展中國家的首都與大城市，幾乎都是該國青年的尋夢之地，只是這夢越來越現實，最後僅與就業有關。中國的海歸學成回國，不少人也只能低薪就業，幾乎就是當代中國青年陷入無夢時代的縮影。
美國青年為何也喜歡大城市？
《中國式奮鬥》的編輯也許以為上述辛苦奮鬥僅僅只發生在中國，也不屑於將中國青年的處境與印度、巴西、委內瑞拉等國的青年相比。他們大概也知道歐盟國家青年失業率高（2016年4月歐元區19國青年失業率為21.1%），但有失業救濟，不像中國青年一樣得成為啃老族。但他們可能不知道的是，美國青年尤其是80後、90後的處境也不太好，現在也「喜歡」留在大城市。
據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和《華爾街日報》的統計，從2004-2007年，每年差不多會有50000個年紀在25-34的年輕人搬離紐約、洛杉磯這樣的大城市。2008年經濟大蕭條的到來，減緩了這一趨勢。從2010年到2013年期間，只有約2.3萬人離開了紐約，約1.2萬人離開了洛杉磯，離開大城市的青年人比例下降了80%，芝加哥也同比下降60%。現在，美國每7個年輕人中就有1個人在這三個大城市生活。
布魯金斯學會的人口統計學家William Frey認為，這些年輕人是被困在大城市裏了。被困的因素錯綜複雜，但主要是經濟壓力：據統計，自2000開始，年齡在18到34歲左右的在美工作的人收入下降了近10%。與別處相比，大城市工作機會相對多一些，薪資高點的工作也會多一些。很多年輕人在經濟大蕭條期間來到這些生活成本高昂的大城市工作，一直在努力掙扎求存，希望找到生活支點。他們無法離開，是因為別處沒有相應的工作機會。
其他統計資料也佐證了布魯金斯學會報告的結論。201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在《金融時報》發表《美國夢已成神話》，認為美國不平等程度正處於近一個世紀以來的最高點，年輕人依賴父母收入的程度超過任何發達工業國家。美國不再是人們心中的「機會之地」。美國勞工部統計，1955年至今美國青年失業率平均水平為12.32%，金融危機發生後，2010年4月最高達到19.5%，2015年4月已降至11.6%，比最高點時下降7.9個百分點。
來自中低階層的年青人的社會上升途徑也在慢慢變窄。《紐約時報》今年7月5日曾發表一篇《為什麼說實習機會的不平等，令社會付出代價》，特別提到當一些學生為了支付賬單而在餐飲業打暑期工的時候，另外一些學生卻可以接受高知名度的機構提供的無薪工作，為自己鋪就一條回報更為可觀的職業道路。後一類青年多是藉助父母親的社會關係獲得這種實習機會。作者說，「人脈因素——父母等人在幫助年輕人獲得實習機會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會讓所處成長環境中位高權重者偏少的那些學生處於劣勢。」
青年失業現象嚴重成為社會動盪因素
各國因制度不同，青年人對造成自身處境的社會原因也有不同看法，因而採取的行動不一樣。
中國學者于建嶸將大學畢業後找不到工作的青年人稱之為「底層知識青年」，認為他們缺少出路，與改革開放形成的排斥性體制（我稱之為「身份型社會」）有關，「官二代」和「富二代」在破壞着社會基本的公平和公正規則。這種破壞正在動搖「底層知識青年」心中的公平正義理念，引起對立情緒，底層知識青年將成為中國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于建嶸沒說出來的事實是：許多底層知識青年認為只有結束中共一黨專制的社會主義體制，才能解決這些問題。
中東北非四國在2011年以前，失業率高達25-30%左右。在無出路感的煎熬之下，他們發動了茉莉花革命。這場革命的結果並不理想，即使是號稱和平轉型典範的突尼斯，失業現象依然非常嚴重。
歐洲早就實現了高福利的民主社會主義。歐洲青年當中有不少是穆斯林移民後裔，雖然享有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生活無虞，但對他們生存的社會之現狀嚴重不滿。近年來，這些青年當中有不少投奔ISIS，成了聖戰士（其中包括少數白人青年）。這讓人想起1968年那段西方青年反叛的年代，巴黎「紅五月」運動的主體不少是狂熱的毛粉，運動口號與理論雖然極其壯麗，但背後的因素卻是經濟原因。戰後出現嬰兒潮，法國高等教育在1950年代與1960年代不斷擴充學額與教席，導致學位貶值，新增的教席亦大多以合約工形式出現，待遇低人一等。由於這些新學額與新教席大都集中在各新興社會科學學科，大學畢業生與年輕教授無產階級化的趨勢，也在這些學科最突出。
美國青年將處境的變糟糕歸咎於制度。《外交政策》2016年7月號上登了一篇《美國的年輕人為什麼不再相信「資本主義」》（Why Young Americans Are Giving Up on Capitalism），引述了今年4月哈佛大學的一項民意調查結果，稱美國青年對資本主義的支持率跌到了歷史新低。在18-29歲這個年齡段的受訪者中，51%的人對資本主義表示了強烈抗拒，只有42%的人支持資本主義，33%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支持社會主義。哈佛大學的這項調查與2012年美國皮尤研究所進行的一項調查結果不謀而合。在2012年皮尤研究所的調查中，有46%的18-29歲青年人表示支持資本主義，而47%的受訪者對資本主義態度負面。也因此，提倡社會主義的桑德斯在2016大選中，成了青年大學生的偶像。
上述情形，被歸因於全球化失敗。英國這次走在反思的前列，這些反思作品包括BBC新出的政論片The Love of Money，該片反思了柏林圍牆倒塌以來的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及全球化，以及2008年金融危機為何出現。《金融時報》數位專欄作家們對全球化從各個角度進行反思，其中左派色彩最強烈的文章是剛發表的《如何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
反思剛開始，是否朝着正確的方向，決定人類社會今後的路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