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源大罷工、五卅運動、南昌起義，一件件氣壯山河的、廣為人知的重大歷史事件背後，有一位鮮為人知的策劃者、組織者或參與的領導者，他就是李立三。毛澤東視為「半個朋友」的李立三、周恩來的老同學李立三。文革期間被迫害「自殺」。但李立三「自殺」始終是一個懸案，成為「文革」亂世的一道不解之謎。1980年3月，中共中央決定給李立三補開追悼會。中央組織部讓李立三的家屬子女看了李立三死亡時的醫院「驗屍報告單」，上面記載：身高1.63米，與李立三的實際身高1.78米相差15厘米。
李立三與夫人李莎（圖源：浙江圖書館）
「文革」中的奇特現象：都找李立三「要材料」
「文革」興起不久，中央正在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李立三是八屆中央委員，但是沒有讓他參加會議（後來得知，在應出席會議的141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有26人被「決定」不讓參加會議，李立三就是這26人中之一）。
客觀地說，運動初期李立三雖然靠邊站了，還沒受到太大的「衝擊」，因為在一些人看來，他畢竟只是只「死老虎」，暫時還顧不上他。那段時間，李立三每天披着個軍大衣去看大字報，或是學習和批判《海瑞罷官》、批判所謂「三家村」等，這時他還發議論說，「舊社會不能沒有清官和貪官之別」，「清官總比貪官好吧？」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開始後，他作為陪鬥者參加了幾次批鬥會，也曾經去一位老同志家裏躲了幾天風，但他還是可以自由活動的。一次他被通知參加批鬥陶鑄的大會，他聽到那些造反派們的胡言亂語，看到對陶鑄進行無情折磨時，他憤然離開了會場。他還公然對一些造反派說：「陳毅是好同志，你們打不倒﹗」這時期，他見到一些熟人，還互相關照要經得起「考驗」；對於很要好的同志，他還偷偷地議論說，這個「文化大革命」有點像蘇聯的1938年肅反運動，他說他自己準備上萬人大會，但無論怎樣也要堅持實事求是，不能說假話牽連別人，活下去看吧。這年的10月份，他還按照華北局機關造反派的「勒令」，向機關群眾大會再次做「系統檢查」，誠懇交代和批判自己來華北局前後的所有「嚴重錯誤」。
到了1967年「一月風暴」，「揪鬥頭號走資派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開始後，形勢就發生了急劇變化。
1月23日，「揪叛徒全國造反聯絡站」的兩個專案人員找到了李立三，對他說：「你工作時間很長，據說劉少奇在上海、東北、武漢、廣州你都與他在一起工作過。請你談談劉少奇的情況。劉少奇是中國的赫魯曉夫，他現在的罪行要清算，他的歷史問題也要清算。」
兩人態度和氣，意思是：好好揭發劉少奇的「罪行」，對你會「將功補過」。
李立三同這兩人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作為他秘書的我有幸成為這次談話的記錄者，而這份紀錄也有幸被保存下來了，成為研究李立三在最後一次的考驗面前，始終如一地堅持黨性原則的有力見證。
李立三詳細地講了安源時期、五卅運動時期、武漢政府時期三個歷史階段的真實歷史。他說，安源時期，「1922年9月，快要罷工時，主席派劉少奇來安源」，「罷工期間劉少奇初到，認識人少，我認識人多。工人們把我保護起來，由劉少奇出面。《燎原》電影，就是反映這個事。電影中的雷喚覺，是把我與劉少奇寫成一個人。」又說：「二七罷工後，主席的思想是挽弓待發之勢。」這時我從安源被調走，劉少奇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領導那裏工人「只提出一些要求，威脅礦上，但沒有罷工」，因此，「安源沒有受到鎮壓」。劉少奇是正確的。他得出結論說：「這段時間（半年）中，我和劉少奇在一起工作，這一段沒有看出他有什麼問題。」
李立三接着講了五卅運動時期。他說，五卅運動中我是上海總工會委員長，劉少奇調來擔任總務部長（類似秘書長性質）。由我出頭露面。當時工商聯合會，我代表工人去的。工會具體工作，劉少奇做得多，我做得少。「這段期間與劉少奇相處三個月，也看不到他有什麼問題。」
「第三次是武漢時期，1926年到1927年，全國總工會，我是負責人，他是第二把手。」在收回英租界的鬥爭中，「劉少奇是支持群眾的。這段時間也沒看出他有什麼問題。」
他指出，他在7月下旬離開了武漢去搞南昌起義，這以後就再沒有和劉少奇一起工作。總之，「這三個階段沒有看出有什麼大問題。」
無論從當時正在轟轟烈烈開展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這個特定的歷史條件，還是從李立三、劉少奇當時的特殊處境來看，李立三面對極端險惡的形勢，勇敢而公正地為已經成為「全國共誅之，全黨共討之」的所謂「叛徒、內奸、工賊」的劉少奇如此「作證」，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從那以後，還有各種各樣的「人物」來找李立三，找他「要活材料」，讓他「立新功」，貢獻出劉少奇的「叛徒」材料或者別的一些老幹部的什麼「罪行」。因為他們都知道李立三在黨的歷史上是黨中央的重要負責幹部，掌握許多老幹部的情況。然而，李立三就是不買賬。
迫害升級了
由於李立三這種「不識趣」的態度，終於觸怒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給他招來了「殺身之禍」。於是，從各個角落裏伸出了一雙雙看不見的手，開始指向李立三，對他的迫害也隨之開始升級。
首先是康生，他對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說：「你們不要以為李立三是『死老虎』，死老虎也有虎威。你們要在他身上放一把火，徹底地燒一燒。」於此，中央文革小組一些人先後開始製造各種政治謠言，點名揪李立三。
接着是林彪的夫人葉群跳出來，編造出離奇的謊言，說李立三曾經反對，並且企圖謀害過林彪。
1967年5月20日，在提前出版的《紅旗》雜誌第7期上，刊登了一篇署名黃錫章的文章：「反動電影《燎原》與中國的赫魯曉夫」。
文章一開頭就氣勢洶洶給這部影片「定性」說：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了達到他們篡黨、篡國的罪惡目的，也把他們的魔爪伸進了意識形態方面，伸進了文藝領域。他們不顧毛主席的警告，夥同周揚、夏衍、陳荒煤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八屆十中全會後不久，就拋出了反動電影《燎原》，這部影片就是他們搞反革命復辟的一個罪證。
文章接着就「點」到了李立三的大名：電影一出籠，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群起為之喝彩。老機會主義者李立三連續發表文章，公開聲明，『雷煥覺』就是某某人。這個某某人，從來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一個十足的老機會主義者，修正主義者……
眾所周知，「文革」時期的《紅旗》雜誌非同小可，一旦被它點了名，被公開宣佈為什麼什麼分子，就等於在政治上宣判了其人的「死刑」。這是一個明顯的信號，說明中央文革就要拿李立三「開刀」了！
更為荒唐的是，這篇文章為了貶斥劉少奇、李立三，竟然不顧歷史，公開篡改已經流行了40多年的安源工人自發創作的民間歌謠。
造足了上述這些輿論還不算，再接着，是關鋒、戚本禹這些「文革」新貴們，不惜親自出馬，破天荒地「接見」了華北局機關名為「紅色造反團」的一批造反派頭頭，直接「指示」他們要「聯合起來」跟李立三「鬥」。
1967年6月5日，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下，成立了一個由各地58個「造反組織」參加的「批鬥李立三反革命集團聯絡站」。聯絡站發表公告稱：「竊取華北局書記處書記職務的李立三，是一個老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托洛茨基分子、裏通外國分子。四十年來，他一貫地、猖狂地反對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積極為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的篡黨、篡政、篡軍活動效勞。他勾結一小撮牛鬼蛇神，進行一系列裏通外國的反革命罪惡勾當，企圖顛覆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
根據這些無中生有的「罪狀」，一個個揪鬥李立三的浪潮鋪天蓋地接踵而來。僅在一個月內，就有名目繁多的各種造反組織召開批鬥李立三的大型批鬥會達14次之多。「文革」中創造發明的對待「叛徒、特務、走資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的種種手段，都在他身上使用過。每次批鬥會後總有三、五批人到李立三家裏，連續不斷地審問和威逼李立三交代「罪行」。已經68歲、且患有高血壓症的李立三，在這種慘無人道的折磨下，精神和肉體都受到了極大的損傷。他頭暈，頭痛，手腳麻木，站立不穩，已經到了難以忍受的地步。他先後5次給黨中央寫信，除了對他的所謂罪名進行辯誣之外，還請求允許他請假去醫院治療休息幾天，待體力稍有恢復，再回來接受群眾批鬥。但這些信都如石沉大海，得不到任何答覆……
患難夫妻的生死訣別
1967年6月19日晚，又被批鬥了一天的李立三在家裏稍稍喘了口氣，顧不得渾身上下骨頭像散了架似的疲憊，哆哆嗦嗦提起筆來，寫信向毛澤東報告。
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
我成為華北局文化革命運動被批鬥的主要對象，已經快一年了，其中雖然有起有落，但最近兩個月，華北局各組織（共四個組織）已經召開了14次鬥爭我的會，加我以許多罪名——莫須有的罪名。我的精神和身體所受的折磨，已經非常厲害，特別是頭痛頭暈，難於忍受，幾次寫信請求讓我治療或休息幾天（在家裏，每天來訪的人總有三四批），都未得到允許。
最近六月五日，忽然成立了「揪鬥李立三反革命集團聯絡站」，參加聯絡站的革命造反組織有58個之多。在聯絡站成立的公告上說：「竊據華北局書記處職務的李立三，是一個老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托洛茨基分子，裏通外國分子，四十多年來，他一貫地、猖狂地反對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積極為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的篡黨、篡政、篡軍活動忠實效力，他勾結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牛鬼蛇神，進行一系列裏通外國的反革命罪惡勾當……」
主席！上述這些加給我的罪狀都是捕風捉影、無中生有捏造出來的，如果有一條是符合事實的話，那麼，我不僅應當受到群眾的批判鬥爭，而且應當受到黨紀國法的處分……有人說，這是中央文革批准，我開始是不相信的，現在想如果沒有中央文革的批准，怎麼能成立這麼大的聯絡站？如果中央文革中真有人看了這個公告而批准了的話，這真是抹煞歷史，歪曲事實，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給一個忠實的共產黨員加以莫須有的滔天罪行，這真是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
主席！我在歷史上犯過立三路線錯誤，使黨的事業受到很大損失，這是在任何時候都應受到群眾批評的。但我在犯了立三路線錯誤以後，在莫斯科時期，雖然處在非常困難的環境中，還是不止一次地不顧個人的利害，以至生命危險，堅決維護黨的利益。如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時，王明搞篡奪黨領導的陰謀，我是堅決反對而且及時揭發了的（康生同志知道）。又如1938年至1939年在莫斯科坐牢時，我對共產國際幹部部長誣衊我們黨的事件進行頑強的鬥爭（恩來同志知道）。
我從1946年回國以後的二十一年中又犯了幾次嚴重的錯誤（如梅河口會議的發言，全國總工會的錯誤，1962年參加河北省委的發言等等），但的確只是由於對主席思想學習不夠，領會不深而犯的錯誤，而絕不是什麼有意乾的反黨罪行。在華北局工作十幾年來（註：這是指包括從1955年中央書記處第三辦公室以後的十幾年），雖然犯過一些錯誤，沒做出什麼成績，但總是儘自己的力量，為黨的事業多少做一點工作。我絕沒有耍什麼陰謀把戲來反對什麼人；我從來沒有個人野心；我從來沒有搞過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活動；我從來沒有同任何反黨集團有過任何關係（如高饒，我同他們反黨活動都沒有任何關係），我和我的全家（包括我的老婆和兩個女兒）都絕對沒有幹過裏通外國的罪惡行為。因此，我認為這種對我的鬥爭，和聯絡站的公告是一點也不公正的，一點……
信寫到這裏，一陣急促的打門聲把李立三的思緒打斷。他預感到這是不祥之兆，立即把未寫完的信稿拿到臥室，往枕頭下一塞，還沒緩過氣來，一群造反派已經洶洶地站在他的身邊，不容他給家裏人說句話，就被揪住衣領拖上了汽車。
「造反派」們這次把李立三秘密看押在三里河一座樓上私設的牢房裏。
第二天，造反派按事先計劃，把李立三與他夫人李莎押在一起開了一次鬥爭會。
鬥爭會設在華北局禮堂里。由於李莎是個「洋人」，又是中央文革小組「欽點」的「蘇修特務」，人們像看「西洋鏡」似的，都想看個稀奇。所以，整個禮堂人山人海，被擠得水泄不通。參加陪鬥的還有所謂「高（崗）習（仲勛）反黨集團漏網分子」張某某，所謂「叛徒」蘇某某等七八人。
鬥爭會歷時3個多小時，李立三與李莎始終被按站在台前。李立三面容憔悴，顫顫巍巍，一副站立不穩、隨時都要倒下的樣子，但面對造反派的厲聲呵斥，他仍然「死不認罪」，矢口否認有什麼「特務活動」。李莎則被彎腰達90度，以至汗流浹背，衣衫全濕透了。儘管這樣，她還不時偷偷看一眼李立三，見到李立三那奄奄一息的樣子，心中如刀割一般……
好不容易批鬥會結束，按事先約定，主持這場批鬥會的造反派要把李立三「交還」給另一個造反組織。為了不暴露李立三的藏身之地（惟恐別的造反組織知道將其搶去），他們先把李立三夫婦放在一輛黑色伏爾加汽車裏，後面又暗地裏跟了一輛汽車，先向東往李立三家的方向行駛，行進到文津街附近突然停車，命令李莎下車，轉到另一輛車裏，單獨送回東單北極閣家中。李莎毫無思想準備，連與李立三告別的機會都沒有。更讓她萬萬沒有料到的是，這次批鬥會上夫婦二人的見面，竟成他們倆最後的生死訣別……
李立三自殺之謎
1967年6月22日，一群造反派按原計劃繼續對李立三進行審訊，同時通知他參加下午還將舉行的批鬥會。李立三用近乎哀求的語氣說，他身體不好，上午需要休息，下午的批鬥會實在也不能參加。造反派做了讓步，允許他上午休息，但下午的批鬥會必須參加！
當天下午3點，批鬥會現場早已擠滿了人，但就是不見主要批鬥對象李立三的身影。最後，主持人宣佈批鬥會因故改期。
而與此同時，造反組織的「常委」們正處於焦頭爛額之中，他們來往於華北局機關、二機部宿舍和北京醫院之間，紅色保密電話正與周恩來辦公室、謝富治辦公室和公安部門頻頻聯繫……直至7月4日下午，造反派不得不在華北局機關全體幹部大會上宣佈：李立三畏罪服毒自殺，自絕於黨！同時留下遺書一封。
遺書上云：
最最敬愛的毛主席：
我現在走上了自殺叛黨的道路，沒有任何辦法來辯護自己的罪行。只有一點，就是我和我的全家絕沒有做過任何裏通外國的罪行。只有這一點請求中央切實調查和審查，並做出實事求是的結論。
我還有寫給你的信，放在家裏床單下。沒有寫完的，請要（派）人找出送你審閱。
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禮
李立三
李立三死後，造反組織的權威人士放出風來說：6月21日李立三與李莎在汽車上分手時，他的「特務上級」李莎向李立三發出要他自殺的指令，意圖滅口。安眠藥是李莎交給李立三的。
華北局機關幹部對李立三之死，議論紛紛，紛紛要求查清其真正的死因。然而，種種解釋都讓人疑竇叢生。其中最關鍵的疑點，就是李立三服毒自殺的「毒品」，也就是大劑量的安眠藥，究竟從何而來？
由於真正的知情人為數極其有限，所以始終沒有得出合情合理的結論。而那「權威人士」的說法，顯然是毫無根據的。因為：
其一，據1967年6月22日下午，華北局某造反組織向中央寫的「關於李立三突然死亡情況報告」中稱：「6月21日下午，××總部即召開鬥爭會，把李（立三）和李的老婆一起鬥了三個小時。鬥完後，將李和其老婆交給我聯絡站，我們將李夫婦同車送回住處，李在車上向其老婆要求給他捎幾副藥品（硫磺蛋白、降壓靈、索密痛）和煙嘴，兩人並作了如下對話……」
而據6月21日當時押解李立三夫婦的常某（批鬥李立三聯絡站的北京地質學院學生）6月22日的交代稱：
昨天李（立三）與李莎在車上對話：
莎：你什麼時間來的？
李（立三）：十點來的。
莎：（在）哪裏吃飯？
李：在機關吃的。
莎：走了。
李：再見。
這是押解人常某寫的李立三夫婦在車上的談話內容。根本沒有向李莎要「幾副藥品」的內容，更沒有要安眠藥的內容。
其二、6月21日下午常某押送李立三夫婦上了同一輛汽車，原以為是送他們回家。誰知車行到文津街人民醫院附屬醫院附近突然停下，常某命令李莎下車轉到另一輛汽車去時，李莎當時根本不可能有要把他們分開的思想準備。也就是說，她怎麼有機會在這時向李立三下達「讓其自殺的指令」呢？在這種情況下，李莎怎麼會有可能當着常某的面把安眠藥交給李立三呢？
其三、據說，1970年華北局機關幹部在追查李立三的死因時（這時，作為秘書的我已去甘肅省農村落戶，沒有機會參加這次追查活動），原造反組織的「權威人士」又說，「李立三自殺時服的安眠藥是他自己早有思想準備，早就帶在自己身上的。」這種說法同樣毫無根據。
李立三服用安眠藥有幾十年的歷史，這點我們當秘書的最了解。晚上沒有安眠藥，他不能入睡。華北局機關「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後，鬥爭的矛頭首先是對着李立三的。李立三一直處於激烈的思想鬥爭之中。當時，出於安全考慮，為防不測，我曾經給李立三的服務員胡玉珍明確提出要求：必須加強對安眠藥的保管，每晚只給李立三兩粒（這是李立三習慣服用量），不能多給。我說，出了問題，你要負責（李立三服用的藥品包括安眠藥，都是由服務員從北京醫院取回，由服務員保管配發給他）。胡玉珍說，她是嚴格按照我的要求辦的。後來，在李立三思想鬥爭最劇烈的時候，服二粒安眠藥不能入睡，就找服務員胡玉珍要安眠藥。胡玉珍對他說，李秘書早有交代每天只給兩粒，堅持多要不給。第二天，李立三把我叫去，對着我大發脾氣，追問我為什麼不給他安眠藥。我笑着回答說：「立三同志，我這是好意。」李立三更不冷靜，向我吼着，「這簡直是笑話，幾十年風風火火我都過來了，難道還經不起這次考驗？你不就怕我自殺嗎？自殺是叛黨行為，這點我明白，難道我能走上叛黨的道路嗎？簡直是笑話。」表現得很激動。但無論李立三怎麼發火，我始終是笑着向他說：「立三同志，請您原諒，這是我的職責，完全是好意，為了您好。」談話只得不歡而散，他對我沒有辦法。事後我對胡玉珍更加明確地要求：把安眠藥保管好，控制好。這說明，服務員每天給他送兩粒安眠藥，他每天必須吃掉，不可能不吃或少吃積攢起來。也就是說李立三根本沒有自帶大量安眠藥在身上的可能。
退一步講，如果李立三的確「存」有安眠藥，他也不可能一直帶在自己身上，因為他壓根並不知道6月19日那天造反派把他從家裏帶走後，就不讓他回家，會把他關押起來，這是突然行動。
再退一步講，即便李立三在身上帶有大量安眠藥，看管人員也不可能不發現。因為，6月20日左右北京的天氣已很炎熱，李立三隻穿一件單衣單褲，是無處可藏的，他的衣袋裏少不了香煙和火柴。況且，看管人員又曾是天津市公安局的副處長（行政15級幹部）王××，他完全有這方面的「專業」常識，怎麼可能不對如他們所說李立三這樣的「蘇修特務」有可能「自殺」而預先設防呢？
直到1983年，河北省委機關在整黨中，又對涉及李立三自殺問題（因一些當事人在河北省直機關）進行過一番追查，同樣毫無結果，不能自圓其說。
1980年3月，中央決定給李立三召開追悼大會前，中央組織部讓李立三的家屬子女看了李立在死亡時的醫院「驗屍報告單」，上面記載：身高1米63（與實際的1米78相差了15公分），體重56公斤。這顯然也不符合實際，成了又一個謎……
所以，李立三之「自殺」，始終是一個懸案，成為「文革」亂世的一道不解之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