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中國最好的朋友，曾經有大恩於中國；我們不僅不應該忘記美國長期給予中國的好處，還應當真誠地向美國政府和人民表示感謝，以彰感恩之心，而增兩國情誼。
2015年9月25日，美國首都華盛頓憲法大道旁飄揚中美兩國國旗和華盛頓特區區旗，歡迎習近平訪美。
在交友之道尚未泯滅的今天，人們無不明白，以寬厚、友善的態度待人，我們的朋友才會越來越多。否則，正如一句嘉言所說：「如果你認為某人是你的敵人，那他真的就成了你的敵人。」
做人如此，為國亦然。我中華既與世界各國同處一個「地球村」，就該與「村子」每戶人家都和諧相處，尤其要與若干重要大戶——諸如美日俄、英法德、印加澳——搞好關係。切不可只與村裏的「特困戶」「五保戶」關係親近，而與村首富、村幹部等「大戶人家」反倒不夠密切。
毫無疑問，美國是首屈一指的富裕大戶兼「村支書」，中國應該像英、法、日、韓、印、加、澳等國一樣，不斷與之增進友誼，保持密切關係，而最不應該互相摩擦甚至兵戎相見，也不應該長期與之作對、爭吵，充口舌之快，或像過去那樣肆意貶低和醜化老美，咒罵對方「垂死掙扎」、「必將滅亡」、是「紙老虎」什麼的。
嗚呼，做人持國應該厚道！信奉「和為貴」的我中華文明古國，何必與萬里之遙的美國結仇！況且美國是中國最好的朋友，曾經有大恩於中國；我們不僅不應該忘記美國長期給予中國的好處，還應當真誠地向美國政府和人民表示感謝，以彰感恩之心，而增兩國情誼。
行文至此，我們那些長期經過「仇美」歷史教科書培養的同胞，可能會有天大不解：美國算什麼好朋友？彼何曾對中國有過「大恩」或好處？
本文就用中美百餘年交往的歷史事實證明，每當中國最危難的時候，美國總是給予中國以道義支持，甚至有大恩於中國。即便是「滴水之恩」，我們也不應該忘記，以利於促進中美關係更加密切。
一、美國尊重中國領土完整
1、1844年7月3日，鴉片戰爭結束兩年後，美國派專使顧盛來華與清欽差大臣耆英簽訂了中美《望廈條約》，該條約雖被我們籠統地稱為「不平等條約」，但與其他列強所簽之約相比，算是平等多了。在條約協商中，顧盛表達了美方對待中國的原則，其中有三點友好表示令人動容：一是「合眾國將基於忠誠友好及持久和平的原則對待中國」。二是「合眾國並不希求中國領土的任何部分，也不希望有任何對中國以及對合眾國不公正和不榮譽的條件和條款」。三是「美國政府願意兩國在一切通商關係中完全互惠，包括不收出口稅在內。」([美]馬士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360-361頁。以下簡稱《關係史》)這些對當時任人宰割的中國來說，還不是好處嗎？
可惜當時的大清帝國至遲在乾隆五十八年英使馬戛爾尼訪問中國大陸時，就拒絕與西方開展任何通商貿易。現在「美夷」硬要與中國建立「完全互惠」的通商關係，這不是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嗎？滿清政府是這樣認為的，我們的官方至今也是這樣認為的，美國的好心就這樣被我們當成了驢肝肺！
試想以美國的實力，完全不難像日、俄、英、法、葡那樣，佔領中國大片土地。但它確實做到了沒有「希求」中國的任何一塊領土。抗美援朝以來，我們說美國侵朝是想把朝鮮作為侵略中國的「跳板」。噫，是何言也！美國要想侵略中國，還需要「跳板」嗎？
2、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前夕，英、法、美公使多次與清政府談判修約要求時感到，除了使用武力沒有任何辦法實現他們的要求。美國在華公使伯駕博士更是堅決主張同英國攜手對中國動武。「可是華盛頓政府不接受這種主張的政策，並且訓令它的每一個代表不要作任何能把該國陷入戰爭的事情」。(《關係史》第一卷469頁)1857年7月，英國對華全權專使額爾金決定聯合法軍，準備對中國動武，並親自通知美國公使，要求美國參與合作。伯駕博士答覆說，儘管他個人贊同用兵，但沒有美國政府同意，不能採取任何行動。(《關係史》第一卷534頁)美國終究沒有出兵。
3、1900年6月15日，侵華的各國海軍上將舉行會議，商討對中國動武的決議和辦法，美國海軍上將懇布夫拒絕參與。會議的前一天，「6月14日他通知英國海軍上將卜魯斯說，他『未被授權向一個與我國保持着和平的國家發動任何戰爭行為』。在15日，他拒絕參加對塘沽火車站的佔領，理由是他『不能參加對中國政府財產的佔有』。……海軍上將懇布夫的避不合作政策獲得麥金萊總統的批准」。(《關係史》第三卷225頁)後來，為了援救在北京遇險的美國使館，美國政府雖然同意與其他各國聯合行動，「但是它決意要為中國取得永久的和平與安全，保全中國領土和行政的完整，保護條約權利，並維持門戶開放政策。」(《關係史》第三卷247頁)
順便說說，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一直視為美國侵華罪證的「門戶開放政策」，乃是1899年國務卿海約翰宣佈的，「這個政策最初是為了從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各自獲得的利益中為美國分得一羹」。(《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82頁)但客觀上卻成為避免列強瓜分中國、維護中國領土完整的一種方式。
4、1900年8月，聯軍進攻北京，各國使館解圍之後，李鴻章即通電各國，呼籲停止軍事行動，但並沒有受到理會。只有美國願意停戰談判，並主張保持中國領土完整和維持門戶開放，這「並沒有明確地取得別的國家的同意，但是美國政府對於這個政策是從不動搖的」。(《關係史》第三卷323-324頁)
5、八國聯軍佔領北京之後，派遣遠征軍向北京以外進攻，「從1900年12月12日起，到1901年4月底，一共派出了46支遠征軍」。其中德國軍隊35支，意大利4支，7支由各國混合組成。美國軍隊一次都未參加遠征。「美國人民的意見在一篇社論中有很好的表述，『無可避免的結論是，實現中國和平的最大的唯一的阻礙就是德國的不願意講和的態度……在侵略和作惡方面，當首推德國』」。(《關係史》第三卷341-342頁)
6、1901年，聯軍討論對清政府的懲罰問題，「美國公使說美國總統衷心的願望是流血應該停止，如果各國同意不作更多的判處死刑的要求，他一定會感到欣慰」。(《關係史》第三卷366頁)而德國元帥兼聯軍統帥的瓦德西則建議「採取大規模的、積極的軍事行動。……美國司令官並不贊成，而且美國公使還提出抗議」。(《關係史》第三卷368頁)
7、1904年2月-1905年9月，日本和俄國在中國東北打了一場爭奪霸權的日俄戰爭，日本大獲全勝。但「1905年6月8日，羅斯福總統向俄國和日本發出同文照會，促請兩國指派全權大使，考慮和平條件」，並出面調停日俄戰爭。日俄只好同意在美國簽訂《朴次茅斯和約》，正式停戰，「兩國撤出滿洲，歸復中國的絕對行政……中國在滿洲的主權和門戶開放都得到明白承認」。(《關係史》第三卷463-464頁)「由於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干預，日本雖然是戰勝國，但未能完全如願以償，……從而阻止了攫取整個滿洲，維護了亞洲的平衡」。(基辛格《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79頁)
8、「一戰」後，在被認為是強國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凡爾賽公約》裏，幾乎所有列強都牽涉其中，但美國沒有趁機瓜分。相反，美國主導了關於中國問題的《九國公約》，條約第一條是：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此後美國一直堅持這一點。
9、琉球群島包括先島諸島、沖繩諸島、奄美諸島、土噶喇列島、大隅諸島等島嶼，面積約4600平方公里。1879年，日本又強行吞併琉球藩設置沖繩縣。1943年底的開羅會議期間，蔣介石與美國總統羅斯福會談了4次。在談到剝奪日本在太平洋侵佔的島嶼時，羅斯福想把日本用武力侵佔的琉球群島交給中國，他對蔣說：「琉球系許多島嶼組成的弧形群島，日本當年是用不正當手段搶奪該群島的，也應予以剝奪。我考慮琉球在地理位置上離貴國很近，歷史上與貴國有很緊密的關係，貴國如想得到琉球群島，可以交給貴國管理。」但蔣介石卻說：「我覺得此群島應由中美兩國佔領，然後國際託管給中美共同管理為好。」於是，羅斯福覺得蔣介石不想要琉球群島，故未再往下說。當天(11月23日)的《蔣介石日記》中記載：「七時半應羅總統之邀，……談領土問題，東北四省與台灣澎湖群島應皆歸中國，惟琉球可由國際機構委託中美共管，此余提議，一以安美國之心，二是以琉球在甲午以前已屬日本，三以此區由美國共管比歸我專有為妥也。」11月25日，蔣羅再次會談時，又談到了琉球群島。羅斯福說：「我反覆考慮，琉球群島在台灣的東北面，面向太平洋，是你們的東部屏障，戰略地位極其重要。你們得到了台灣，如不得到琉球，台灣也不安全。更重要的是，此島不能讓侵略成性的日本長期佔領。是不是與台灣及澎湖列島一併交給你們管轄？」蔣十分猶豫，半天不作聲。羅以為蔣沒有聽清楚，又補了一句：「貴國要不要琉球？如果想要，戰爭結束了，就將琉球群島交給貴國。」蔣猶豫再三才答覆道：「琉球的問題比較複雜，我還是那個意見，中美共同管理為好。」羅斯福心裏明白了：蔣是真的不想要琉球群島。此後，羅斯福及美方人員再也不提交付琉球群島的事了，故《開羅宣言》在寫到日本應歸還中國的領土時，只提到「日本所竊取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列島等」必須交還中國，而隻字未提琉球群島。1945年6月，美軍攻佔了琉球群島，後來包括小小的釣魚島，就全交給了日本，這能怪美國人不夠意思嗎？
當年，李鴻章在向朝鮮王妃閔妃傳授外交經驗時就說：「要多依靠美國，美國這個國家與其他洋人國家不同，講道理，重信義」。李鴻章的老師曾國藩也說：「米人秉性醇厚，與中國常思效順之心。」2014年，新加坡李光耀也認為：「美國基本上是一股溫和的力量，他向來不好侵略，對佔領新領土也不感興趣。」(李光耀《李光耀觀天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55頁)我們能說「美國侵略成性」嗎？
二、美國反對鴉片貿易
1、早在鴉片戰爭之前，美國在華傳教士就從基督教的道德原則出發，不斷譴責鴉片貿易，此舉對美國國內反鴉片貿易的輿論產生了重要的積極影響。裨治文(1801-1861年)是最早公開在西方雜誌上抨擊鴉片貿易美國傳教士之一，1832年3月，他在《傳教士先驅》發表文章，揭露鴉片貿易對中國的危害，指出鴉片是「折磨中國社會最大的罪惡之源」，第一次使美國公眾震驚地了解西方商人在中國的鴉片走私活動。1837年3月24日，以奧立芬為首的在華美國商人集體向美國國會提交請願書，闡明了他們反對鴉片貿易的堅定立場，表示「無論是從道德的和慈善的方面來考慮，還是僅僅從商業貿易的角度考慮，我們都非常希望看到鴉片貿易和鴉片吸食在中國的結束。」他們還表示支持林則徐的禁煙運動，並向美國政府告知在華美國商人也同意與林則徐具結保證書的決定。
1839年9月，在林則徐收繳鴉片和英國退出廣州之後，美國來華傳教士向美部會闡述了中國政府禁煙運動的重大意義。美國對華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裨治文等美國傳教士對美國決策層和普通民眾的影響。因此，美國政府當時毫不猶豫地公開譴責在華鴉片走私，禁止美國商人從事與鴉片貿易有關的任何商業活動。為了同鴉片貿易劃清界限，美國政府多次強調自己反對鴉片貿易的立場。1842年4月，美國海軍準將勞倫斯·加尼率美國東印度分遣艦隊抵達中國海面，以保護美國商人的利益，並「阻止和懲罰美國人或其他國家利用美國國旗為掩護所從事的鴉片走私活動。」(參考進《略論早期美國赴華傳教士的鴉片貿易觀》)
所以，馬士概括說：「美國方面的輿論是反對鴉片貿易的。在1834年到1860年間，在中國的基督教傳教士，……向國內各團體提出的報告在美國人民的深厚宗教意識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旅居中國的美國商人中，有些是盡其所能地積極參加鴉片貿易，但是大部分的美國商人，卻純粹憑着良心，不但不參加這項貿易，而且還積極反對它，一遇到可以利用的機會就支持傳教士們對鴉片貿易種種罪惡的譴責。美國政府公佈的政策反映了人民的意見，在1842-1844年的第一批條約上，美國是唯一的支持中國禁止這項貿易的國家——不但是在該條約本身的本文上，而且還在關稅稅則上，加上『鴉片是違禁品』的字樣。……美國的海軍軍官卻常常警告說，他們對於從事這種非法貿易的船隻或個人，不會給什麼保護。」(《關係史》第一卷599頁)
2、負責簽訂《望廈條約》的美國專使顧盛赴華前夕，國務卿韋伯斯特在給他的訓令中強調說：「要表白得清清楚楚：美國政府不但不支持它的公民做任何種類的走私，而且寧願放棄對這類商人的一切管轄權，也不會出面袒護，使他們不承擔他們本身非法行為的後果。」條約簽訂後，顧盛向美國政府報告說：「鴉片一項，在中英各條約中都未直接提到，但『望廈條約』規定合眾國公民從事與此種或任何別種違禁品貿易，將不受美國政府的保護，美國國旗亦不得由別國濫用，以掩護其觸犯中國法律的行為。」《望廈條約》正文及其附粘稅則中，都明確規定了鴉片為違禁品。條約第33款規定：任何美國公民「凡有擅自向別處不開關之港口私行貿易及走私漏稅，或攜帶鴉片及別項違禁貨物至中國者，聽中國地方官自行辦理治罪，合眾國官民均不得稍有袒護；若別國船隻冒合眾國旗號做不法貿易者，合眾國自應設法禁止。」(《關係史》第一卷360-361頁)
3、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美國派遣列衛廉出使中國，試圖調停英、法與清政府的矛盾。「在任命列衛廉先生為全權公使的時候，華盛頓政府重申了它的反對鴉片貿易的政策，他也奉令要支持中國的政策和再度確認包括在『望廈條約』中的發對鴉片的條文。」(《關係史》第一卷600頁)
4、為支持中國禁止鴉片，「1909年2月，在上海舉行了一次國際會議。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自從1843年以來，政府、人民和商人自從1856年以來，就一心一意幫助中國作反鴉片的努力；現在召集開會的正是美國政府，主持會務的是美國人勃蘭脫主教，會議通過決議，支持中國禁煙……第二次會議是1912年1月在海牙舉行的……主持會議的還是勃蘭脫主教」。(《關係史》第三卷470頁)同英法等鴉片販子之國相比，美國衷心支持中國禁煙、尊重中國領土完整，更有正義感。
三、美國數次退還中國賠款
1、1856到1857年之間，美國商人在廣州一帶與中國民眾的衝突中蒙受損失，清政府賠償了五十萬兩白銀。但到1885年，美國政府「根據國會於1885年3月3日通過的法案，……退還中國前所付出而未經美國財政部發放的尾數。所付的款是五十萬兩銀子，換為現款735,288美元。……餘數453,401元(連同利息在內)，全數付給了駐華盛頓的中國公使(鄭藻如)。這位公使表示他的意見說，『這樣慷慨的退款……不能不使人起友善和敬佩之感』」這是美國國會「基於美國人民的正義和公平交易感，授權總統將國庫中未發行的餘額退還中國」。(《關係史》第二卷398頁、第一卷585頁注)
2、「1885年9月2日，在(美國)聯邦屬地懷俄明的諾克斯匹靈地方，一群暴徒對中國居民攻擊，殺死了十九人，傷了許多人，並且把約計六百人從城市中逐出」。「而中國暴徒也在中國對美國的傳教士們進行迫害」。「經過華盛頓與北京間的一些外交文書往來之後，美國政府償付了在諾克斯匹靈地方中國人的物質損失147,749美元，這『不是根據什麼條約義務或是什麼國際法的原則，而純粹是對於那些無辜和不幸的人們表示慷慨和憐憫』」。(《關係史》第二卷399-400頁)
3、1901年，八國聯軍在商議賠款問題時，其他列強獅子大張口，而美國多次「企圖限制各國的賠款要求。駐在北京的美國公使在二月中和三月底兩度提議，對於賠款的數目，『應該採取一個在中國支付能力以內的總數，倘使這個總數顯然不夠完全支付所提的要求，那麼每一個國家應該同意將它們的要求作比例的消減』。這個提案並沒有完全被他的同僚們欣然接受。」(《關係史》第三卷371頁)由於爭執不下，美國又建議將所有的要求提請海牙國際仲裁法庭解決，但也沒有被其他各國所接受。「美國公使於是主張要求一個中國支付能力所及的總數，每個國家的要求應該加以消減以便適應這個總數。」但這又遭到德、英等國的反對。(《關係史》第三卷376頁)而美國繼續與各國協商，向英法德日施加壓力，希望減少中國的賠款數額，最後各國不情願地陸續消減或免除了一部份賠款。
4、在正式確定的4.5億兩白銀的「庚子賠款」中，美國只要求2,500萬美元(合32,939,055兩白銀，佔7.3%)，而且宣佈它的這筆錢「包括公私兩項要求在內，並且這個數目將『不論軍事行動時間的長短始終保持不變』」。(《關係史》第三卷379頁)而其他列強比美國拿走更多，卻都抱怨不夠。
更了不起的是，美國拿到這個錢沒有動，且在其後二十年間，美國國會曾兩次通過決議，將庚子賠款作為中國赴美留學生之用，進而成為唯一一個主動退還庚子賠款的國家。1907年12月，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向國會提出咨文：「美國政府除確實費用及一切損失賠償1,165萬元(美元)之外，所餘1,200萬餘元，實為浮數，受之有慚德，應以之退還中國，以全友誼。」他決定將這筆錢用於幫助中國開辦教育事業，更是大有益於中國進步的善舉。
5、在草約簽訂的1901年，100英鎊兌換白銀666.6兩，而到1903年，100英鎊兌換的白銀則已超過750兩，後來白銀貶值更大，中國始終要求按當初確定的銀兩數目賠付。「列國不能接受這一點，……但是美國政府『始終把這項的協定的含義理解為債務應按銀兩支付』。」(《關係史》第三卷395-396頁)
6、在八國聯軍之役中，「所有各國都曾經在天津和北京兩地劫掠銀條，但美國政府是唯一還多少退還給中國政府一些的一個政府。在1900年7月，美國軍隊在天津鹽政衙門搶去一筆五十萬兩銀子的款項，但在1902年1月24日以376300美元相等價值的一筆款項交還中國」(《關係史》第三卷395頁)此外，八國聯軍戰後，在設置駐北京使館衛隊人員數量方面，各國普遍要求衛隊人員為250至400人，只有美國僅為100人。(《關係史》第三卷381頁)
四、美國幫助中國開辦教育事業
1、十九世紀，西方基督教士來華傳教的同時，為中國帶來了西方先進的醫學和其他科學知識，並花費大量人力及資金在中國開辦大中小學校。「英國人自1807年馬禮遜的到達開始，美國人自1829年裨治文的到達開始；在後一個日期的二十年之後，在中國的基督新教傳教士，……計有19個英國人，44個美國人，2個瑞士人和2個德國人」(《關係史》第三卷442頁)這些在華美國傳教士本人是大學畢業生，利用他們的才能教學，開辦了幾百個學校以教授中國青年。「在1905年，基督新教會主持下的學校總數在中國計有2,585所，其中14所(內有美國的12所，英國的2所，差不多中國所有的專門學校都是由美國人創辦和配備的)可以說已經躋身於十足的專門學校(大學)的地位，學生人數達57,683名」。(《關係史》第三卷443頁)
這些教會大學包括：燕京大學(1916年由匯文大學、華北協和女子大學、通州協和大學三所教會大學合併而成)、聖約翰大學、齊魯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東吳大學、之江大學、滬江大學、華中大學、華南女子文理學院、華西協和大學、湘雅醫科大學、嶺南大學、福建協和大學等，幾乎是清一色的「美國貨」，以至於當時的英國傳教士李提摩說：「差不多中國的全部大學都是由美國人創辦和支持的。」英國曾經和美國聯合創辦協和醫學院，但最終該校還是劃歸美國教會所有，其他列強更無一國願意掏錢在中國辦大學。
2、中國以前只有講授「四書五經」、培養「之乎者也」人才的科舉教育，而講授數理化、生物、醫學、地理、航海、製造知識的現代學校教育，就是由美國傳教士引進的。這些教會大學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具有現代自然科學素養的知識分子，對拯救中國、走向現代化具有重大意義。百餘年前，馬士就明確指出：「西學——那曾經裝備了列國並使他們能夠憑以挾制中國的正是這個東西；那曾經使日本能憑以從同樣俯首聽命的地位躋身於國際平等之林的，也正是這個東西，那麼所需要藉以賦給中國以同樣能力的，自然是舍此別無他物了。」(《關係史》第三卷447-448頁)沒有「西學」或「西方那一套」，中國能實現現代化嗎？
3、美國政府還主動退還庚款，用於幫助中國開辦教育事業。1907年12月，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在向國會提議退還中國庚款的咨文中說：「美國宜實力幫助中國厲行教育，使此巨數之國民能以漸融洽於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導學生來美，入我國大學及其他高等學社，使修業成器，偉然成才，諒我國教育界必能體此美意，同力、合德，贊助國家成斯盛舉。」於是，美國政府利用庚款在北京設立「清華國立學堂」，作為中國學生留美預備學校(辛亥革命後改名「清華學校」1928年改建為國立清華大學)，並商定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每年至少應派留美學生100人。直到退款用完為止。胡適、梅怡琦、趙元任、竺可楨都是庚款留學生。同時，還用庚款為中國改建了清華大學、山西大學、協和醫院及協和醫學院。而英法德日等國，則把比美國所得更多的庚款拿回本國，去發展自己的軍事、經濟了。
五、美國始終對中國給予道義援助
1、1937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同時，提出一個瓜分世界的計劃，即把全世界分為大東亞圈、歐洲圈、美洲圈和蘇聯圈，提議美洲圈歸美國，大東亞圈歸日本，但保證美國的在華利益，同時提出與美國平分太平洋霸權。美國不為所動，斷然予以拒絕，並要求日本立即停止對華侵略！隨後對日本實施經濟制裁，特別是對石油、鋼鐵等戰爭物資實行全面禁運，使日本戰爭機器難以運轉。同時，美國與西方國家攜手維護中國的完整，堅持日本必須從中國撤軍，敦促日本放棄甲午戰爭以來掠奪的所有權益。
因此，李光耀指出：「日本人增侵佔中國，並佔領了它所有主要城市。若不是美國人恫言禁運石油，他們或許已吞併整個中國。倘若如此，……他們必定會深陷游擊戰的泥沼。」(李光耀《李光耀觀天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頁)
2、在對日本實施全面制裁的同時，美國對中國抗戰予以巨大援助，連續三次提供當時金額5千萬、1億、2億美元的貸款。美國主流媒體輿論一直站在中國一邊，對中國軍民的英勇抗爭表示尊重與讚頌，同時譴責日本軍國主義的滔天罪行。1938年6月11日，美國政府譴責日本轟炸中國平民行為，「勸阻向那些用飛機來轟炸平民的地區出售美國飛機」，隨後國務院不再簽發相關出售的許可證，這一舉動被稱為「道義禁運」。美國政府還組織人拍攝了日本空襲上海的記錄片，美國公民觀看後，對日本的侵略行徑更加反感和憤怒。
3、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直接參與中國抗戰。1941年，在羅斯福政府的支持下，陳納德招募美軍飛行員和機械師，成立了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飛虎隊」，參加中國抗日戰爭。在七個月中，先後作戰50餘次，擊毀日機299架，殲滅大量日軍地面部隊，自己損失飛機73架，犧牲飛行員22名，被俘3名。1942年7月，志願援華的「飛虎隊」改編為美國駐華空軍部隊，次年3月又擴編為美軍第十四航空隊，仍由陳納德將軍指揮，幫助中國作戰。到抗戰結束，該航空隊共擊落敵機2,600架，擊沉或重創敵商船223萬噸、軍艦44艘、百噸以下的內河船隻13,000艘，擊斃日軍官兵66,700名，有效打擊了日本在華空軍力量。中國人民應當永遠記住陳納德將軍和他勇敢的美國空軍小伙子。
4、當日軍切斷中國最後一條陸上外出交通線——滇緬公路後，陳納德的第十四航空隊協助中印緬戰區空運司令部，開闢了一條從印度北部到雲南的空中運輸大通道——「駝峰航線」，從而保證了美國駐華空軍及中國作戰所需物資的運輸補給。截至抗戰結束，該航線總共空運各種物資73萬多噸，美軍損失飛機563架，死亡超過1,500人。
5、1942年8月，應中國政府要求，美國決定放棄在華特權(包括治外法權)，並將此意及美方擬就的簡明條約草案通知英國。9月8日，英國正式復告美國，同意廢除在華治外法權。10月9日，美英兩國分別通知中國政府，聲明願即時放棄在華治外法權等有關權益，尊重了中國主權。
六、美國大勝日本使中國迅速光復
1、抗戰後期，美國出動大軍消滅了日本陸軍主力。據日本自己統計，二戰中日軍總計戰死185萬人，其中在中國八年累計戰死41萬人(含中國遠征軍斃敵1萬多)，占日軍二戰死亡總數的22.2%；在緬甸被英軍擊斃15萬人，占日軍死亡總數的8.1%；在中國東北被蘇軍擊斃9萬人(主要是諾門坎和蘇聯出兵東北兩場戰役)，占日軍死亡總數的4.8%；而在太平洋戰場，美軍則擊斃日軍120萬，占日軍死亡總數的64.9%！
2、美國消滅了日本海軍。太平洋戰爭中，日本海軍驅逐艦以上大型軍艦300多艘，有90%被美國海軍擊沉，被擊沉的商船、油船也是這一比例，日本本土幾乎完全被切斷外援，由此註定了日本的敗局。而中國八年抗戰，卻未能擊沉日本一艘驅逐艦，就更不用說航空母艦和巡洋艦了。
3、史料顯示，直到1944年底，甚至1945年8月美國投擲原子彈前，日軍相對中國而言，絕對還很強大。例如，1944年4月至11月，日本為打通中國東北至越南的「大陸交通線」，投入40萬兵力，北起黃河，南至越南，在數千里遼闊的戰線上，發動了代號為「一號作戰」的豫湘桂戰役。而國民黨5個戰區投入130萬軍隊，幾乎等於國軍全部主力。但日軍幾乎橫掃千軍，連戰皆捷，日軍只傷亡7萬人，而國軍竟損失60萬人，丟棄了河南、湖南、廣西、廣東、福建、貴州等省的大部或一部，淪陷人口6,000多萬、城市146座，丟失空軍基地7個、機場36個！日本在投降之前數月，尚能大敗中國軍隊；而中國軍隊要是沒有美蘇出手，能在數月之後的1945年徹底打敗如此強大的敵人嗎？
即使在1945年8月9日美國投下兩顆原子彈、日本御前會議作出投降決定，並命令侵華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立即投降時，接到命令的岡村大將仍不服氣，當即致電陸軍大臣阿南惟幾，陳述日軍無比強大的事實：
「陸軍幾百萬大軍未經決戰即行投降，如此奇恥大辱在世界戰爭史上也很少見。派遣軍整八年間連戰連捷，即使一個小分隊在全軍犧牲之際，也要把所有武器毀掉，不使落入敵手。而今百萬精銳健在，竟向重慶的殘兵敗將投降，這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聽命的……我堅信，屈服足以亡國，繼續戰鬥，全體國民武裝起來，團結一致，進行殊死戰鬥，必能死裏求生。」這封電報，代表了全體侵華日軍的決心和意志，他們竟把數百萬國民黨軍隊視為「重慶的殘兵敗將」，而對幾十萬八路軍、新四軍部隊竟然連提都不提！擁有如此強盛的兵力、氣勢和戰鬥力，他們當然不會投降！幸好美國威力無比的原子彈，迫使天皇不得不下令侵華日軍繳械投降。否則，中國的抗戰不知到何年何月才能勝利！
顯然，1945年8月，包括關東軍在內的200萬日本侵華大軍依然健在，中國戰區卻突然接受了131.4萬日軍(不含70萬關東軍)集體投降！顯然，這主要不是我們打敗敵人的緣故，而是美國兩顆原子彈的威力。原子彈讓天皇下令日軍投降之前，中國軍隊也發動了一些零星反攻，奪取了一些炮樓和若干縣城，但諸如北京、上海、南京、武漢、廣州等所有大城市，悉被日寇佔領，直到1945年8月日寇投降前夕，我們還連一座也未收復。在這種敵強我弱的態勢下，如果沒有美國下狠手，日本遠不會在此時突然宣佈投降。
4、我們知道，要想徹底打敗敵人使其投降，就必須經過大規模的戰略大決戰，將其主力部隊徹底殲滅，迫使其不得不降。然而，八年抗戰到1945年，我們一直沒有和日寇進行過一次戰略大決戰，沒有讓日寇百萬主力大軍遭到毀滅性打擊。而之前和日軍進行的多次大會戰，幾乎都以中國失敗而告終。
國民黨原陸軍司令張發奎的回憶錄就說，以他的經驗，中國就沒有真正打贏過日本，國軍戰史上22次大會戰或者多少次大捷，全都名不副實，每一次大捷實際上是日本攻打一個地方，無意於長期佔領，佔領幾天就自動撤走，他一撤走，國軍這邊就說大捷了、贏了。整個抗戰來講，估計也就台兒莊戰役確實打贏了，平型關小贏了，國軍戰場上就沒有正兒八經打贏過。日本鬼子真想打或者真想佔領一個地方，幾乎都能達到目的。他還說：「我們的八年抗戰，談不上什麼史詩，我們和日軍的作戰，幾乎沒有一場真正的勝利。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遲滯敵人的進攻，以空間換取時間……」我們最後贏得了勝利，主要是我們沒有投降，誓死抵抗，百折不撓，最終在美國迫使日本投降之後，我們也「因人成事」，贏得了最後勝利。
大規模的戰略大決戰是美國人(與關東軍的決戰則是蘇軍)替我們完成的。1945年3月18日至6月22日，美國發動了歷時96天的沖繩戰役，日軍死亡9萬餘人，被俘9,000餘人，島上居民死亡約10萬人，損失飛機7,830架，艦艇被擊沉16艘、擊傷4艘。美軍傷亡75,600餘人，損失艦載飛機763架，艦艇被擊沉32艘，擊傷368艘，其中有13艘航母、10艘戰列艦、5艘巡洋艦和67艘驅逐艦遭到重創。此役是美軍在在太平洋島嶼作戰中規模最大、時間最長、傷亡最大也是最後一次戰役。
美軍用強大的軍事力量佔領沖繩島後，已經重重砸開了日本的國門，準備以更大的軍事力量攻打日本本土。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制定計劃，準備在1946年秋季向日本本土發動進攻。計劃使用的兵力，光航空母艦就有90艘，各種艦艇3,000多艘，各類飛機近15,000架，地面登陸作戰部隊39個師55萬人，後續部隊更須源源不斷。
然而，面對美軍的強大攻擊，頑固不化的日本大本營首腦們，像輸紅了眼的賭徒，提出「舉國玉碎」的本土決戰計劃，決心戰鬥到底，寧可毀掉整個民族，也絕不投降！沖繩慘敗的當年6月，日本政府頒佈《義勇兵役法》，規定凡15歲到60歲的男子，17歲到40歲的女子，必須服兵役；陸軍部頒發了《國民抗戰必攜》，要求所有日本國民抱定本土決戰的決心，都要參加「國民義勇戰鬥隊」，進行戰鬥訓練，以突擊肉搏戰法，協助軍隊作戰。日本所有青壯年甚至婦女、兒童，都要手持竹矛、木棍及鋤頭，練習刺殺要領，準備全民族與美軍拼到底。
面對寧可戰鬥到最後一人也絕不投降日本惡魔，美國如果按照常規打法，只有以沖繩島為跳板，登陸日本本土，和敵人一刀一槍地浴血拼殺。但美國人經過計算發現，美軍要從地面進攻、最後佔領整個日本，至少要犧牲100萬美國軍人，日本也要喪失500萬乃至1,000萬條人命。而原子彈所殺傷的生命，將比這個數字少得多！故杜魯門總統下決心使用原子彈！事後也證實，廣島、長崎被原子彈炸死不過30萬人，就結束了窮凶極惡的日本法西斯侵略，既避免了美、日雙方上千萬人死亡，也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和福祉。如果發動地面進攻，真不知要激戰到何年何月、傷亡多少中、美、日三國之人！
果然，8月6日和9日，兩顆原子彈投下去之後，日本連夜召開御前會議，決定立即投降！後來天皇拜見駐日「太上皇」麥克阿瑟，檢討為何沒有及早宣佈投降時說：正因為美國放了原子彈，才使我有了決意投降的藉口，不然我說話也沒人聽，有人會造反，把我送進瘋人院……
顯然，沒有美國人在太平洋戰爭的勝利，沒有美國人投放的兩顆原子彈，就沒有中國抗戰的及早勝利。即使我們能夠打敗岡村寧次的百萬大軍，那也得在中國陸地上和日軍一刀一槍地拼殺，對日本佔領的930餘座城市要一座一座地攻奪回來，不知要犧牲多少中國軍民！人民該要承受多麼沉重的災難！即便中國能夠光復大陸，但面對日本幾十艘龐大的航空母艦，我們沒有足夠的海軍，絕不可能收復台灣。況且八年抗戰，中國軍隊未能從日軍手裏奪回一個中等城市。因為凡是日軍決定堅守的城市，中國軍隊就無法奪取；中國軍隊宣佈收復的城市，都是日軍決定放棄的空城。敵後戰場游擊隊唯一奪取的中等城市是張家口，但已是日本宣佈投降時的事了。美國放了兩顆原子彈之後，日本天皇當天便決定投降，並命令200萬侵華日軍全部放下武器。於是，我們不僅輕鬆地收復了大陸被日軍佔領的930餘座城市，而且不費一槍一彈，日本就乖乖交出了它已佔領了40年的東北、佔領了50年的台灣！這還不算美國有大恩於中國嗎？
可惜1949年以後，由於種種原因，我們對美國在抗戰中的貢獻絕口不提。我們甚至不知好歹，把美國向日本投放原子彈的大恩大德，視為「屠殺平民」的罪惡行徑。在某些國人眼裏，「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罪惡要遠遠大於日本帝國主義！如此這般，我們怎能與美國建立密切關係？
七、美國在冷戰時期也期待與中國接觸
1、中美曾經有過友好的往昔，直到二戰結束後，美國還向中國提供了大量貸款，幫助中國政府建設工廠、學校、醫院等設施。然而蹊蹺的是，美國的這種幫助，全被我們看做是在幫助國民黨、蔣介石打內戰，因而我們一下子對美國極為仇恨。
1949年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表《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詳細闡述中美關係。白皮書的最前面是國務卿艾奇遜7月30日致杜魯門總統的信。這封信說：「從我們歷史很早的時期起，美國人民和政府就關心中國了。雖然距離遙遠，背景又大不相同，把中美兩國隔離開了，可是那些在宗教、慈善事業和文化方麵團結中美兩國人民的紐帶，一直在加深着美國對中國的友誼，許多年來種種善意措施便是證據，例如用庚子賠款來教育中國學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廢除治外法權，以及戰時和戰後對中國的大規模援助等等。美國始終維持並且現在依然維持對華外交政策的各項基本原則，包括門戶開放主義，尊重中國行政和領土的完整，以及反對任何外國控制中國等等，這是有案可稽的。」(《毛選》第二版1505頁)
不料，艾奇遜講的這些「有案可稽的」友誼事實，全被毛澤東視為謊言和侵略的證據。在這前後，毛還密集發表諸如《美國「調解」真相和中國內戰前途》、《全世界革命力量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史觀的破產》等一系列公開抨擊美國的檄文，明確向世界宣示「一邊倒」的對外政策：即將成立的「新中國」只能倒向蘇聯而不是美國，從此世界分為兩大陣營，中美之間變成敵對關係。
但即使如此，美國從地緣政治考慮，出於遏制蘇聯的戰略考慮，在南京國民政府淪陷後，並未像其他國家那樣把使館迅速遷往台灣，而是移至廣州，期望與中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
2、1950年1月12日，艾奇遜國務卿對全美新聞俱樂部發表《亞洲危機——對美國政策的審視》講話說，美國與中國的關係應以國家利益為基礎，無論中國奉行何種意識形態，它的領土完整都是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的，「我們必須堅持我們的一貫立場——誰破壞中國的領土完整，誰就是中國的敵人，也是我們利益的敵人。」(基辛格《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頁)然而，當年10月爆發的韓戰使中美更加變成不共戴天的仇敵，造成兩國此後20多年的嚴重「冷戰」和對抗。但在道義上，美國仍舊伸出和解與援助之手，積極期待與中國接觸。
3、1959-1961年，中國發生了三年嚴重饑荒，美國決定對中國糧食援助，制定了援助方案與中方接洽；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之後，美國也向中國政府公開表達了援助的意向，可惜這些援助好意都被中國冷語拒絕了，且聲稱我們不要帝國主義的「嗟來之食」和「假惺惺的憐憫」，是「有骨氣」和「敢於鬥爭」的表現。嗚呼，這種貶斥善意、硬充好漢之舉，究是何苦來哉！
我中華向來提倡知恩報恩，可是面對美國長期給予的巨大幫助和恩情，我們不但沒有對老美說過一聲感謝的話，反而長期以怨報德，起勁地予以譴責、批判、醜化和辱罵人家，這能算公平、正義和厚道嗎？能有利於改善兩國關係嗎？
我們應該胸懷寬廣，牢記別人好處，忘記別人壞處，學習別人長處，理解別人難處；捐棄前嫌，化敵為友，增進邦交，以利發展。願國人詳察熟思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