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曾在50-60年代長期擔任中共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的江渭清出版了《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一書，該書約一半篇幅敘述作者在1949年後的經歷。其中有關反右運動、1959年反右傾運動和文革前夕他捲入毛澤東與劉少奇爭執的相關敘述，是最有價值的部分，為研究者探討這些重大事件系提供了重要資料。
《江渭清回憶錄》書影（圖源：孔夫子舊書網)
一
隨着「三年自然災害」將近尾聲，中共的政治生態環境也靜悄悄地發生變化，這就是在「毛主席」之外，「劉主席」愈來愈多地出現在黨和國家的政治場合，劉少奇作為毛澤東接班人的地位已完全明確。
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對地方的指導方式上，與毛澤東有某種差別，劉少奇對地方工作一般不採取直接干預的方式。但是，隨着劉少奇在黨內影響的擴大，情況也逐漸發生變化。1964年，劉少奇為指導「四清」運動，給江渭清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具有某種直接干預的性質，導致了極其複雜的結果，使得江渭清被捲入1964-1965年毛澤東與劉少奇爭執的旋渦中。
在50-60年代初，江渭清與劉少奇僅維持着一般的上下級工作關係，依照中共歷史上的「山頭」譜系，江渭清不屬於劉少奇的系統。40年代初期，劉少奇被毛澤東派往華中任中共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委，江渭清雖是劉少奇的屬下，但是，江渭清在歷史上與劉少奇沒有淵源，江渭清的直接上級是他可以親切呼之為「譚老闆」的譚震林。
考之中共歷史，凡是位居中共核心層的領導人，其權威來源不外兩端：一是有賴於在黨的歷史上形成的地位，二是在工作中所取得的實績。劉少奇作為中共第二號人物，其在黨內的地位，早在中共七大就已得到正式確認；劉少奇領導白區黨的貢獻，也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得到全面肯定。然而，中共七大由劉少奇參與建立的體制是領袖主宰制，在這種體制下，毛澤東與黨內同僚的關係具有雙重性質。毛與劉少奇、周恩來等人既是同事關係，毛也是其同僚們的領袖。中共建政後，毛澤東與他的黨內高級同僚的關係，逐步從雙重性質過渡到單一性質。毛漸漸不再是領導集體中的成員之一，而是自然而然地成為劉少奇等人的領袖。歷史上因共同對付黨內留蘇派和所謂「經驗主義者」，毛、劉曾有過的親密合作關係，使得劉少奇比其它領導人多一份「特權」，即只有劉少奇可以個別向毛澤東表達和轉述對某些敏感問題的不同看法。但是，這僅是「習慣法」，而非「成文法」。它完全取決於劉少奇有無表達和轉述的意願，以及毛澤東有無傾聽的興致。因此，劉少奇雖位居中共領導人排行榜的第二位，但與排行第三的周恩來仍同處一個地位，劉少奇雖距毛澤東僅一步之遙，但兩人的地位、權力、權威則有天壤之別。
劉少奇得以身居中共第二號人物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在清除黨內留蘇派的鬥爭中，以及在確立毛澤東在中共黨內領袖地位的過程中，曾給予毛巨大支持。作為對劉少奇支持和合作的「回報」，毛澤東一度授予劉少奇領導黨的組織系統的權力。1944年，劉少奇的老部下彭真接替陳雲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次年，原北方局幹部安子文被調入中組部主持日常工作。然而，中共幹部來自四面八方，黨內歷史上「山頭」林立，人際因素複雜交錯，毛澤東在放手劉少奇涉足中共組織工作的同時，也採取了一些制衡措施。1950年以前，由任弼時代表中央書記處指導中組部，1954年後，鄧小平又接替了任弼時原先的職責。在1956年安子文任中組部部長以前，饒漱石、鄧小平都先後執掌過中組部。張鼎丞、馬明方也曾以中組部副部長的身分相繼主持中組部的日常工作，因此劉少奇對黨的組織系統的影響力又是相對的。對於地方大員，尤其對華東地區大員的任免，起決定作用的是毛澤東而非劉少奇。
在50年代的一段時期內，劉少奇曾因在「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等問題上與毛澤東意見相左，在政治上一度陷於低谷。直至1959年，劉少奇接替毛澤東任國家主席，他在中共核心層中的地位才真正得以鞏固。劉少奇任國家主席，標誌着他在50年代初中期受挫後，開始了權力復甦和擴張的過程。到了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劉少奇在中共黨內的威望已有逼近毛澤東之勢。也正是在「七千人大會」後，劉少奇派出了原北方局系統的李葆華主政安徽，取代了毛澤東的老部下曾希聖（曾希聖因積極推動大躍進受毛特別信用，後來因率先推行責任田而被毛拋棄）。但是李葆華入皖，並不表明劉少奇在華東地區已建立了完全的影響力，因為主政華東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自恃有毛澤東作後台，並不買劉少奇的帳。對於這一點，劉少奇、毛澤東均心中有數。
柯慶施自1949年後長期在華東工作，與江渭清有同僚之誼。柯慶施雖對江渭清時有壓力（催促「反右傾」），但並不具體干涉江渭清職權範圍內的工作。華東地區既已有了譚震林、柯慶施這兩道屏障，劉少奇自然對之奈何不得。但是到了「七千人大會」後，情況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一方面，劉少奇的影響繼續上升；另一方面，毛澤東再度對劉少奇表示不滿。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和繼之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向黨內健康力量發起反擊，威逼全黨就範。劉少奇對毛澤東的反擊毫無抵抗，他隨即作了「自我批評」，緊跟着毛澤東大唱「階級鬥爭」高調，進而表現出很大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1963年2月，中共中央決定在全國農村開展以「四清」為內容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城巿開展「五反」運動。劉少奇在會上說：「總是講階級，階級鬥爭，不辦事情不好。」11月，劉少奇派出其妻王光美，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廳秘書的名義，參加河北省委工作隊，前往撫寧縣王莊公社桃園大隊蹲點。王光美下鄉蹲點的成果，就是產生了轟動一時的「桃園經驗」，也就是圍繞着這個「桃園經驗」，劉少奇與江渭清發生了爭執，毛、劉之間的矛盾也隨之激化。
1964年6月底，劉少奇帶着王光美離開北京，前往十一個省巿巡視指導運動，並由王光美在各地黨政幹部大會上做介紹「桃園經驗」的報告。7月14日，劉少奇等來到南京，不住設備完善的中山陵高級招待所，而是在省委辦公大樓一間辦公室住下。
劉少奇此行來勢猛烈。據江渭清記述，當劉少奇抵達濟南時，華東局即派書記魏文伯專程前往迎接，然後陪劉少奇一行至合肥。魏文伯與江渭清是老同事，特從合肥打電話給江渭清通氣，提醒他「要小心」、「注意」，因為劉少奇一路「脾氣大得很」，「他在山東已經發了脾氣，到合肥發了大脾氣」。
劉少奇在南京「開講」了兩個下午，他在報告中強調「也許不止三分之一政權不在我們手裏」，有嚴重問題的幹部占基層幹部的多數，並提出近一年的城鄉社教都沒有搞好。劉少奇還反覆強調，領導幹部若不蹲點，就沒有資格當省委書記、地（巿）委書記、縣委書記。
江渭清雖然事先有魏文伯的電話通氣，但是既有前幾年面折毛澤東的勇氣，對劉少奇也就不懼當面陳述自己的不同看法。劉少奇認為江蘇的運動打了敗仗，江渭清堅持說，不能這麼講，江蘇省開展社教的社隊，60%打了勝仗。江渭清又說，江蘇沒有發現爛掉的社、隊領導班子。劉少奇反駁道：「你這是沒有下去，不知道實際，講的還是三年前老情況。」江渭清寸步不讓，回答：「我經常下去，對本省情況是知道的。」
就在江渭清與劉少奇這番辯駁中，江渭清忽然抬出了毛澤東，他說：「毛主席也說幹部的大多數是好的、比較好的。」劉少奇當即打斷江渭清，轉問他對王光美的報告有甚麼看法，因為江渭清沒有出席並主持江蘇省的王光美的報告大會。劉少奇逼問江渭清：「究竟贊成不贊成王光美同志的報告？」江渭清給劉少奇一個模稜兩可的回答：「從江蘇的實際出發，學習精神實質。符合江蘇情況的，就學習運用；如果不符合江蘇情況，就不照搬。」劉少奇更進一步追問：「那你們江蘇就不執行了？」江渭清回答：「不盲目執行。」
江渭清的這番回答，引致劉少奇的強烈不滿。第二天在劉少奇離開前夕，「脾氣」終於爆發。劉少奇明確告訴江渭清，他的意見「是不對的」，江渭清則堅持原來的看法，兩人發生頂撞。返京後，劉少奇主持召開修改《後十條》小型座談會，在會上抓住江蘇省漣水縣高溝公社社隊幹部打擊報復社教積極份子的事件，強調要對「高溝事件」作「現行反革命處理」。而在會議之前的7月29日，平日較為謹慎、因「桃園經驗」一時躍入政治舞台中心的王光美，竟直接打電話給江渭清，傳達劉少奇對「高溝事件」的定性：這是一起「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的現行反革命事件」。揭發「高溝事件」本是江蘇省委在北京壓力下為順應「大抓階級鬥爭」的形勢而加工提高的產物，現在劉少奇抓住這個事件，就是為了證明他對基層政權已爛掉的看法的正確性，並且要以此「事件」為起點，繼續挖出上面的「根子」。
劉少奇射向江渭清的另一支箭，是抓住江蘇省委辦公廳7月28日發出的一個通知，這個通知提到「要學習江渭清同志的講話」，善始善終抓好社教運動。劉少奇當面質問江渭清：「為甚麼不學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學江渭清的？」劉少奇這一招確實擊中了「要害」，既然江渭清可以抬出毛澤東為自己辯護，劉少奇就可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對於劉少奇的這番追問，江渭清極為緊張，他立即向劉少奇作了解釋。這一次，即連一向對劉少奇陽奉陰違的柯慶施也發了慌。一旦劉少奇又以「護法大師」的面目出現，柯慶施則不得不退避三舍，他一連打三個電話逼江渭清非作檢討不可。
此時的劉少奇已走出1962年下半年的低谷，正走向新的權力高峰。江渭清返寧後迅速佈置傳達劉少奇的指示，並且親自下鄉蹲點。到9月8日，江渭清以個人名義給劉少奇寫了一封信，匯報全省運動進展情況，並且特別報告了根據劉的指示，正在研究處理「高溝事件」，又一次就江蘇省委辦公廳7月28日發出的通知，作出檢討。
劉少奇接到江渭清信後，於9月23日覆信給江。劉少奇在這封信中首先針對江渭清信中所寫的「在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我們都必須學習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它領導同志的指示，否則，將犯更大的錯誤」的一段話，表示這些話「不完全正確」。劉少奇提出「應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學習」，他並舉例應學習由中央批轉的解放軍政治工作經驗、大慶油田經驗和「桃園經驗」。劉少奇解釋他之所以反對學習江渭清那篇講話，是因為江渭清的講話「空話連篇，基本上是一篇教條主義的講話」。
在江渭清的回憶中省略了當年劉少奇信中有關對他的「教條主義」的批評，其實，這正是劉少奇信的要旨所在，也是導致毛澤東疑忌劉少奇的重要因素之一。劉少奇在信中說，同不能把馬克思、列寧的學說當成教條一樣，也不能把毛澤東的着作和講話當成教條。因此，劉少奇認為江渭清的那篇講話「不值得學習」。
1964年劉少奇將全副精力放在社教運動上，他試圖在毛澤東的框架內放入某種含有他個人色彩的內容，「桃園經驗」的產生即是他這種「新思維」的果實。但是，地方領導人各有其複雜背景，即使在1962年後黨內日趨惡化的政治生態環境中，各地方領導人仍存有管道聯繫，以應對北京層出不窮的政策變化。在毛澤東的巨大光環中，任何與毛的話語稍有差異的言辭都能被地方領導人立即識辨出來，作為為自己辯解的理由。這就是為甚麼劉少奇在山東、安徽和江蘇都「發了脾氣」。為了與影響正日益上升的林彪相抗衡，劉少奇作出最後一搏。他試圖以江渭清做鞭子，將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降溫。1964年10月20日，劉少奇在文革前最後一個強勢動作出台，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認真討論劉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劉少奇還派出他的老部下，時任國家物價委員會主任的薛暮橋等來江蘇檢查和指導四清運動。薛暮橋等曾寫信批評江渭清和江蘇省委的檢查沒有「把認真討論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信同反右傾結合起來」，沒有「抓住省委在指導運動中的一些突出的錯誤事件進行分析和解剖」（薛暮橋近年出版的回憶錄對此段史實隻字不提）。據惠浴宇回憶，這個由北京派出的「來頭很大的工作組」在淮陰搞「四清」，執意要把「一個縣委和該縣所屬幾十個公社領導」打成「反革命小集團」，惠浴宇在這裏指的就是漣水縣委。該縣委的直接上級淮陰地委書記孫振華向省委陳情，要求保護這批幹部，得到省委的支持，但孫振華卻因此「搞壞了」與北京「某些領導人的關係」，不久便被調往安徽巢湖地委工作。此時若非形勢忽然發生轉折，針對江渭清的動作可能還會繼續下去。
二
1964年12月，北京形勢丕變，毛澤東出爾反爾，一改原先支持劉少奇的態度，轉而和劉少奇發生對立。自1963年秋王光美蹲點桃園，劉少奇全力主持四清運動近一年時間裏，毛對劉少奇指導四清運動的一系列做法均表示支持。毛澤東之所以支持劉少奇，乃是劉少奇的左調均來源於毛本人，劉少奇的若干「新語言」，也是在毛的左調基礎上的發揮。一段時間內，毛澤東對劉少奇的工作顯得心滿意足。
事實正是如此，劉少奇的言論皆有源可稽：1964年初，王光美向毛匯報桃園大隊的一些幹部多吃多佔，毛澤東說，根子在上面。「紮根串聯」一說，最早版本也屬於毛澤東。早在1961年1月，毛就提到要派大批幹部下鄉，深入「紮根串聯」。1963年5月，毛澤東又再次強調「要採取紮根串聯，依靠貧下中農這一套辦法」。1964年6月，毛澤東提出全國1/3政權不在共產黨手裏。1964年8月底，毛同意向全黨轉發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毛澤東還稱讚過劉少奇給江渭清的信。1964年9月25日、10月18日，毛澤東兩次對劉少奇給江渭清的信寫下批語。毛在批語中給劉少奇寫道：「看了你這封信，覺得實在好」，「存在着的問題，正是要照你寫的那樣去解決」。毛澤東並對劉少奇的信作了親筆修改，添了一些如何正確認識客觀真理等具有毛氏特色的領袖型哲學訓示，並指出如不這麼做，「則官越大，真理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江渭清回憶錄》完全迴避毛曾參與劉少奇信一事。）
毛澤東為甚麼忽然轉變對劉少奇的態度？結合1964年下半年劉少奇的一系列舉措，即可發現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乃是事出有因、有跡可循的。劉少奇不經意中已在好幾個問題上招引毛的忌恨：（1）蹲點問題。劉少奇在1964年夏四處遊說，其間還曾返回北京，於8月1日向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幹部講過一次。劉少奇宣稱，若不蹲點，則無資格做中央委員、省委書記、地委書記。在這段期間，劉還反覆強調，不參加四清，就沒有領導四清的發言權。劉少奇的這些話本無影射毛澤東之意，但是在極度敏感的毛那裏，劉少奇的這番話用意險惡，有逼宮之意。在中共上層人人皆知，1961年劉少奇曾在湖南寧鄉老家蹲點44天，而毛從未蹲過點。（2）「調查會過時論」。劉少奇宣揚，深入了解基層的不二法門是「紮根串聯」，開調查會已不能接觸農村真實情況，因為基層幹部大多有問題。開調查會為毛澤東發明所創，如今劉少奇予以否定，被認為有貶毛之意。（3）批江渭清的教條主義問題。劉少奇批評江渭清將毛澤東着作當作教條，矛頭直指對毛的個人崇拜潮流，明打江渭清，實攻毛和林彪。（4）「大捧王光美」。劉少奇親自出馬，讓王光美在全黨登台亮相，使毛澤東感到劉少奇夫婦的行動對他的權威已構成威脅。毛對「桃園經驗」的態度全憑他對劉少奇好惡的增減而轉移。1964年春夏，當幾個領導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討論四清問題時，有領導人提到王光美搞四清的經驗很好，毛澤東說，那就請王光美同志來講講嘛。劉少奇的司機當即從人民大會堂回來把王光美接去。王光美在會議上講了以後，與會者認為這個經驗可以推廣。毛澤東說，就請光美同志做四清的顧問吧。然而一旦劉少奇果真這樣幹了，毛澤東態度很快就改變，迅速地將「桃園經驗」看成是劉少奇意欲分庭抗禮的罪證。（5）劉少奇呼風喚雨的能量之大，使毛澤東由驚生恨。1964年夏，在劉少奇的力促下，一聲號令，全國一百五六十萬幹部參加城鄉四清，此舉最終導致毛對劉的深刻忌恨。正是上述因素在毛澤東胸中日益發酵，1964年12月，毛澤東開始向劉少奇發難，對劉少奇的態度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變。
1964年12月15日，由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工作會議，與會者包括各大區書記和各省委第一書記。正在蹲點的江渭清沒有接到參加會議通知，原計劃由陳毅來華東時向江渭清傳達會議精神，而其它地方領導人則中斷蹲點，前往北京赴會。顯然，不讓江渭清與會可能具有某種含意，毛澤東當即注意到這一點。毛澤東在會議開始時命江渭清趕到北京參加會議，當時誰也沒料到毛澤東幾天以後會向劉少奇發起突然襲擊。
1964年12月20日，舉行了一次小範圍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劉少奇在講話中談到當前運動中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運動的性質就是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毛澤東聽到這裏，忽然打斷劉少奇，當即反問：甚麼性質？反社會主義就行了，還有甚麼性質？毛澤東隨即嚴厲指責四清運動中的「大兵團作戰」、「紮根串聯」等方法。
過了幾天，12月26日，毛澤東又在他的71歲生日宴會上不指名地指責劉少奇：我是沒有下去蹲點的，所以沒有甚麼發言權，甚麼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的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中央有的機關搞獨立王國，黨內有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云云。
江渭清在回憶中提到，就在會議期間，毛澤東找江渭清面談，問到他對劉少奇的批評檢討了沒有？毛澤東話中有話地說：「沒有甚麼了不起，就是這麼一回事。你感到批評對的，就檢討；不對的，就申訴；申訴還解決不了，就等歷史作結論。」也許毛澤東已覺得再沒有必要搞障眼法，乾脆把與劉少奇的矛盾在江渭清面前挑明。會議期間，毛澤東當着江渭清和劉少奇的面，直截了當地說：「少奇同志給你的一封信，是錯誤的。你的意見是對的，少奇意見是錯誤的。」
接下來的，就是毛澤東向劉少奇的連番進攻。1964年12月28日，1965年1月3日、5日，毛澤東連續攻擊劉少奇，最後以《二十三條》文件的形式將毛指責劉少奇的觀點納入進去。劉少奇在毛的進攻下，節節敗退，其威信遭到沉重打擊。
從1965年1月起，在形式上，劉少奇雖還是中共第二號人物，但是在黨內地位已日益衰弱。據其它資料透露，1965年初，劉少奇在周恩來、賀龍找他談話希望他主動向毛澤東致歉後，曾找機會向毛澤東作了「自我批評」。毛似乎寬諒了劉。在這此後的一個小型會議上，毛澤東當着一些領導人的面說：「我批評了少奇同志了，但你們今後還是要聽他的話喲！」
然而，這是毛澤東故意施放出的煙幕彈，毛澤東已決定要搞掉劉少奇。1965年夏，劉少奇接班人地位將由別人取代的消息，已在極小的範圍內傳出。據王稼祥夫人朱仲麗回憶，1965年秋，周恩來奉毛澤東命去看望已賦閒幾年的王稼祥，周恩來對王稼祥說，接班人可能是林元帥和鄧總書記。
1965年11月，毛澤東離京，開始他「偽游雲夢」，密謀倒劉的部署。不久，中南海的劉少奇辦公室收到一份無抬頭、無署名，打印在一張白紙上的毛澤東在外地與幾位負責人的談話記錄。這份文件是哪一個地方領導人通報給劉少奇的？近年披露此則消息的是劉少奇當年的機要秘書，但他未加以說明。據這份神秘的文件記載，毛澤東在談到四清運動時說：「王光美在河北省搞四清，河北省領導不了，華北局也領導不了，是他（指劉少奇）親自領導的。他有他的長處，我有我的弱點。他有一股硬勁，我愛妥協。我說不行，他說行。……他是第一副主席，瞞不住他……。」
毛澤東的這番話撲朔迷離、暗藏玄機，對王光美的不滿是明白無誤的了。「我說不行，他說行」，是指劉少奇支持「桃園經驗」，毛反對「桃園經驗」，還是別有所指，毛故意閃爍其辭；「他是第一副主席，瞞不住他」，是否暗示不要把他的話傳給劉少奇？總之，毛為搞掉劉，實際上已向地方官員「打招呼」了。
據《江渭清回憶錄》記載，毛澤東1965年11月16日來到南京，江渭清向毛匯報時仍說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少奇同志信的精神進一步檢查省委的工作作風，毛澤東大為驚訝，問道：「你們還要做檢討？」江渭清按照官式語言回答：「主席的指示，少奇同志對我的批評，給我教育很大，每檢討一次就有一次的收穫。」
江渭清在毛、劉之間四平八穩的態度，無疑使毛澤東更堅定了把劉少奇搞下台的意願。自1964年12月，毛澤東當面向江渭清表明他對劉少奇的不滿，已經過去一年，地方大員仍將劉少奇奉為神明，依舊按照黨內的某種統一風格，在說着「老話」，這一切都令毛澤東對由他一手創造的龐大的黨機器產生出強烈的排斥。在毛想像中的世界裏，劉少奇已嚴密控制了全黨，而毛澤東的話已到了差不多沒人聽的地步。劉少奇下台後，毛澤東在歷數劉少奇「罪狀」時，曾經提到劉少奇責難江渭清一事。1966年10月24日，毛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召開的匯報會議上，指責「少奇說江渭清蠢，他自己就聰明了嗎？」（有關文革期間毛澤東為劉少奇給江渭清信指責劉少奇一事，在江渭清的回憶中隻字不提）。看來，圍繞劉少奇給江渭清信所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對毛刺激頗深，這也是毛澤東在扳倒劉少奇後，仍將各級領導幹部「一鍋煮」的原因之一。江渭清在回憶錄中寫道，在文革中，毛同意「點名」批判江渭清，但又不要將老幹部完全打倒，這使他感到費解。其實，毛只是要「教育」他們一番，要他們為昔日「聽少奇的話」付出代價。
在1964年末至1965年初，圍繞四清問題的爭論中，毛澤東與劉少奇孰是孰非？一般認為，劉少奇反對毛澤東提出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概念，乃是為了保護幹部。然而事實上，劉少奇在1964年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其言辭之左，與1947年劉少奇主持老區土改的過左政策如出一轍。1964年在大陸各城巿普遍上映的電影《奪印》，和被四清工作隊員視為「幹部必讀」的陳登科的小說《風雷》，均反映了劉少奇當時左的觀點。劉少奇雖沒有提出「走資派」的概念，但其左的精神與毛澤東並無二致。正是因為劉少奇的左調與毛的左調基本合拍，當時參加制訂《二十三條》的各地負責人，對該文件中提出的「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無特別的感覺。
1964年，劉少奇意欲在毛的框架下搞出新花樣，並試圖抗衡林彪。然而，在毛劃的小圈圈內做文章又談何容易？劉少奇的迂迴天地狹窄，註定跳不出毛的如來佛掌心。劉少奇本欲求神，卻把災難請下來，這也是劉少奇始料不及的。
在中共核心層領導中，劉少奇素有個性謹嚴、善於自製的名聲，其實劉少奇的謙和多表現在他受毛澤東的指責以後。1953年高崗四處遊說反劉，當毛拋棄高崗後，劉少奇仍堅持要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做自我批評。1965-1966年文革前夕，劉少奇更是表現得特別平和、低調，他知道毛澤東對其不滿，但沒有任何「抵抗」的舉動，而是一有機會就進行檢討。1966年5月，毛澤東依例讓劉少奇主持清洗「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劉少奇在5月26日舉行的最後一次全體會議上，將自己從1927-1965年所犯的「缺點錯誤」事無巨細通盤鞭撻一遍。劉少奇幾乎是默默忍受毛澤東對他的封鎖和打壓，而在1964年他的權力趨於高峰時，他可以從濟南、合肥到南京，一路「發脾氣」。
1966年10月，毛澤東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躊躇滿志地在抖落他對劉少奇的怨恨。毛澤東口口聲聲說，他退居二線有意大權旁落，是為了樹立劉少奇的威信，其意在表明，劉不堪造就，辜負了他的栽培。然而，毛澤東何時真正退至二線？大政方針、用人大權，毛澤東何嘗一天松過手！當毛澤東看到劉少奇積累的威望和影響力在1964年有相當發展時，毛就決定要廢黜劉少奇，甚麼「形左實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矛盾」等等均是飾詞。
毛澤東惦記着江渭清。1967年2月，毛命周恩來用專機將江渭清等幾個華東地區省委第一書記接到北京的京西賓館，使江渭清擺脫了被造反派批鬥之苦。1975年，毛澤東又重新起用江渭清，任命江為江西省委第一書記。直至1982年，江渭清返回南京定居，轉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江渭清早年投身革命洪流，中年後長期身任封疆大吏，在風雲莫測的毛時代，練就了一套極為豐富、熟稔地應對北京的為官之道。在反右、反右傾的風暴中，巧妙地維護了地方的利益，又以不投機、不取巧而得以在60年代中期的毛、劉爭執中避禍與身，終於渡過了文革的劫難。江渭清現已87歲，如今細細檢索當年舊事，雖在不少涉及敏感的地方多有避諱，但總體上仍不失客觀和真實，其回憶錄稱得上是一部頗為珍貴的中共地方政治生態學的實錄。它展現了地方與中央各種複雜的、起承轉合的關係，不僅是可供研究的樣本，亦是一部毛時代地方官員的「心靈史」。筆者讀之，眼前浮現出50年代後在江蘇大地上所發生的革命、改造、鬥爭的一幕幕景象，更生出無窮的慨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