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鳴的雞一鳴驚人
何清漣先生於2015年5月8日在溫哥華的一場學術會議上說：「我預測中國股市在一個月之內大跌，而且會一蹶不振！」其時中國股市牛氣沖天，一周之後果然大跌，一瀉千里。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一名深圳媒體人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書《中國的陷阱》，隨後該書以《現代化的陷阱》在中國大陸出版發行，引起海內外轟動，一時洛陽紙貴。這個媒體人就是何清漣先生。
何清漣祖籍湖南，1983年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學歷史系獲得學士學位，1988年畢業於復旦大學經濟系獲得碩士學位。在讀研究生期間，她就寫出了《人口，中國的懸劍》，收在八十年代著名的新啟蒙學者群創辦的《走向未來》叢書中。1997年《中國的陷阱》出版之後，相繼又發表長文《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經濟學與人類關懷》、《我們仍然在仰望星空》，一炮比一炮響，炮炮走紅。
中國當時的有關部門和領導對《現代化的陷阱》有三種觀點：第一、這部書極其反動，全面否定改革，作者應當抓起來嚴懲。第二、這是一部善意地警示改革艱難性和複雜性的好書，作者滿懷愛國熱情，全面系統地預測了改革開放可能出現的問題。第三、這是作者獨立思考的學術型著作，無需大驚小怪。
汪道涵先生對何清漣的《現代化的陷阱》推崇備至，將此書以禮品送人。杜潤生老人見到何清漣先生時緊握其雙手連呼多遍書名：「陷阱，陷阱，陷阱……」
獨立的思想，懷疑的精神，批判的勇氣，悲憫的情懷，良知的擔當，自由表達觀點的追求，這些都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靈魂核心。但是，中國經過文化大革命和一系列的政治高壓事件，使得整個知識界不是啞口無言，就是謊話連篇。即使港台地區的知識分子諸如李敖和龍應台之流也是「發行量優先」，對大陸的經濟文化和政治毫無批評之貢獻。何清漣先生作為我們本土的經濟社會學家能夠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僅其勇氣就是鳳毛麟角！有位著名的學界領導說：「何清漣就像早鳴的雞，叫的太早討人厭！」
何清漣先生因為一系列的經濟社會研究成果，在國際上聲名鵲起，北歐三國的駐華大使到深圳拜會，美國駐華大使陪同克林頓總統經濟顧問到深圳訪談，瑞典、台灣、美國等學術機構紛紛邀請蒞臨講學。與此同時，截然相反的是何清漣在國內遭受了降職、撤職、監視居住、跟蹤等。2001年，何清漣先生為了不再生活在監控之下，滿懷惆悵地隻身「逃亡」美國。
猴子、敵人和醫生
製造、傳播和維持恐懼感，是獨裁專制者的殺手鐧。
恐懼的傳播和維持原理符合帕斯卡定律：加在密閉液體上任何一點的壓力，此壓力必增值瞬時間傳至靜止流體各點。封閉的社會就像封閉的容器，民意如流水，社會管理系統就像「水壓機」。
一群猴子被關在籠子裏，只要有一隻猴子搶香蕉吃，就把全體猴子挨個暴打一頓。幾番實驗之後，只要有一隻猴子搶香蕉吃，其它猴子就會群起而攻之，根本就不需要站在籠子外邊拿棍子的人動手。即使那個拿棍子的人已經立地成佛了，或者也被關到籠子裏了，猴子依然會習慣性地維持和傳導恐懼。人類除了比猴子精外，更會自我閹割，自動成為思想言論和行動的太監。
在美國居住了15年的何清漣先生，心無羈絆和恐懼，已經是世界級的著名思想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但同時也是一個熱愛生活而且認真生活的女人。她的不同之處在於知識智慧和境界比普通人更會思考、也更多一些責任感和使命感。她是中華民族優秀兒女的代表、也是我們全球華人的驕傲！
何清漣先生說：「《現代化的陷阱》出版後，有人把我當做了國家的敵人！其實，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確確實實寧願當年對中國社會的未來發展趨勢的預測是錯誤的，因為避免書中的預測結果發生在中國，正好是我寫作此書的初衷。」
西方國家專門成立官方發對黨來監督和批評執政黨以及政府，中國在晚清時期就有了類似議會的「咨議局」。我們應當有時代的自信，制度的自信，大國的自信，大黨的自信。如果我們連幾句批評的話或幾個「花崗岩腦袋」都容不下，我們談何大國崛起和大國地位？
我深信這些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正是因為愛國，他們才會發表自己獨立的學術觀點。如果因為不會說假話或不願意說「順話」或唱「頌歌」，甚至對政府或者對政黨有批評或不合時宜的建議，就把這些具有獨立思想、懷疑精神和批判勇氣的知識分子打入「國家的敵人」之陣營，那不僅僅是他們個人的悲劇，也是國家和民族的悲哀！
我深信這些知識分子是我們國家最寶貴的「國醫」，是當代國家的「扁鵲」。國家面對「國醫」至少不應當諱疾忌醫！
港台和大陸地區的朋友們共同高度關注中國經濟社會的今天和明天。最近，我專程前往美國何清漣先生家裏拜訪這位「國醫」，以下是我們兩人的對話，與您分享！
中國掉陷阱里了
劉乃順:十八年前您發表了《中國現代化的陷阱》，對中國和國際產生了重大影響。請問您在書中預測了什麼，如果說這部書是預言書，請問您預言的準確率如何？
何清漣：我書中預言的陷阱，都變成了現實，中國是不可避免地掉進陷阱里了。國有資產的嚴重流失，圈地運動社會撕裂，農村惡勢力的滋長，黑社會的興起，人口增長的壓力，失業大潮的出現，貧富差距的巨大，社會分配的嚴重不公，生態環境的破壞污染，權力市場化的高度政治腐敗以及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銳激化等等，我所有預測的最壞結局其實都已經出現了，有的情況甚至比我預言的還嚴重。有人開玩笑說：「中國就是按照你的預言一步一步走到陷阱里的!」
最好的外科大夫不能給自己動手術
劉乃順：當年你預言了陷阱，是否還在當年提出了防止掉入陷阱的措施？
何清漣：應當說提出了措施：比如反腐：我是中國最早提出制度性反腐概念的人。1998年夏天，中紀委請我去北京開會，談反腐敗的問題，由紀委副書記主持。我的觀點是高層自律和他律相結合。既要高層做出自律的表率，比如說總書記的兒子不經商，又要外部監督有制度進行他律，因為最好的外科大夫不能給自己動手術，再快的刀子也砍不到自己的刀背上。自律和他律如果做不到，反腐敗是沒有希望的。
再比如說：經濟發展，公平優先，我在陷阱中也談的很清楚。發展要兼顧公平，一定不能犧牲環境，透支環境。如果犧牲環境，等到問題非常嚴重時再來做，那就為時已晚了。不過，當時我的研究重在和預測「陷阱」，相關的措施並沒有寫成可以操作的條陳。即使當時把措施一條一條寫出來，中國也做不到。
不喜歡帶來壞消息的人
劉乃順：這個話題很沉重。一個很愛國的女人，很細心地搜集和研究資料，做出自己獨立專業的判斷，提出了中國的陷阱，實際的目的是讓中國不要掉到陷阱里去。最終，中國還是掉進了陷阱了。
何清漣：《現代化的陷阱》這部書在全國引起轟動，黨內爭相議論，知識界紛紛傳閱，有很多政府官員推薦給屬下，也有不少大學老師推薦給學生。大家都覺得我們的改革會有有問題，但是沒有人敢於指出來。正常點的情況是鼓勵大家找毛病，群策群力，集思廣益，然後制定因應方案和策略。有則改之，無則防之。就我的這部書而言，至少揭示了改革的艱難性和複雜性。但是，執政黨的傳統往往是不喜歡帶來壞消息的人，甚至要射殺帶來壞消息的人！帶來壞消息的人其實往往是本着對國家負責任的良知提出忠告或警示，遺憾的是忠誠直言，往往被誤會為反對，甚至有意曲解為別有用心。我們國家在這方面的教訓太深刻了，悲劇數不勝數。
路徑依賴和公地的悲劇
劉乃順：從你自我反思的角度講，你十八年前對今天中國陷阱預測的深度和廣度夠不夠？今天回頭看，中國現代化的陷阱是否可以避免？
何清漣：當時僅僅是研究中國的問題，還是有局限性的。但是，當我出國之後，大大擴展了我的國際化視野。把中國問題放在了國際大背景下，以及把中國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放在一起來看，感觸就更深了。應該說有一種宿命感。就是說當時中國為什麼會走到現在這樣子，現在越來越相信，制度性經濟學家道格拉斯的路徑依賴學說：一個國家將來會是什麼樣子，就要看現在這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路徑，還有傳統影響等等。以此觀之，中國落到今天，有種宿命感。這與制度有關，比如環境生態問題：公有制是說起來人人有份，個個都是主人，但是到最後誰都不愛惜她，就叫做「公地的悲劇」吧，誰都可以支取，但誰都不負責。資源的問題其實也是「公地的悲劇」。財產不能公有，權力不能私有。中國的現實和經濟社會學的原理有時是背道而馳的。中國的政治，文化，社會結構以及中國經濟在國際大環境的位置等，都決定了中國現代化陷阱的不可避免性。
身份型社會和契約型社會
劉乃順：您如何看待文革和今日社會的發展與進步？
何清漣：文革時期和文革前的一些政治運動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政治上最反動，經濟上最落後，人最愚昧。這個時代是「逆向身份歧視」，就是以家庭出身和血緣關係，什麼右派，什麼黑五類，什麼資產階級牛鬼蛇神，恨不得把祖宗五代都拿出來批倒批臭，不給他們的子女升學，不讓當兵，不給就業機會等。這種政策就是鼓勵愚昧，鼓勵沒有文化和知識的人當家作主。鄧小平的改革做法顛覆了毛澤東的政策，給了中國人新的機會，強調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科技也是生產力。特別是恢復高考，打破了身份限制，讓一大批政治賤民即出身黑五類家庭的人有了上升的通道和脫穎而出的機會。你我都是鄧小平恢復高考之後才有了發展機會。80年代選拔人才需要知識化、年輕化、專業化，平民子弟中的優秀人才得到晉升，高幹子弟如果未能進入大學就無法進入幹部隊伍，機會相對公平。到了90年代中期後，隨着教育產業化和大學擴招，方便了一些不合格的官員子弟進入大學，優秀平民子弟的優質就業機會就被擠掉了，中國有重新回到身份型社會的明顯特徵。身份型社會就是根據你的出身血緣、財富、家世和權勢來決定你在社會中的位置和上升管道，而契約型社會是憑藉你的能力和努力。人類社會的進步就是從身份型社會向契約型社會前進。現在又回到了身份型社會，出現什麼官二代，紅二代，傳承父母的資源。這是社會退步的表現。
一塊石頭兩隻貓，三條魚和四隻雞
劉乃順：您在《中國的陷阱》一書中畢竟揭露了改革的陰暗面，您是不是對中國改革持否定態度？
何清漣：改革有陰暗面不等於否定改革，就像有黑夜或陰影但不能否定太陽的光明和熱量。鄧是那一代人走的最遠的人，沒有鄧就沒有今天。即使中國改革掉入了陷阱，出現一些社會問題和政治經濟問題，但是這些問題都怪到鄧小平頭上是不合適的。當然，從批評的角度講，鄧小平作為總設計師，其「摸着石頭過河，白貓黑貓，三個有利於和四項基本原則」可以歸納為「一塊石頭兩隻貓，三條魚和四隻雞」。鄧小平的改革政策體現了鄧小平的實用主義精神，但用在政治上就變成無原則的國家機會主義了。繼任者再發揮一下，變成了一切向錢看，以金錢與實利為導向，不講究政治道德底線，最後形成今天這種社會利益格局。
不管如何說，鄧小平解放了中國的思想和生產力，使國家有了大的發展，使後邊的領導人有足夠的機會來改善。
國家發展的四大支柱
劉乃順：您認為中國陷阱有多深？
何清漣：這個陷阱非常深，深難見底。一個國家的生存與發展有四大支柱：第一根支柱是生態資源系統。這是國家的生存基座和本錢。中國的水污染非常嚴重，食品安全觸目驚心。80%的地下水受到污染，67%的地下水不可以飲用。每年死於空氣污染的人口高達幾十萬，土地重金屬污染三億多畝，輕度污染的多到無法計算。中國的生存資源已經破壞消耗的基本殆盡，資源高度依賴進口。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農業人口，但是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進口國，小麥，大豆和玉米三大口糧都要進口才能維持糧食保障。從生存基座來說，過去可以自力更生，自給自足，現在關起門來就得餓死人，絕對不能自給自足了。第二根支柱：工作機會。中國有9.6億勞動人口，3.24億失業人口，失業率高達33%。不可以設想一個國家有這麼多失業人口還能平安過好日子。莫巴拉克的埃及，卡扎菲的利比亞，本阿里的突尼斯，都是因為失業人口過高引發了「阿拉伯之春」。第三根支柱：倫理道德。倫理道德的核心是信用，分四個層次：國家信用、政府信用、商業信用與個人信用。國家信用又可稱之為制度信用，是國與國之間的信任關係。中國的國家信用並不好，許多國家是不信任中國的，中國原來要融入國際社會，現在要主導國際規則，引起了美國的反彈。周邊國家的關係也很緊張。政府信用是政府和民眾之間的信任關係，目前中國老百姓根本不相信政府說的一切，政府樹立的英雄和領袖，老百姓不但不相信，反而經常用各種段子與政治笑話加以解構，所謂宣傳完全陷入了傳播失靈狀態。商業信用是指企業和企業之間、企業和銀行之間，企業和消費者之間的信用。以企業與銀行之間的信用為例，中國銀行的壞帳率相當高。2015年10月，中國銀監會發佈的銀行壞賬率是1.5%，但國際金融業分析師一致認為，中國真實壞賬率可能高於官方數據，其中，法國里昂證券（CLSA）估算中國銀行業的壞賬率可能高達8.1%，是官方數字1.5%的6倍之多。這意味着中國銀行業有7.5萬億元人民幣的資本缺口，超過中國GDP的十分之一，這當然都是企業信用不好所造成的。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信用也很不好，以食品生產為例，中國食品生產極不安全，有害食品泛濫成災，連合格奶粉都生產不了。中國倫理道德最基本的核心價值即信用被從國家、政府、商業和個人四個層面破壞無遺。第四根支柱也是中國現存的最後一根未倒塌的支柱，即政治強權。中國的政治強權現在必須以暴力與謊言維持。一個國家如果僅僅是依靠暴力和謊言或愚民政策統治或管理，只能說極不正常。
教育和文化上挖的「坑」
劉乃順：您認為中國陷阱有多寬？我擔心的是中國文化和教育也掉到了陷阱里！
何清漣：中國用暴力推翻了舊世界和原來的國民政府，在某個特殊階段比如建政初期為了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宣講暴力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還可以理解。但是，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一個政府，在取得政權成了統治階級之後，還天天灌輸馬克思暴力革命那一套。馬克思鼓吹剝削有罪，將資本與勞動的關係看作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鼓勵大家推翻剝削階級。由於長期教的就是這一套，所以社會底層一旦不滿，就用馬克思的剝削理論解釋自己的處境：我們之所以窮，就是那些有錢人剝削了我們，侵佔了我們的資源。我們要打倒土豪劣紳，打倒一切日子比我們過得好的。整個社會底層仇官仇警、仇富猶可，甚至仇恨依靠技能謀生的中產。中產階層本是聯繫社會上層與下層的橋樑，但現在中國的中產階層經濟上壓力很大，政治上毫無權利。既不滿意高層的控制與自身的無權狀態，又害怕底層的仇恨情緒。國內毛左流行，相信馬克思主義，剝削有罪。文革的餘孽和遺風依然存在，暴力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市場土壤還一如既往。這都是執政黨自己給自己在挖坑。
文化的價值在於傳承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因素並尊重思想的多元性，教育的作用在於培養人的思考能力，大學教育本來就是培養人的批判與懷疑精神。但中國的教育體制貫穿的是中共的意識形態教育，既消滅了傳統文化中最寶貴的部分，又消滅了多元性，教育中最寶貴的獨立思考、懷疑與批判精神全都閹割掉了。
中國經過打土豪分田地以及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包括文化大革命，已經徹底破壞或消滅了傳統文化。而中國式的教育，導致整個中華民族都在退步，離世界先進文明社會的距離越來越遠。
階層和階級的天壤之別。
劉乃順：1938年，梁漱溟騎着毛驢走8個月，從國統區，穿過日佔區，抵達延安，就中國是不是存在階級，與毛澤東進行了多次長談，甚至是徹夜長談。梁漱溟堅持中國沒有階級，只有階層。但毛澤東堅持中國有階級，必須進行階級鬥爭。我知道你還寫過《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請問階級和階層有什麼區別？
何清漣：《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是《中國的陷阱》的續篇或姐妹篇。階級是政治名詞，是馬克思造出來的一個概念，用來闡釋他那套關於剩餘價值、勞動價值論等理論。這個「階級」論把生產幾要素對立起來，比如只承認勞動的價值，認為勞動創造一切，否定資本與土地作為生產要素的價值，認為資本家通過資本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地主通過佔有土地剝削農民的生產剩餘，撕裂和製造社會對立。以馬克思主義指導的共產主義實踐是人類社會的一場災難，也是中國20世紀革命的悲劇根源。階層是一個社會學名詞，有三個指標：政治地位、經濟地位和職業的社會聲望。西方喜歡用階層，中國喜歡用階級。階級是對立的，你死我活，你興我亡，有你無我。階層是種社會身份符號，只有一個社會有上升通道，每一個低階社會成員，都能夠通過努力奮鬥，變成上等階層，比如美國的工農階層，大都希望子女通過讀書變成中上等階層,而不是去打倒上層階級。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觀念是：階級利益不可調和，只有打倒你，我才能變成上等階層。其實，以中國文化大革命為例，打倒了不少所謂學術權威與知識分子，讓貧下中農與工人階級當了領導階級，但他們除了自我感覺好一些，實質上還是下等階層，特別是其精神世界與文化水準。
中國的問題是世界問題的一部分
劉乃順：世界上是不是僅僅中國掉入了陷阱？
何清漣：時至今天，中國問題早就不止是中國的問題，很多國家把本國經濟發展的夢想建立在中國經濟的繁榮所需要的龐大市場需求上。中國顯然處在世界經濟的一個關鍵位置，中國經濟衰退，全世界都受影響。中國減少大宗商品的需求，比如能源、鐵礦石、農產品，很多國家的相關行業就受影響，失業增加，生產衰退。我剛寫過一篇《中國經濟衰退，多國發展夢碎》。全世界都到了轉折點，中國的問題現在只是世界問題的一部分。
何清漣：中國現在面臨六大困境，沒有辦法擺脫。一是世界工廠衰落，產業結構調整艱難；二是龐大的失業大軍不好解決就業；三是資源危機嚴重，對外高度依賴；四是地方政府深陷債務危機；五是金融危機，壞賬和超發貨幣形成巨大的流動性過剩；六是分配嚴重不公，貧富差距很大。
何清漣：歐盟的債務危機、難民危機以及高福利帶來的全社會懶惰且喪失創造力；中東的阿拉伯之春變成了阿拉伯之冬，突尼斯，埃及、敘利亞和利比亞等國2011年發生的所謂「民主革命」使得這些國家都比原來更差。突尼斯和埃及等國原來都是因為經濟衰退，年輕人找不到工作，從而引起革命。但是革命之後，並不能解決失業問題，不但沒有增加工作崗位和就業機會，失業問題反而更加嚴重。目前，全世界只有美國好一些，因為其不僅是農業大國，科技大國，資源大國，教育大國，工業大國，還是軍事大國和經濟大國。
中國走出陷阱的兩種選擇
劉乃順：中國如何才能走出陷阱？如果今天你寫一本《走出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你將如何寫？
何清漣：我寫不了這本書，因為並沒看到有走出陷阱的希望。如果非要說有辦法讓中國要走出陷阱，只能是自然的過程，通過犧牲幾代人的利益去用時間慢慢地解決。另一種選擇就是當局採用開明專制的辦法，從實行地方自治開始，慢慢走向民主。
劉乃順：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任何人的生命和生活都不能代替自己的生命和生活。所以用漫長的自然法則犧牲幾代人的利益被動地走出陷阱，就是對這些被犧牲者的嚴酷和不公平。對國家和個人而言，還是採取開明專制的地方自治較妥。
阿波羅網刪除了劉乃順此文對中國陷阱的更多個人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