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對待外國老朋友，那可是沒說的，要多好有多好。
就拿西哈努克來說吧，他在1970年3月，被柬埔寨內閣首相朗諾推翻，罷黜國王身份，判處死刑，只好流亡中國。當時正是文革時期，自己都有點自顧不暇，但官方對他的待遇依然保持在最高水準。
中國政府提供給他的官邸，是前法國駐華大使館，廚師是從上海請來的西餐名廚郭萬棠，保健大夫是北京醫院的金玉如。金玉如率領的醫療專家組除了負責一般疾病防治外，還為親王制定了嚴格的飲食計劃和健身計劃，包括對親王的體重也有明確的要求：最好是73公斤。
至於道義上的支持就更不用說了，當年5月5日，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就在北京宣告成立。在這個特殊的流亡政權中，西哈努克親王任國家元首，賓努親王任政府首相，在柬埔寨境內作戰的喬森潘任副首相。
相比西哈努克親王受到的優厚待遇，其他一些同樣被稱為老朋友的老外們，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馬海德是1936年和斯諾一起到達延安的，他擔任了八路軍的衛生部總顧問，1949年之後又第一個加入中國國籍。照理，這樣的資歷要算很深厚了，但文革期間，馬海德仍然被懷疑為外國間諜，遭到抄家，所有的英文信件、資料，包括當年毛澤東的病歷等資料全被抄走。從那以後，馬海德被人24小時監視跟蹤，家中的電話被竊聽，家門口還有暗哨盯梢。
更令馬海德難堪的是，他親自籌建的麻風病研究中心，被無端污衊為「修正主義的窩子」，麻風病防治隊被解散，他也被調到北京阜外醫院，成了一名治療皮膚病的普通門診醫生。
當時，曾有朋友建議馬海德帶着妻兒離開中國，回到他真正的老家美國去，但馬海德拒絕了這個建議，他說：「我愛這個國家，我愛她的人民。」
當時，另一位老朋友、新西蘭人路易·艾黎也被懷疑並遭到迫害。幸運的是，宋慶齡站出來幫助了他。1968年8月31日，宋慶齡冒着風險為他寫了一份證明信。宋慶齡列舉了艾黎對中國革命的種種幫助，他支持抗戰，創辦工合組織，為和平奔走，是和白求恩大夫一樣的國際主義戰士，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因為這封信才讓艾黎免遭了許多厄運。
另有一些外國老朋友，像斯特朗等人，他們既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曾是文革的積極參與者。比如和馬海德一樣在革命年代來到中國的美國人陽早、寒春夫婦，他們貼出了一張大字報，後來被譽為「外國專家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題目是《給外國專家局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寫道：
為什麼在世界革命的心臟工作的外國人被推上修正主義的道路？是哪個牛鬼蛇神指使給外國人這種待遇的？在中國工作的外國人，不論他是哪個階級，不論他對革命是什麼態度，都受到「五無二有」的待遇：
「五無」：一，沒有體力勞動；二，沒有思想改造；三，沒有接觸工農兵的機會；四，不搞階級鬥爭；五，不搞生產鬥爭。「二有」：一，有特高生活待遇；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制定這種待遇是什麼思想支配的？這不是毛澤東思想，這是赫魯曉夫思想，是修正主義的思想，這是剝削階級思想。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結果又是什麼呢？
1.使那些要革命的外國人不能掌握毛澤東思想，只能在口頭上說條條；
2.使革命的外國人革命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義道路去；
3.阻礙在中國的外國小孩成長為堅強的革命者；
4.把革命的外國人和他們的中國階級兄弟隔離開，破壞他們的階級感情，破壞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我們認為這不是個別人的問題，而是關係到世界革命的原則的問題，我們堅決反對這種待遇。
我們決心要成為堅強的革命者，成為堅定的反修戰士。為了把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我們決心鍛煉和考驗我們自己。我們的後代必須成為堅強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決不允許他們變成修正主義分子。因此我們要求：
1.以階級兄弟看待我們，而不是以資產階級專家看待我們；
2.允許並鼓勵我們參加體力勞動；
3.幫助我們進行思想改造；
4.允許並鼓勵我們緊密地結合工農群眾；
5.允許並鼓勵我們參加三大革命運動；
6.我們的孩子和中國的孩子，受到同樣的待遇和嚴格的要求；
7.生活待遇和同級的中國工作人員一樣；
8.取消特殊化。
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成為毛主席所要求的革命者。
大字報結尾，是一連串當時流行的革命口號。可以看出，大字報的核心內容是要求不搞特殊化，若不考慮那些文革式的口號和階級鬥爭的思維，其表達的思想本身並無不當之處。
陽早和寒春的大字報貼出後，毛澤東做了批示。四天之後，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成了第一個參加造反派組織的外國人。不久之後，《人民日報》發表了一張斯特朗戴着紅衛兵袖章請毛澤東在她的《毛主席語錄》上簽名的照片。
造反之風很快彌散到當時在京的外國人群體，他們建立起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團」、「國際燎原造反隊」等組織。馬海德知道後，不屑一顧地說：「要是白求恩活着，才不會這麼胡來呢。」
馬海德說這些造反組織「胡來」，並不過分。一個事例是：在當時突擊進行的《毛主席語錄》外文版翻譯工作中，因為兩位來自拉丁美洲不同國家的專家對某些詞彙的譯法產生了分歧，因而推遲了發稿時間，使西班牙文的《毛主席語錄》的出版落後於其他文本。這件原本很正常的事竟然被上綱上線，成了外文出版社走資派破壞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大罪，「白求恩-延安造反團」為此特別召開了批判大會。
這些外國專家造反派的做法，和當時的中國造反派一樣，也一度發展到了瘋狂的地步。唯一幸運的是，這些外國造反派們沒有像中國造反派那樣，把派系衝突發展為真刀真槍的武鬥。
文革的特點之一是，在複雜多變的形勢下，鬥人者很可能下一瞬間就變成了被鬥者，而外國人的特殊身份又極容易成為懷疑的焦點。
1967年9月，在開始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後，外國專家中的一些造反人物，紛紛被冠以「五一六分子」、「國際間諜」之類的罪名受到批鬥，有的被迫離開了中國，有的被抓進了監獄。
一度非常活躍的白求恩-延安造反團也受到波及，身為該組織主要成員的愛潑斯坦和妻子邱茉莉同時遭到逮捕。
愛潑斯坦的罪名是夥同他人陰謀篡奪對外宣傳的領導權，夫妻二人的共同罪名是國際間諜。愛潑斯坦後來回憶說：「對我們始終沒有正式的起訴，也沒有正式的審訊。」
這番遭遇令愛潑斯坦的思想受到了很大衝擊，面對監獄囚窗外的天空，他不斷地詢問「為什麼」？他堅信自己是清白的，時間一定會還他一個公道。
出獄後，邱茉莉認為一切精神折磨統統都是錯誤的。但愛潑斯坦則為關押他的人辯護：「這種做法用來對付無辜者固然是錯誤的，但用在有罪人身上，則可以迫使他們招供認罪——從而捍衛社會主義。」
當年被關押的外國友人不在少數。一對外國專家的長女莫妮克從正在留學的巴黎趕回中國參加文化革命，結果卻因為「帶回淫穢書籍」（實際上是很普通的法國愛情小說）而被投入監獄達三年之久。
僥倖沒被關押的外國友人，日子也並不好受。斯特朗的侄孫從美國來探望她，被外事部門拒絕，斯特朗寫信給周恩來，要求到柬埔寨首都金邊去見她的這個侄孫，也得不到回復。
年事已高的斯特朗健康日益惡化，終於在1970年初住進了醫院。她拒絕進食和接受治療，直到周恩來親自到病床邊勸告她，她才答應與醫生配合。周恩來下令通知她的侄孫前來中國，但為時已晚，斯特朗第二天就離開了人世。
像斯特朗這樣很有影響的老朋友尚且如此，其他在華的外國友人的處境就可想而知了。他們甚至連訂閱《參考消息》的待遇也被取消了。1968年，上面曾下發了編號149的通知，目的在於切斷外國專家的外文消息來源。
多年之後，鄧小平在愛潑斯坦70大壽的生日聚會上問愛潑斯坦：你在文革期間被關押了幾年？
愛潑斯坦說：「差不多有五年。」
鄧小平說：「還不及我，我關了六年。」
2024-05-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