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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定一反思曝光:若黨徹底腐敗人民可推翻

—長子上書胡錦濤 陸定一晚年十大反思曝光

陸定一:毛主席問「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他老人家是主張用「大民主」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去解決。如果是整個黨變質了,人民活不下去了,採用「二次革命」的辦法,推翻腐敗政權,這是對的,歷史上歷來如此。

中共開國元老陸定一(1906-1996)生前擔任中宣部長職務長達22年。在毛澤東發動的多次政治運動中,始終與毛站在同一陣線,文革初期卻因不夠「左」受迫害,關押獄中13年。陸定一去世10周年前夕,陸定一之子陸德整理出父親的十大反思上呈胡錦濤等中共領導人。2007年第4期《炎黃春秋》雜誌刊登《陸定一晚年的幾個反思》一文,摘發其中五大反思。

(炎黃春秋)編者按:由陸定一同志長子陸德整理的《陸定一晚年的幾個反思》,一共十部分,這十部分的標題是:一、如何對待歷史問題;二、毛主席犯的錯誤,我也有份;三、對林彪提出「四個念念不忘」的反思;四、懲治黨內腐敗問題,要有外力;五、黨的「雙百」方針,應該用「二元論」來解釋;六、對自由、民主的認識;七、共產主義事業是個漫長的歷史進程,我們過去理解得過於幼稚,犯了急躁病;八、共產主義事業必定會勝利;九、中國應該走一條不同於歐美「自由市場原教宗」理論的第三條路,來創建自己的改革發展模式;十、最終遺言。經作者同意定稿,本刊先摘發其中五部分,以饗讀者。

晚年陸定一與長子陸德

前言

2000年6月9日,是父親誕辰100周年,中央開會紀念了他。

父親多年負責黨的文化教育和宣傳工作,他提出了「新聞定義」、「教育方針」,並積極推動形成了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在知識分子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他是各共產主義政黨中擔任宣傳部長時間最長的人(達22年),是個馬列主義理論家;他又是被海外輿論界廣泛稱之為的「中共黨內的民主改革派」。

父親晚年,對他的工作和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些經驗教訓,進行了反思。我將他的部分講話和談話,進行了匯總和整理。父親雖已去世10年,但他的一些認識和提法,我認為至今仍有着參考價值和現實意義。

現把父親的部分反思內容,呈獻給大家。

陸德

2006年11月17日

如何對待歷史問題

——對歷史問題的處理和政策上,應「宜粗不宜細」;但對歷史教訓的分析和總結上,則應該「宜細不宜粗」。

對歷史問題的處理上(註:指《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央的政策是「宜粗不宜細」,這是正確的。這是要求從大局出發,認清大是大非問題,統一思想認識,而不要糾纏到具體的小事中,去計較個人恩怨得失。應拋棄前嫌,顧全大局,團結一致向前看。

但在對歷史教訓的分析和總結上,則應「宜細不宜粗」。總結是為了什麼?是為了不再重犯。對歷史性的錯誤,分析得越透徹、越準確,吸取的教訓才能越深刻,也才能防止重犯這類的錯誤。從「反右」、「大躍進」到「文革」,我們黨有過多少深刻的教訓?「一言堂」,我們又分析過幾次了?從分析陳獨秀的「家長制」開始,還不是屢析屢犯,就是不敢觸及到它是封建主義專制殘餘(的根子上)。為不重蹈歷史的覆轍,認真分析和總結歷史的教訓,是十分必要的。這是個「必要條件」。

恩格斯曾說過:「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的錯誤中學習來得快。」敢於承認錯誤並認真分析和改正錯誤的黨,才是偉大的黨。不要怕!(周)總理是黨內最敢於進行自我批評的同志,我遇見的就不下幾十次。但他在黨內的威望和人民對他的信任,卻是最高的。

深入分析得出的結論,還不是結束。一個結論的是否正確,還需經過時間的檢驗,才能完成一個歷史結論(正確與否)的全過程。

懲治黨內腐敗問題,要有外力

——懲治黨內腐敗,光有「自律」不成,還要加上「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的作用。

人民日報總編秦川的回憶文章說:1992年陸定一生日那天,對前來看望的秦川等同志講:「秦川,我們黨已經開始腐化了!」

執政黨的腐敗,是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問題。列寧從建立蘇維埃政權後,就一直十分重視這個問題,在黨內建立專門機構,監督和解決黨員幹部的腐敗。但是,有一個問題始終擺在這裏:反腐機構也是黨領導的,它要聽從黨的指揮,如果黨的領導人甚至一把手腐敗了,那麼該由誰來管?對這個問題,列寧也始終沒有提出解決的辦法來。

毛主席問「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他老人家是主張用「大民主」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去解決。如果是整個黨變質了,人民活不下去了,採用「二次革命」的辦法,推翻腐敗政權,這是對的,歷史上歷來如此。但如果全黨不是這種狀態,只是個別或局部問題,那就不能採用革命的辦法。在我們用革命的手段奪取了政權,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消滅了剝削階級之後,我們解決內部的問題,就不能使用「革命」和「暴力」的這種手段來解決問題。「文化大革命」就是個教訓。此時專政的職能,主要逐漸轉向對外,而對內部,則要建立民主政治,要靠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的力量,來解決貪腐問題。

靠「自律」解決黨內的腐敗,當然是個好的辦法。利用黨自身的力量和覺悟,加強自律,去克服貪腐。

但從社會學和管理學的角度,光依靠自律,是不能徹底解決黨內腐敗問題的。反腐中,自己既是「運動員」,又當「裁判員」,這在管理學中就會出現(功能的)「缺失」,達不到預期的管理效果。就像「自我戒煙」和「強制(加外力)戒煙」一樣,「自我戒煙」的成功率向來低於「強制戒煙」,就是因為沒有外力。也像治病一樣,小病可以靠「自愈」,大病就一定要用「外藥」,要外藥和內力一齊作用,才能治癒。內部的毛病越嚴重,就越需要用外力。

從管理學的角度看,黨的反腐問題,其「裁判權」和「監督權」,一定要放在外部。在自律的基礎上,再加上群眾和輿論的監督作用,才能更上一層樓。反腐的效果好不好,也要民眾說了才算,而不是自己。特別是在市場經濟下,權錢交易、權力資本化是個普遍現象,要增加反腐的透明度、增加群眾和輿論的監督作用,才能奏效。這種監督利大於弊,不要怕別人講話。對於群眾的意見和不滿,不要壓制,壓是解決不了問題的。要學大禹(註:因勢利導)而不要學他的父親鯀(註:圍、堵)。不管是好的意見還是壞的意見,都要妥善處理。對於執政的黨,它掌握着全部的「政府資源」,所以一定要強化外部的監督和制衡,才能有效抵制腐敗現象。香港的廉政業績,排在世界前列,其中有80%以上的案件,是靠外部的曝光和民眾的舉報。

要加強這兩種監督,就必須首先要加強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

黨的「雙百」方針,應該用「二元論」來解釋

——對待「雙百」方針,應採用「社會屬性」和「自然屬性」的「二元論」理論來解釋和執行,而不應用單純階級鬥爭的「一元論」理論來指導。

——在「社會屬性」方面,對行為主體知識分子的階級劃分,應看其政治表現,而不應以思想劃線。

——「社會屬性」和「自然屬性」中,自然屬性是「第一性」的,社會屬性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決定的。

——政策管理和「有為」、「無為」管理。

1956年4月(27日),我在中央《論十大關係》會議(註: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專題發言,(毛)主席很贊同,並被拍板確定為是黨的「雙百」方針。主席對「雙百」方針,是全力支持的,他的確希望我國的科學和文化藝術能有個蓬勃的發展。但到1957年,主席的態度有所變化。「反右」鬥爭後,雖仍一直提黨的「雙百」方針,但不能認真貫徹和執行了。

在文革被關押的13年中,我對林彪、四人幫批判我的(所謂)《反動鳴放綱領》(註:指陸定一的《雙百方針》講話)進行了反思,13年的反思,我愈來愈意識到:對「雙百」方針的理解,應該用「二元論」來解釋,而不能用主席「一元論」的思維來解釋。在這一點上,可能我與主席的思想是不同的。世界觀的轉變,是個長期的過程,在這一個長過程中,如何去看待知識分子,如何去貫徹執行黨的「雙百」方針,是個重大的問題。否則,一旦有個「風吹草動」,可能又會爆發個「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雙百」方針,從字面上好理解,但要從理論上理解,恐怕首先要分清是用「二元論」來解釋還是用「一元論」來理解的問題,以及,對知識分子的階級定位,這麼兩個問題。

對於「雙百」方針,我認為應採用「社會屬性」和「自然屬性」這「二元論」的觀點來進行解釋。主席支持百家爭鳴,但後來又提出百家爭鳴實際上是兩家,資產階級一家,無產階級一家。老人家把「百家」變成了「兩家」,把「學術爭論」變成了「階級鬥爭」,又回到了「社會屬性」這「一元論」的觀點上。郭沫若和范文瀾對封建社會的劃分是觀點不同的,吵得水火不容,你說定哪一家是無產階級的觀點,又定哪一家是資產階級的?學術之爭嘛,應該允許百家。

同樣,在「二元論」的「社會屬性」方面,又有個對行為主體知識分子的階級劃分問題。是以思想(世界觀)劃線,還是以政治表現劃線,這涉及到黨對知識分子政策是「團結」還是「依靠」的重大問題。在這方面,周總理「以政治表現劃線」的主張,是正確的。總理的主張,也教育了我。而林彪、四人幫的「以思想劃線」並施以專政的做法,是極端反動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個例證。

就像馬克思在「勞動二重性」和列寧在「企管二重性」(DualityofEnterpriseManagement)中所指出的,生產勞動、科學技術和管理都有其「社會屬性」和「自然屬性」這兩重性一樣,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對於學術、藝術、技術性的問題,同樣存在着「二元論」的概念。

在階級社會中,任何科學技術,都是為階級、為社會服務的,故有它的「社會屬性」,但是,任何科學和技術,又有它的「自然屬性」——它必須要符合其客觀的規律,符合自然規律性。原子彈、氫彈,只要研製它,就要符合裂變、聚變的規律,不遵照這一規律,哪怕你是社會主義,也造不出「兩彈」來。對這些屬於「自然屬性」方面的研究和發展,不能拿意識形態的東西去亂套。

馬克思主義是唯物的,自然屬性就是唯物的,是第一性的東西,意識形態是上層建築,是對社會的認識,它是第二性的。我們必須尊重第一性的東西,不能用第二性來否定第一性,扣上個「資產階級」的帽子,就否定了一切「自然屬性」。

我們應該堅持馬列「二元論」的觀點,不能用階級性、政治性這種「一元論」的觀點來對待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的研究和發展。凡是科學技術的東西,它的正確與否,只能從實驗中、從實踐中去驗證,而不是其它。

對「自然屬性」的問題,只有通過自由的討論、百家爭鳴、科學的論證來鑑別真偽,扣政治帽子是無用的,只能壓制了科學、藝術的發展。

我提的報告(註:指陸定一的「雙百方針」講話)中,除了不要隨意扣政治帽子外,在學術界內部,也不要有「門戶之見」,要一視同仁,平起平坐,平等討論,在學術上不要壓制、歧視對方。這是對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一個是外部環境,一個是內部環境,兩個條件缺一不可。

是不是說凡對科學和藝術動用政治干預,都是不對的?不是!「社會屬性」是它的兩大屬性之一。科學和藝術的發展,衝擊了社會,社會也必然對它有所反彈,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關鍵是如何掌握這個干預的「度」和標準。干預的目的,是要促其健康和蓬勃地發展,如果是促其衰退了,就是生產關係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那這種干預就錯了,就要反思。對科學和學術的問題,輕易動用運動和鬥爭的手段,是沒有長期效果,也達不到目的的。

當時,我雖然提出了要把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嚴格區分開來的主張,但是,對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等問題,還理不清,有偏「左」的認識,是周總理教育了我。總理把為誰服務的政治表現問題,作為劃分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唯一標準,而不是把世界觀作為評定的標準。這樣一來,「雙百」方針就完全解釋透徹了!(我曾問父親:「如改革開放中,又出現了剝削和資本家,知識分子又如何界定?」陸答:「這個問題,由你們去解決。」)

作為一個執政黨,主要要致力去抓大政方針,是要去創造出一個適合科學、文化藝術蓬勃、健康發展的大環境,如毛主席的「六項標準」,如黨的「雙百方針」等等,要在這些大的方面能「有所作為」,而對具體的學術、技術性問題,則應提倡「無為而治」,應以人為本,充分發揮每個科學家、藝術家和團體的積極性、創造性,發揮他們的潛能。「有為」和「無為」,是辯證的統一。

我們是一個政黨,而不是生產黨,也不是學術黨,很多東西我們不懂,也不可能全懂,什麼都要管,都要「越俎代庖」,想「事事有為」,結果反而會「事事不為」。

當然,唯物主義者一定要承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另一種屬性,即它的「社會屬性」,科學和技術是要為社會服務的。但這畢竟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決定的。沒有了屬於「自然屬性」這第一性的科學和藝術成果,你拿什麼去服務於社會?哪還有它的什麼「社會屬性」?早已不存在了!

對馬克思主義的「二元論」學說,不僅要重視對它二元論的研究,還要認真研究它的「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問題,研究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和相互轉換。沒有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和費爾巴哈的機械唯物論,哪會產生馬克思的辯證唯物論?!有的同志只講「單元論」,有的同志把「二元論」中的第一性和第二性關係倒置,只講轉換,不講第一性,這些,我都是不同意的。

社會主義,是在一切社會的、科學技術成果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社會,我們應吸收和借鑑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如果說以前的一切人類文明成果,這個是封建主義的,那個是資本主義的,一切都不承認,一切要「從零開始」,沒有了基礎,哪有社會主義?「一切從零開始」,對體育比賽可以,對社會發展、對人類文明,不能說「從零開始」,而應說「繼承發展」。這個「繼承」,是在兼收並融基礎上批判地吸收和繼承,這個「發展」,是在人類文明基礎上的創新與發展。古人曰:「不積跬步,難以進千里」,就是這種道理。社會在不斷進步,我們對自然的認識也永遠不會完結。

我國的政治民主化,還有待時日,我可能看不到了。但總希望在科學、藝術領域,能創出一個自由研討、暢所欲言的較為寬鬆的政治環境,促其蓬勃發展。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一個好方針,認真執行將使我國受益無窮,不執行就會吃虧。聽了李四光的地質學說,我國由無油國變成了有油國,不用馬寅初對人口問題的意見,吃了虧。都是例證。」(摘自陸定一為「雙百」方針30周年所寫的紀念文章《「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歷史回顧》。)

註:陸定一對「雙百」方針「二元論」的解釋,以及對其中「有為」、「無為」(管理)和「第一性」、「第二性」的觀點等,有詳細的論述。請查閱《對父親陸定一提出「雙百」方針中「二元論」思想的回憶和整理》等文章。

對自由、民主的認識

——「自由」是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核心價值部分;

——我們對自由和民主的分析,應是「揚棄」,而不是「拋棄」。

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是人類的宿求,是每個人終生追求的理想和目標。你看過西方「行為科學管理」對人的需求分析嗎?(答:看過。有分5級的,有細分7級的,但以5級為主。)它說明人的需求,不僅是單純對物質的需求,那只是低兩層的基本需求,而更高的三層,是人對社會和精神的需求,是對人生、價值和自我表現的需求。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其革命和建設的最終目標,就是要實現人的自由和人與社會及自然的和諧發展。共產主義社會的本質,是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這是在《共產黨宣言》中早已被界定了的。《宣言》中講:「代替那存在着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所以,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本質和基本社會形態,是一種「自由人」的「聯合體」。

爭取人類的自由解放,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個核心價值部分。

由此可見,共產黨對人類自由的追求,從來未被輕視,也從來未敢放棄。這是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

自由,是人類文明的標誌。馬克思、恩格斯是怎樣來索求和達到的呢?研究馬列的著作和他們的思路,他們不是通過「毀滅」和「拋棄」,而是通過「揚棄」。它與無產階級通過「暴力」奪取政權,「徹底砸爛舊的政權」,是不一樣的。對於人類文明的進化,對於自由、平等、博愛,不是採用「否定」和「砸爛」,而是採用「揚棄」的辦法。

這是我對馬克思主義論述「自由」的認識,也是我與一些理論家的認識不同之處。

馬克思的「自由人」觀點是從哪裏來的?他是從對「自由主義」理論的研究和揚棄中發展來的,而且,在未來的「自由人」身上,保留了「自由主義價值」部分。

馬克思是從研究古希臘哲學、民主建制、德國哲學和宗教,以及英國、法國的政治和唯物主義影響等方面入手,研究他所稱之為的「真正人道主義」的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國家雛形。從他研究的理論依據中,可以看出,是基於「自由主義理論」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這兩大理論基礎的。而後者(理論)則是用作對前者的批判和揚棄,即批判性地繼承和發展。

傳統的「自由主義」,由於長期處於私有制社會環境,故它的核心原則是「自我」。即「自由」是受個人自我利益的驅動,而在法律限定條件下的自由飛翔。馬克思認為,這是私有制下對自由的核心原則。此時,人類並未達到真正的自由。馬克思認為,通過革命,消滅私有制度,大力發展生產力,提高人的素質,解決人與社會和自然界異化的矛盾,將會建立起一種新的對自由的核心原則。這種自由,將是「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它是涵蓋了自由主義價值(「每一個人的自由」)和共產主義價值(「一切人的自由」)的這樣一種對自由的核心價值原則。在這樣一種理想的社會中,起源於自由主義的「自由思想」與表達共產主義的「公有(集體)思想」,有機地結合在了一起。故它對傳統的自由及價值,是一種「揚棄」,而不是「取消」。百多年來,在理論界,還沒有什麼新的「理論」,可以去駁倒馬克思的這一論述。所以,自由、平等、博愛,不能狹義地理解為是「資產階級的旗幟」、是它的「專利」。共產主義社會也包含着它的基本要素,而且,是更進步、更高級的自由和民主。公有制就是這種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

「每一個人的自由」和「一切人的自由」,是相互依存的關係,也是一種制約的關係。單純強調「一個人的自由」,他要殺人放火的「自由」,就沒有了「一切人的自由」。

至於「自由化」的問題,「自由化」說到底,就是「無政府主義」,就是無限度地放任自由。對於無政府主義,無產階級反對它,資產階級也是反對的。他們(註:指資產階級)對自由有許多潛規則,並不是無度的。「自由主義」我懂得,「資產階級自由化」我不懂,在馬列經典著作中,沒有對它的論述和界定。

對民主和自由,第一,我們應該把口號接過來,因為這體現了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核心價值」部分,且這一口號也能團結、爭取更廣泛的人,有廣大的統一戰線;第二,應該加以科學地解釋,是揚棄它,而不是一味地否定它。

最終遺言:要讓孩子上學!要讓人民講話!

1996年5月初,父親陸定一病危。在父親臨終的前兩天,兒子和孫子陸健健、陸繼朴去探望臨危狀的父親。陸定一斷斷續續地說:

「……要讓孩子上學!……要讓人民講話!……」

第二天,父親就陷入深度昏迷,再也說不出話來。

這是為黨工作了70多年的老人,向黨提出的最後遺願。

5月9日凌晨5時45分,老人停止了心跳,離別了人間。

(註:由於我不是馬列主義的理論工作者,僅是個科技型幹部,故在整理父親談話中,難免會出現錯誤或有不準確的地方,望能予以指出和糾正,以使父親的反思準確到位,達到研究的目的。)

2006年11月17日

責任編輯: 劉詩雨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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