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後，袁庚因「蛇口風波」受省市工作組調查，有貪官以袁庚要在蛇口建立「免除恐懼的自由」，向北京上了一密折《袁庚同志的自由民主觀與海外某些反動報刊的反映》，他從此削職賦閒，成了「無業游民」（袁庚自嘲），從深圳市委每年過年要看望的老幹部名單中消失了整整15年！1992年1月，鄧小平「南巡」，曾提出想再見見袁庚這個「改革舊部」，卻被人巧為阻止。直到2005年，袁庚才獲得「平反」。原題為《難忘袁庚共生觀》。
中國改革開放先驅袁庚晚年留影
從網上得知，我訪談過十六次的老朋友袁董（袁庚先生喜歡人稱他「袁董」），在凌晨病逝了——「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重要探索者袁庚同志於2016年1月31日凌晨3時58分在深圳蛇口逝世」！
我的第一反應，是想起了2005年11月16日上午8時許，袁庚在電話中與我談任仲夷逝世——袁庚：「健國，你龍體如何？」我說：我很好。但任仲夷昨天中午逝世了！您知道嗎？
話筒里一陣沉默。好一會，才傳來袁庚悲傷的聲音：「現在才聽說！……任仲夷走了，中國又少了一個勇於保護改革者的老將，我又少了一把保護傘！」
今日多少改革者，正如袁庚悼念任仲夷一樣，在含淚回憶袁庚對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同步改革的執著探索與勇敢捍衛！
悲哀「改革者的保護傘越來越少」，是袁庚晚年常常說起的話題。袁庚與任仲夷同為改革先鋒，這一對改革兄弟，本相約共生百年，要親眼見到中國政治、經濟改革大業徹底勝利。誰料，任仲夷不幸於92歲時先去，現在袁庚又在99歲時遺憾而去！他們未能實現自己的夙願，是否與「改革者的保護傘越來越少」有關？
我從1996年結識袁庚，今年正好20年。這20年來的十六次訪談，袁庚給我最大的啟迪是，一個人，一個團體，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只有樹立了「與異己、異見共生」的共生觀，才能健康地生存與發展。
1999年9月9日上午9：30-11：30，袁庚與我細談了讓中外文化共生，讓「姓資姓社」共存——1978年袁庚出任香港招商局「第29代掌門人」時，就主動向中央請纓，開拓「蛇口工業開發區」，以中外文化共生，讓「姓資姓社」共存的改革，首創招商引資、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和幹部民主競爭選舉、新聞輿論監督獨立，成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同步的第一「試管」，並以「卒子過河不回頭」的精神將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從蛇口推向深圳，推向「珠三角」和沿海特區，進而波涌「長三角」，「全國山河一片紅」。
袁庚說，我認為「一股獨大」是非常危險的。所以，在蛇口，幾乎什麼形式的所有制都有生存的權利，有國有獨資的，有以國有股東為主股份化的，有集體所有制的，也有私營的，孰優孰劣，都可以平等試驗。正是這種「大江東去，魚龍混雜」的開放共生環境，使蛇口工業開發區一片「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經過二十多年的共生試驗，蛇口這隻「試管」在遭遇天降人禍時，仍然堅持誕生了幾個「嬰兒」，讓它們「勝利大逃亡」，其中的中集集團、平安保險、招商銀行等公司的實踐，後來仍然為人們提供了經濟改革的可貴經驗。
「蛇口工業開發區」這一共生實驗，極大地影響了深圳市的整體改革。
2001年6月26日14至16時，袁庚向我回憶了深圳與香港共生，特區與大陸共生，高科技與「三來一補」共生的改革歷程。
袁庚和梁湘力主「以開放促解放，以共生促改革」——
其時深圳人特別強調，要與外資外商共生——在貫徹平等互利的原則時，特別要給予第一批前來深圳投資興業的「勇敢外商」以特殊優惠的待遇，使他們獲得合理利潤。
二是倡導特區與大陸共富。
1980年夏秋之際就已列入計劃之中的深圳「國際貿易大廈」，一直因資金困難而不能開工。聽說梁湘提出特區與大陸共建共榮，共同投資，平分利潤，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和國務院各部委都踴躍到深圳投資，結果國貿大樓由38層增加到53層，成為當時的「神州第一樓」。
三是堅持高科技與「三來一補」共生。
2002年11月28日下午3：15-4：55，袁庚重點講了廟堂與江湖共生，讚揚與批評共生，深圳與蛇口共生。
袁庚告訴我，深圳市政府有些人最初對蛇口工業開發區是視作異己的，總有一種「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的「一元化」思想。梁湘開始對此也聽之任之。以致於蛇口工業開發區一度在人才引進和市政建設上受到壓抑。但當袁庚當面向梁湘商榷和向上級反映後，梁湘很快轉變觀念，意識到，先有蛇口後有深圳，蛇口是中國改革開放第一先鋒，蛇口是牽引深圳的改革試管，有蛇口在前面探路掃雷，對深圳改革開放更有利，深圳應該與蛇口工業開發區長期共存，相互幫助，讓蛇口成為特區中的特區。於是下令市政府各部門對蛇口大開綠燈，大鬆綁，讓蛇口工業區成為一個有高度獨立自主權「特等特區」。果然，獲得高度自由的蛇口，迅速從純經濟改革進入到政治體制改革探索，出現了幹部民主競爭選舉，輿論監督獨立等一系列政治文明創新。如此蛇口新風，帶動深圳媒體空前活躍，民間社團空前繁榮，對政府的建言與監督力度空前加大，從而使政府與民眾的感情空前親密，深圳一度形成告別臣民社會，向市民社會、公民社會轉型的新風尚，讓長城內外大江南北羨慕不已。
袁庚和梁湘在交流切磋改革開放體會的過程中，深切體會到，小平同志的「貓論」，陳雲同志「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座右銘，都是倡導破除幹部只對上負責的官場頑症。一個真正的好官，必須善於讓廟堂與江湖共生，將百姓的民意與上面的指示和諧地統一起來。所以蛇口和深圳早期的改革，首先要看民意，僅僅上面喜歡的事，不做；僅僅下面高興的事，要慎重考慮。要設法促成上下都能通過，朝野皆認可，再來大力實施改革。在那時，深圳既得到了中央和各級領導人的全力支持，又得到了全體深圳人和全國人民的真誠擁護。如此上下皆通左右逢源的政通人和，深圳人至今深切感念。
今天人們回顧深圳改革開放歷史，袁庚和梁湘主導深圳改革的時期，是深圳黨風最好，政府威信最高，幹部最廉潔的時期。那時深圳不靠「打老虎」高壓恐嚇，而是全力進行事前民主監督的制度建設。這一切，並非袁庚和梁湘是神，他們兩人其實有許多局限與缺點，但因為當時深圳有一種讚揚與批評共生的輿論監督環境，蛇口機關報居然可以頭版頭條批評一把手袁庚，所以許多錯誤都因沒有「輿論一律」而能及時改正。
袁庚和梁湘以民主科學共生的胸懷，讓中外文化和朝野各種觀念在深圳共生合作，於是深圳特區得以和諧地高速發展。
然而，如此袁庚，一生卻兩次蒙冤。袁庚第一次蒙冤在文革——1968年4月，由康生親自下令，時任廖承志工作助手的袁庚，以「美國特務」罪名下獄「秦城」大牢；1973年9月，經周恩來來出面，袁庚出獄，次年任交通部外事局負責人，1978年10月就任香港招商局「第29代掌門人」（常務副董事長），成為鄧小平、胡耀邦大力支持的中國改革第一先鋒。
袁庚第二次蒙冤在1989年秋，袁庚因「蛇口風波」受到省市派出的工作組清查，有貪官以袁庚要在蛇口建立「免除恐懼的自由」，向中央領導上了一密折《袁庚同志的自由民主觀與海外某些反動報刊的反映》，他從此削職賦閒，成了「無業游民」（袁庚自嘲），從深圳市委每年過年要看望的老幹部名單中消失了整整15年！1992年1月，鄧小平「南巡」，曾提出想再見見袁庚這個「改革舊部」，卻被人巧為阻止。直到2005年9月1日，袁庚才獲得了第二次平反——
那天，15年沒有省市領導登門的袁庚家，突然出現了中共廣東省委常委、深圳市委書記李鴻忠——「2005年9月1日上午9時，在（蛇口）海濱花園袁庚家裏，『新特區』掌舵者李鴻忠親手為特區開荒人、改革急先鋒袁庚戴上抗戰勳章。李鴻忠說，從抗戰英雄到改革先鋒，其敢於探雷挖雷精神值得今天深圳人學習。」（南方都市報2005年9月1日）——這意味着被冷落15年的改革家袁庚喜獲重評。
袁庚在2006年3月摔一跤記憶力突然基本消失前，多次向我談起對李鴻忠為他「二次平反」的感激。
2008年1月17日上午，我最後一次在袁庚家與他合影留念——在半小時的交談中，袁庚不停地重複問我：你多少歲了？仿佛我們初次相見；並且不斷地舉手向我敬禮……對我的問題則所答非所問，全靠夫人在一旁應酬。我這才明白，袁庚真的老年痴呆了！一個天天看書的思想者、改革者也會老年痴呆？真令人痛苦！
從此我不敢再去看望我所敬仰的袁董。但我心中，永遠保留着袁庚那智仁勇「三達德」的意氣風發。
而今，袁董去了！蛇口空空，高山流水何在？沒有了袁庚、梁湘、任仲夷、習仲勛，廣東改革之琴還有誰能彈？
袁庚是否還會在另一個世界，繼續他的「蛇口試管改革」——將政治體制改革全面完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