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文革被打倒後，陶鑄的情況完美地闡釋了中國一句自漢朝就有的俗語，「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意思是一名官員升了上去，其所有的親戚都跟着爬了上去。陶把許多同事從南方和中部地區帶到了北京，其中至少有54名縣級幹部，他們填補了彭真的北京市政府內的空缺。陶還把故鄉湖南省委第一書記任命為中宣部常務副部長，把中南局秘書長任命為李雪峰的北京新市委書記處文教書記。
1966年，陶鑄與周恩來在天安門城樓大殿內
輸家
《五一六通知》和關於羅瑞卿「錯誤」問題報告一樣那時在中共內屬於機密，只有十七級以上的幹部才能在5月17日政治局仍在開會的時候研讀這份文件。它在一年後被解密，刊登於1967年5月17日的《人民日報》《五一六通知》被描述成「吹響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軍的號角」，標誌着運動「強有力的開始」。
政治局仍然在開會，全國的高級幹部們開始關注它的動態，普通黨員和共青團幹部一般要再等一個星期左右，在「政治學習」時聽到口頭傳達的文件精神，在毛時代的中國，這些沉悶的下午例會是政治生活中不可逃避的一部分。周恩來在5月21日的講話有助於他們推測運動的方向，當時周告訴政治局：「中央與地方以中央為主，國內與國外以國內為主以國內為主，黨內與黨外以黨內為主，上邊與下邊以上邊為主。」他引用了毛的話，重申：「重點放在內、在上。」
聽眾是否真的領會了毛的用意是大有疑問的。會後，參與了後半段會議的教育部長告訴其同事：「現在我非常困惑。」在周恩來領導下的國務院任職的另一位與會的部長指示部里的黨支部書記們：「作好排查目標的工作，在把他們揪出來的時候做到有的放矢。」這次運動指定的目標首先要找出那「經常發表修正主義意見和觀點的，長期對組織發泄不滿，有宗派主義行為跡象的，深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嚴重個人主義，立場和觀點極其錯誤的」。總之，是那些通常的可疑人物。這也許是一個清算舊賬、升官晉職的好機會。然而，這位部長應該從遭到指控的領導人的級別上看出，文革是要「揪」那些不「經常」帶有修正主義觀點的人物。
6月，中南海舉行了針對「四大家族」批鬥會，這也是文革中無休無止的群眾集會的開頭。與此同時，北京到處召開有組織的群眾集會，慶祝那4人的下台，宣誓對中央的效忠。一位西方外交官目睹了一場為重建北京市委而舉行的集會，地點就在北京市委辦公地點前：
新北京市委書記的任命在6月3日下午公佈了。黃昏時分，激動的北京市民們在排隊購買《北京晚報》……北京市委總部成為焦點所在。正門很快掛起了毛的畫像，兩側插着標有錘子和鐮刀的紅旗。弧光燈和廣播喇叭豎了起來。從傍晚開始，眾多卡車把來自不同區縣的人們運送到了這裏。一些頭頭們輪流表示擁護新市委，高喊口號表達對毛澤東思想和中央的信念，表達要粉碎一切「牛鬼蛇神」，維護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所需要的純潔性。遊行受到了嚴格的控制和精心的組織。除了領呼口號的積極分子以外，隊伍中有人面無表情，也有人激動不已。鞭炮和架在三輪車上的擂鼓聲讓整個場面更顯壯觀。
紫禁城由一道紅牆屏護，而現今保衛着居住在裏面的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精英和官員，使之不受百姓的窺探。中央機關的人員參加了對於「四大家族」成員的批鬥和羞辱。早期的集會是在中央機關支持下組織的；後來集會就演變成了公開大會，許多實際的組織工作是由紅衛兵完成的。
羅瑞卿自殺未遂，反而跌斷了腿，此後住院就醫，起初是受到缺席批鬥；同樣是軍官的妻子代替他接受批鬥。在年底前，她被關進了監獄，而她瘸腿的丈夫則被放在裝菜的大籮筐里，抬到集會的台子上，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批鬥——這顯示了「群眾」的「革命首創性」。1966年的秋天和冬天，陸定一夫妻遭到反覆的公開批鬥。陸的兒子在監獄裏被關押了6年，他的3個小姨子分別被關押了6年、8年、9年，他的岳母死在獄中。楊尚昆的妻子被撤職，從1966年夏天開始反覆接受公開的「批鬥會」。
對彭真的清洗又導致了無數下級官員作為其「死黨」和「黑幫」而遭到撤職和迫害。他的兩個高級副手劉仁、鄭天翔，與他一起在5月份遭到清洗。6月，彭真手下的所有10名副市長（包括吳晗在內）都丟掉了工作。7月市委書記處書記趙凡遭到清洗，市委宣傳部部長李琪在被公開打成「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急先鋒」後自殺。10月，彭真領導的原市委書記處的最後兩名成員萬里、陳克寒也遭到清洗，加上彭真一共有81名官員被秘密逮捕，投入監獄，其中包括劉仁，42名部局領導人，34名區縣領導人。他們還不知道，若與後來要承受的災難相比，他們的處境已經算得很人道的了。
隨着彭真系統的瓦解，另一位高級領導人也受到了攻擊，儘管他的問題和「四大家族」沒有聯繫。副總理烏蘭夫是蒙古族人，擔任的職務有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第一書記、內蒙古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中共華北局第二書記。
在1965年冬，中共黨內已經在批評烏蘭夫處理內蒙古的「階級敵人」時過於「軟弱」。在1966年5月日益殘酷的政治氣候中，他的罪名被重新寫過，包括反對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毛澤東思想，揚「製造民族分裂，破壞國家統一」。7月，劉少奇告訴烏蘭夫，他沒有「開展階級鬥爭，特別是蒙古族」；鄧小平則指出，烏蘭夫抓錯了「關鍵環節」，他不該集中精力搞經濟發展，而應該抓住「階級鬥爭的關鍵環節」。1966年8月16日，烏蘭夫被撤銷了黨內職務，被打成了「內蒙古自治區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到了1967年，烏蘭夫也丟掉了在解放軍和國務院的職務。
在那些拒絕接受這種命運的人士中，自殺變得日益普遍。5月17日晚，彭真屬下主管文教的書記、《人民日報》前任總編輯（1957年，由於其沒有在社論中體現毛個人的想法，遭到了撤職處分）、北京報界長期和吳晗齊名的資深作家、十萬分忠誠的共產主義者鄧拓——用給他作傳的西方人的話來說——被那些他「為之服務的人趕進了自殺的例行儀式」。毛的政治秘書田家英在大躍進期間提倡部分取消集體化，從而失去了主席的信任，5月23日，他被扣上了「偽造」主席講話、阻止批判吳晗的罪名，也自殺身亡。6月25日，彭真的北京市政府外事辦公室主任自殺，其罪名是維持「與外國的非法聯繫」。7月10日，北京市委主管宣傳的負責人自殺，他生前多次與江青在「京劇革命」的問題上發生過衝突。7月23日，《二月提綱》的兩名主要執筆人之一，在被康生的秘書斥責為彭真專門派來監視康生的「特務」後，上吊自殺。許多家庭都在默默承受着苦難。鄧拓自殺後，「他的孩子被趕出了學校，妻子被遊街示眾，『革命接班人』佔據了他老實的宅子。」
然而，這些個人悲劇與正在醞釀中的更大規模的政治動亂相比，前者只是後者的註腳而已。
贏家
那些死去和下台的領導人的職位必須要有人來接替。政治上有一個令人毛骨悚然而又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法則——「哪裏有死亡，哪裏就有希望」。中共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接替了彭真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的職務以及陸定一中央宣傳部部長的職務。陶鑄曾經是蔣介石黃埔軍校短期班的學員，後來轉變成共產主義的宣傳者和組織者，他經歷充沛，講話直言不諱。大學生們在1967年出版了一本叫做《陶鑄論陶鑄》的集子，其中有這樣的話：「我要說我一直是革命的，但我並不總是正確的」，「左的錯誤，右的錯誤，我都犯過，但是我沒有犯過路線錯誤！」
在中共華北局，李雪峰同陶鑄一道得到提升，取代彭真成為了北京市委第一書記；但是，李沒有完成控制首都北京、讓毛完全滿意的艱巨任務，年底就去了顯然要遜色一籌的港口城市天津，擔任那裏的市委領導職務。軍委副主席葉劍英接替了羅瑞卿的軍委秘書長和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上文已經說過，中央警衛局局長汪東興接替了楊尚昆的中央辦公廳主任一職。
陶、李、葉得到提升後，又對自己的親信加以提拔或進行他們孜孜以求的調動。陶鑄的情況完美地闡釋了中國一句自漢朝就有的俗語，「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意思是一名官員升了上去，其所有的親戚都跟着爬了上去。陶把許多同事從南方和中部地區帶到了北京，其中至少有54名縣級幹部，他們填補了彭真的北京市政府內的空缺。陶還把故鄉湖南省委第一書記任命為中宣部常務副部長，把中南局秘書長任命為李雪峰的北京新市委書記處文教書記。
但是，最大的贏家卻是在陳伯達和康生領導下，參加起草了《五一六通知》特別小組的重要成員：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關鋒、戚本禹、王力、穆欣。王出身學者世家，曾經是中共的中蘇論戰小組成員。穆是《光明日報》總編輯，這家報紙是以知識精英為讀者對象的中國最傑出的報紙。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這個小組被命名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理論上向政治局常委負責，實際上是毛用之自如的個人工具。它的成立會議召開於上海的臨時基地，而沒有選在劉少奇、鄧小平的嚴密注視下的北京，這不是巧合。陳伯達宣稱他曾經試圖拒絕中央文革小組，理由是他只是一名學者，但是周恩來告訴他要服從黨的紀律。後來他發現這個「小組」完全超過了他以往領導過的所有機構，甚至沒有哪一個機構像這一「小組」事實上所享有這樣大的權力。起初，它主要是高層的一個寫作班子，首要任務是把毛不斷演化的文革宏圖大略付諸紙筆。其初舉是6月份的12點指示，很快又演變成了一份有23條的文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和黨的若干方針問題》，至少進過31稿後，最終形成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8月8日提交中央委員會通過。此後，中央文革小組成為了推動文革的主要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