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筆記史料中曾記載，辛亥革命以後，慶親王奕劻頹喪不歡，家人勸其離開北京去天津，但他一時不願走，一詢問，方才知道老王爺在東交民巷外國銀行還有三百多萬兩的存款。據曾經在載振府上當差多年的汪榮堃回憶：奕劻「一旦無權後，還是一個最大的富豪，所有家私現款入民國後完全存在東交民巷裏的各外國銀行，如美國花旗銀行，英國滙豐銀行等，每月家庭生活開支就是利用利息支付還用不完」。從種種資料來看，奕劻在滙豐銀行有大筆存款肯定是事實。本文摘自《慶親王》，作者朱淑君，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
慶親王奕劻是清末新政時期領班軍機大臣，廢軍機處後，首任內閣總理大臣
逆襲，從一封家書開始
在今天北京市東城區後芳嘉園胡同和新鮮胡同之間，朝陽門內芳嘉園11號，有一個規模不小的古典建築群，門口牌匾上寫着「桂公府」三個大字。整個桂公府規模很大，共有五組大院，彼此相連，鼎盛時其屋舍當不下二百間。所謂「桂公府」是一座公爵府，這位公爵就是慈禧太后的弟弟，承恩公桂祥。
桂祥是慈禧的幼弟，比太后姐姐小14歲，弟以姐貴，得以成為公爵。與眾多八旗子弟一樣，桂祥是個無能的平庸之輩。桂祥的平庸是難以想見的，竟到了不太識字的地步，這樣一個半文盲，居然貴為公爵，想必也只能解釋為血緣的神奇吧。
那時，桂祥的姐姐尚不是慈禧太后，還是咸豐皇帝的懿貴妃。囿於宮廷規矩，姐弟不能時常見面，問候自然是不可或缺的溝通方式。寫信對於一般人不是一件難事，但對於不通文墨的桂祥而言，則是一件難於登天的事情。請人代筆，是桂祥所能選擇的唯一選項。
沒落的皇族奕劻那時也住在方家園一帶。奕劻早已沒有祖父時代的豪奢，甚至可以說是貧寒了。按理說，皇親宗室中，本享有種種特權，貝勒爺奕劻也應當有份不錯的俸祿。但是，晚清以降，皇族旁支，家道敗落，陷入貧寒者大有人在。一方面，宗室人口在增長，另一方面，國家的財政狀況卻在明顯的惡化，發給宗室的養贍銀米七折八扣，到了已經遠離權力中心的旁支手中，已經所余無多，經濟上捉襟見肘成為了普遍現象。在這種情況下，奕劻自然逃脫不了貧窮的窘境。早年的貧寒在奕劻的人生性格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的內心深處可能早早就種下了對貧窮的恐懼和對財富的渴求。
沒落的貝勒爺奕劻雖然貧窮，但天資聰穎、勤奮好學，尤其是擅長書畫，在京城王公貴族圈子是相當有名。《泰晤士報》上說：奕劻「早年甚貧乏，以其為中國繪畫山水之能手，兼擅長書法，嘗為人教讀，且資書畫以餬口，藉以略增其所入」。堂堂一個皇族，此時竟淪落到教人讀書和鬻賣字畫為生，不可不謂之可憐。事實上，在晚清的親貴中，奕劻的書畫是最有名的。奕劻少年聰穎，學習十分刻苦。他早年學習書法，模仿雍正帝楷書，頗為神似。經過學習苦練，他的山水畫做得很有特色，題款也往往無不雋雅。雖然生活拮据，他倒也樂在其中。倘若沒有進入權力場，作為書畫家的奕劻，也應該能憑潤筆費活的不錯。倘若活在現在，位高權重的奕劻是不是也會滿世界題字呢？
既然有這位擅長書畫的鄰居，想必桂祥也知道應該請誰去代筆了吧。桂祥雖因姐姐而躋身貴族圈，但以他的能力水平，京城一般的王公貴族都不大願意與之來往，只是礙於懿貴妃的面子，不得不與之虛與委蛇而已。破落貴族奕劻沒有那種嫌棄的資本，儘管在內心，奕劻可能也看不上這位國舅爺，但現實的權勢對比使他不得不低下清高的頭。國舅爺既然找上了門，奕劻只有逢迎的道理，攀上這種關係，對奕劻而言，可能真是逆襲的機會。順勢而為，或說攀附強者，是奕劻性格中的重要特質，這一點在他日後進入政壇也多有體現。
奕劻早年與桂祥是鄰居，桂祥是慈禧太后和奕劻建立聯繫的中間人，桂祥與慈禧的通信多為奕劻代筆，桂祥寫給慈禧的家書中不少談到了朝政時事，這不是半文盲桂祥能有水平寫出來的，想必慈禧也是心知肚明。這樣一來，家書背後的奕劻便浮出水面，進入慈禧的視野。
可以說，認識桂祥是奕劻命運的轉折點，一個沒落的皇族屌絲從此就要踏上一條勢不可擋的逆襲之路。
攀附，太后想要換把牌
攀附上桂祥這條線，意味着奕劻從此可能反轉逆襲，能不能逆襲還要看機遇和能力。此時，因緣際會地結識了恭親王，成為奕劻命運的另一個重要轉折點。
恭王是咸豐死後朝局的權勢人物，曾是與慈禧太后分庭抗禮的議政王，權傾天下而素有人望。在貴人面前，奕劻總是一副恭順謙卑的模樣。恭親王對這位本家兄弟也十分賞識，畢竟奕劻是個有才華的人。
得遇貴人之後，奕劻從此踏上了一條順達的仕途之路。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同治帝大婚，兩宮太后特加恩奕劻，加郡王銜，授御前大臣。雖然尚未實封郡王，但御前大臣的差使卻十分顯赫。御前大臣是差，而並非實際官職，常日侍直於皇帝左右，對奕劻而言，也就是常侍兩宮太后左右，可謂帝後近臣。從這個職務的安排來看，慈禧太后已將奕劻看成自己人了。
作為操盤大清帝國近半個世紀的慈禧太后，她之所以能長期佔據權力的巔峰，將整個天下玩弄於股掌之間，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這個女人非常善於權謀，善於在各種勢力之間搞手段，借力打力。
咸豐十一年（1861年），咸豐皇帝突然駕崩於熱河行宮避暑山莊。咸豐在臨終前，安排了以肅順為首的顧命八大臣集團，作為日後輔佐新君的核心團隊。然而，頗有才幹，又獨力一人在北京苦撐危局，與英法聯軍周旋的恭親王卻被排除在「顧命體制」之外。咸豐帝這樣的安排，讓乃弟恭親王感到寒心。同樣對這個安排失望的還有一個人，那就是新君載淳的生母，昔日的懿貴妃，如今的聖母皇太后——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不是一個一般的女人，僅僅是後宮的富貴，甄嬛式的成功，不可能讓她滿足，她期待的是掌控權力的成就感，是武媚娘式的那種成功。不安分的慈禧，聯絡了失落的恭親王，又加上沒有主見的母后皇太后——慈安太后，又得到了握有兵權的勝保支持，幾人聯手，發動了政變，以雷霆之勢，搞掉了顧命八大臣集團。一代權臣肅順，最終落得個問斬菜市口的下場。
在歷史上，這次政變被稱為「辛酉政變」，因其發生在辛酉年。政變之後，新君載淳的年號也從八大臣擬定的「祺祥」改為「同治」。「同治」，意味着兩宮太后與新君同治天下，也意味着恭親王與太后分享權力。恭親王，從此被加了一個「議政王」的頭銜，擔任領班軍機大臣和總理衙門大臣，內政外交一把抓。「議政王」僅僅是在太祖努爾哈赤時代出現過，彼時有所謂「八王議政」的故事，「議政王」的存在意味着君權的軟弱。恭親王，此時已經登上權力的高點。
恭王恭親王是個有能力的人，也是一個傲慢的人。在他眼中，慈禧太后不過是一個沒有文化的婦人而已，屈居其下，不過是名分尊卑所限而已。恭親王的傲慢不是沒有資本的，畢竟作為道光皇帝的第六子，他差一點就成了皇帝。慈禧太后需要的不是一個有主見有能力的權力分享者，而是一個有能力辦差的奴才。
恭親王與慈禧，是利益趨同而結成的盟友，這種同盟關係會隨着利益格局的調整而發生變化。恭親王的傲慢漸漸讓慈禧太后無法容忍，她不能朝廷存在一個潛在的威脅。借力打力，慈禧再次祭起這個法寶。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慈禧太后授意朝中言官發動了一場彈劾恭親王的風潮。言官御史是慈禧經常利用的工具，昔日搞掉肅順集團，御史們也曾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這場風潮中，翰林院編修蔡壽祺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在彈劾奏摺中指責恭親王「攬權納賄，徇私驕盈，目無君上」。這個奏摺中除了「納賄」一項是無中生有之外，其他的大抵都是實情，恭親王掌控朝廷內政外交一切大權，自然是大權獨攬，在恭親王眼中太后是個沒有見識的婦人，驕盈也是正常，新君同治不過一孺子而已，恭親王自然不會放在眼中，「目無君上」確實也有點。這封奏摺讓慈禧太后非常滿意，她需要的就是這樣的輿論。很快，太后順應民意，以皇帝的名義下旨革除了恭親王「議政王」的頭銜。
褫奪「議政王」頭銜是太后對付恭親王的第一步，也僅僅是一個懲戒而已，太后不會操之過急，何況恭王在朝中的勢力也不容小覷。不再是「議政王」的恭王恭親王仍然手握大權，掌控大清內政外交。中槍之後的恭親王並沒有服軟，他在等待回敬的機會。同治八年（1869年），慈禧太后寵信的內廷總管太監安德海打着奉旨採辦的名義，穿州過府，招搖跋扈。最後，到了山東德州，被地方官拿下，報到山東巡撫丁寶楨那裏。按照當時的《欽定宮中現行則例》規定：太監級不過四品，非奉差遣，不許擅自出皇城，違者殺無赦。安德海當時只是六品藍翎太監，仗着慈禧太后的寵愛，在未知會任何官方衙門的情況下，便違反祖制、擅出宮禁。丁寶楨將此事寫成密折，呈給軍機處，軍機處領班大臣正是恭親王。恭親王當即指示，將安德海那閹賊斬首。安德海是慈禧的寵信太監，殺了他就是向慈禧示威，但是恭親王這一刀殺的是有理有據，太后也莫能奈何。從此之後，這叔嫂二人的梁子是越結越深。同治十二年（1874年），朝中有人為了迎合慈禧太后，奏請重修被英法聯軍焚毀的圓明園。這個提議正中了素喜奢華的慈禧太后下懷。慈禧將此事交給朝臣討論，以恭親王為領班的軍機處當即反對，理由就是國家財政困難，不應該耗費巨資重修園子，當以國計民生為重。恭親王反對的理由也是正當，慈禧又是沒有辦法。
從恭親王與慈禧幾次交鋒來看，恭親王似乎佔了上風。不過，慈禧不是一個輕易服輸的人，她在等待更好的時機，更何況她對於政治尚且在學習的階段。在恭親王和慈禧的政爭中，朝廷官員各自站隊，有人歸附在「賢王」麾下，也有人成為太后死黨。尚未顯赫的奕劻呢？他選擇的是埋頭幹活兒，不介入任何鬥爭，多磕頭少說話。對於奕劻而言，他的選擇是正確的，輕易站隊對他來說都是太危險的，他沒有資本冒險。
隱忍了將近十年，其間慈安太后暴斃了，自己的兒子同治皇帝都已經患梅毒病死了，皇位換成了外甥兼侄子，醇親王府的載湉來坐了，是為光緒皇帝。光緒十年（1884年），這一年是甲申年，太后對付恭親王的機會來了。
這一年，侵略越南已久的法國人加緊了步伐，大有吞併這個大清藩屬的架勢。中法之間，戰端一觸即發。主持帝國外交工作的恭親王及其軍機處對西洋人的堅船利炮有着深刻的記憶和恐懼，當年在北京留守的恭親王對這一點的認識更為深切。「絕不輕啟戰端」，這是恭親王定下的對法交涉的大原則。然而，儘管恭親王不想打仗，最終中法之間還是兵戎相見了。戰爭初期，大清軍隊一觸即潰。敗績傳來，朝廷震怒。
前方的敗績成為太后收拾恭王的機會！還是扶持一部分人，打壓一部分人。這一次，慈禧選擇的盟友是醇親王奕譞，他是光緒皇帝的生父。奕譞是道光皇帝的皇七子，四哥咸豐登基之時，他才十歲，封為「醇郡王」。在辛酉政變中，奕譞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肅順就是被他帶兵親自拿獲的。此外，他的嫡福晉正是慈禧太后的胞妹，有了這層關係，奕譞與慈禧之間的關係是更親近了。同治三年（1864年），奕譞「加親王銜」。同治十一年（1872年）晉封親王。同治死後無子，慈禧為了繼續垂簾聽政，挑了奕譞的兒子載湉兼祧咸豐，繼承大統，成為光緒皇帝。作為皇帝的生父，奕譞又被加封親王「世襲罔替」，躋身於「鐵帽子王」序列。奕譞的性格不同於六哥恭親王，他為人謹慎小心，對太后則是惟命是從，他知道這位大姨子兼嫂子的厲害，尤其是經歷了同治帝後之死、慈安太后暴卒後，更加謹小慎微，兢兢業業，把取信討好慈禧，看做是他惟一的本分。
越戰失利確實是個好由頭，日講起居注官、左庶子盛昱給太后上了一道奏摺，名為《疆事敗壞請將軍機大臣交部嚴議》，這個矛頭直指軍機處，首席軍機大臣恭親王自然難逃責任。既有言官彈劾，太后動手也是合乎情理了。五日以後，太后繞過各位軍機大臣，召見領班軍機章京（相當於軍機處「秘書長」），頒下旨意：將以恭親王為領班大臣的軍機處全班人馬全部罷黜，說恭親王是「爵祿日崇，因循日甚」，就是地位越高，就越不思進取，其他幾位軍機大臣則是「委蛇保榮」，也就是混日子，不作為的意思。恭王恭親王被取消親王雙俸，被「居家養疾」，也就是休假式治療。
搞掉了恭親王一班人馬之後，慈禧太后扶持了另外幫人取代原先的軍機處班子。同一天，又頒發上諭：「禮親王世鐸著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毋庸學習御前大臣，亦毋庸帶領豹尾槍。戶部尚書額勒和布、閻敬銘、刑部尚書張之萬，均著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工部侍郎孫毓汶著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命世鐸主持軍機處，慶郡王奕劻主持總理衙門，並命遇有重大事件，先與醇親王商辦。從表面上看，這次軍機處大換血之後，軍機處的首席大臣是禮親王世鐸，其實這位禮親王是清初第一代禮親王代善後人，也是大清「世襲罔替」的鐵帽子王之一，不過到了光緒朝，禮親王家族離皇帝的血緣是越來越遠了。把禮親王排在前面僅僅是個面子活兒，關鍵信息是後面的「與醇親王商辦」。醇親王奕譞是幼帝光緒的生父，按照大清制度是不能直接主政的，所以給了個「商辦」的名義。這次改組之後，分解了原先被恭親王一人把持的權力：軍機處交給了禮親王世鐸，總理衙門則交給了慶郡王奕劻，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有郡王銜的奕劻被正式冊封為慶郡王。在諸位王公大臣中，真正總攬大權的是醇親王奕譞，不過奕譞是個絕對服從慈禧太后的人，他也就成了慈禧控制政局的白手套而已。
這次權力更迭發生在甲申年，史稱「甲申易樞」。對於慶郡王奕劻而言，「甲申易樞」是他政治生涯的一個轉折點，從此進入了核心權力圈，主持總理衙門，也就是成為大清外交部長。這對於一個沒落的宗室而言，可謂「逆襲」；不過對於大清帝國而言，可就是一種災難了。
緊跟太后的為官之道
從一個沒落的皇族屌絲到大清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奕劻完成了人生的逆襲。能夠實現這種逆襲，並不是因為他奕劻有多麼出眾的才華，而是因為他被太后認為是自己人，是聽話的自己人。
奕劻的發跡還是應該歸功於結識太后胞弟桂祥，沒有幫桂祥代筆寫信那種曲折故事，恐怕奕劻還要在琉璃廠賣很多年字畫吧。
奕劻搭上承恩公桂祥之後，很快就將自己的女人嫁給桂祥的兒子，二人結成了兒女親家，這樣一來，奕劻和慈禧太后也沾上了親戚。有了這樣一層關係，甲申易樞之後，太后火速提拔奕劻主管總理衙門也就可以理解了。慈禧太后是個百年難遇的一代女主，是一位不可忽視的政治家，但是女人政治家任人唯親的毛病，也是難以擺脫。慈禧用人，一輩子都逃脫不了娘家方家園的圈子，奕劻如此，奕譞也是如此，倘若不是太后的妹夫，奕譞也不可能上位，光緒也不可能當皇帝。
奕劻深知自己今日的地位全拜太后恩典，故而唯太后之命是從成為他為官的最高法則。總理衙門，全稱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又稱總署、譯署，設立於咸豐時代，主要處理與列強各國的外交關係，是個新鮮機構，起初的掌舵人就是恭王恭親王。恭王恭親王不同於一般的滿清貴族，他有着敏銳的眼光、開放的心態，他是大清帝國改革開放的倡導者，是洋務新政的堅定支持者。恭親王主管外交部，可謂人盡其才。然而，中國政治的邏輯就是如此，有時候一個人的才能並不重要，相反是站隊和立場更重要，就是所謂的可以犯政治錯誤，不能犯組織錯誤。恭王恭親王犯的就是組織錯誤，所以才有了甲申易樞的悲劇。代替恭親王主管總理衙門的慶郡王奕劻是一位頗有藝術才華的書畫家，不過不是一個懂得外交的政治家，他沒有任何於西方人打交道的經驗，也缺乏靈活的頭腦，是一個典型的中國特色的政客。
甲申易樞之後，在以慈禧太后為核心的帝國政治班子中，禮親王世鐸、醇親王奕譞、慶郡王奕劻可謂三駕馬車。光緒十三年（1887年）正月，光緒親政，禮親王自請辭去領班軍機大臣職務，不過被太后慰留。從此，禮親王逐漸淡出核心，朝中以奕譞、奕劻為重臣。光緒十六年（1890年）十一月，醇親王奕譞突發疾病，不久薨逝，享年五十一歲，朝廷諡其「賢」，配享太廟。
奕譞的突然辭世可能與其長期以來的緊張心理有關，長久以來，奕譞在慈禧太后的難測天威之下戰戰兢兢地生活，心理無比壓抑，他害怕哪天就會大禍降臨，如此緊張的心理導致了身體越來越差，最後重疾而亡也是意料之中。
奕譞的病逝，使得帝國權力中樞出現了某種程度的真空。填補真空的，只能是慶郡王奕劻。昔日炙手可熱的恭王恭親王，此時已經賦閒在家，沒有角逐政壇的野心了，咸豐皇帝的其他兄弟早已淡出政治舞台，都成了富貴閒人，禮親王世鐸本無權欲。故而，慶郡王奕劻成為取代奕譞的不二人選。不久，太后頒下懿旨，命慶郡王奕劻主管軍機處和總理衙門，成為名副其實的帝國總理。
光緒二十年（1894年），太后六十萬壽，特別加恩晉封奕劻為慶親王。慶王家族幾度浮沉，如今又恢復了親王的爵位。
站隊這件大事
甲午之後，瓜分豆剖之局初現端倪，蕞爾東洋小邦竟能讓大清如此慘敗，那麼一向強大勝於東方的歐洲人就更不必說了，俄國、德國、法國接踵而至。華夏神州，萬里河山，被列強任意圈佔為勢力範圍。愛新覺羅家族的發祥地東北成為北極熊俄國人的碗中肉，誕育孔孟二聖的齊魯大地被德國人視為自己的地盤；兩廣、雲南則被高盧人的勢力籠罩着；驕傲的大英帝國則將整個揚子江流域看成自己的後院；就連剛剛割佔台灣寶島的小日本也將貪婪的目光投向了海峽西岸，他們甚至想將福建也霸佔過去。
從甲午戰敗之後，朝廷上下已經開始了一條節奏不快，但是十分穩健的改革之路。可以說，甲午之後，朝野內外，真正絕對意義的守舊派已經不存在了。改革成為共識，並不意味着改革方案也成為了共識。帝國的最高統治者對於如何改革存在分歧，慈禧太后主張一種穩健的改革；而年輕的君主光緒皇帝對於改革則是非常急迫，他太想乾綱獨斷，大展宏圖了，儘管他的政治經驗還很不夠。
急迫的光緒皇帝希望出現一個或幾個能人出來輔佐他完成改革大業，實現王朝振興的中國夢。一個廣東人此時進入了光緒皇帝的視野，此人就是從甲午到戊戌活躍於輿論界的改革鼓吹手康有為！
1898年初，急躁的光緒皇帝準備親自召見康有為，垂詢改革方案。被康有為打了雞血的光緒皇帝決定大幹一場，1898年6月11日，農曆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緒皇帝頒佈《定國是詔》，這封詔書是光緒皇帝決心改革的宣言書，帝國的大改革啟動了！年輕人都有偶像，光緒皇帝也不例外。他此時的偶像就是日本的明治天皇和俄國的彼得大帝，他也決心要做一個強勢君主！
光緒皇帝的路子是任用新人、小臣，來架空老臣、舊人。這一招在歷史上，很多皇帝都用過。皇帝想借着變法的名義，從太后手中奪取實權，這是一條無政變之名，而有政變之實的瘋狂之路。《定國是詔》發出之後，光緒皇帝幾乎一日一聖旨，頒佈改革方案，不過朝廷發出去的改革詔令，只有湖南巡撫陳寶箴一人遵旨照辦，其他的督撫大吏都是陽奉陰違。地方督撫大都對康有為那一幫人很是反感，即便原先對康氏很是支持的張之洞、劉坤一、李鴻章等人也被姓康的自己搞成了敵人。位居中樞的慶親王奕劻對皇帝的充當舉動也是作壁上觀，不過他已經做好打算，作為親王重臣，他不會任由皇帝在歧途上繼續狂奔。在奉旨討論康氏「制度局」方案的時候，奕劻在奏摺中寫道：「成憲昭垂，法制大備。似不必另開制度局，設招待所，跡設紛更，未必即有實際。」慶親王對這種破壞大於建設的改革沒有興趣，「未必即有實際」可謂一語中的。
在康氏等人的主導之下，戊戌年的改革漸漸演變成權鬥，帝後兩派因權力之爭，而非改革之爭劍拔弩張。年輕而衝動的光緒皇帝，曾一怒之下在一日之內罷免了禮部六名堂官的職務，這種違背組織工作原則的事情着實觸怒了太后。康有為等人為了實現大權獨攬的目的，更是醞釀出更為恐怖的「圍園殺後」計劃，就是包圍頤和園，幹掉慈禧太后。
覺察到朝廷風向即將變化的御史楊崇伊在此時決定行動，據近代史學家鄧之誠的《骨董瑣記》「楊崇伊」條轉述張爾田所言：楊崇伊為御史，值戊戌新政，密草一疏，請太后訓政。面謁慶親王，求代奏。慶王有難色，崇伊曰：「王爺不代奏亦可，但這並非御史的意思。」拂衣便行。慶王急拉之曰：「我與你代奏，但你必須同去。」崇伊曰：「那是自然」。楊崇伊請慶親王代為奏陳，懇請太后訓政，慶王竟然面有難色，這又是為何呢？奕劻是個很謹慎的人，他此時的猶豫說明了他對朝局變化尚有擔心，他也擔心如果這次站隊，倘若日後太后駕崩，皇帝乾綱獨斷，就會找自己秋後算賬，奕劻謹慎保守的政治性格在此也足見一斑。而楊崇伊所說的「這並非御史的意思」，就說明奏請太后復出訓政是有官員眾意基礎的，不是他楊氏一人的想法，甚至這就是太后本人的意思。
在與楊崇伊談妥後，八月初二日（9月17日），慶王奕劻與楊氏同至頤和園。「慶王命崇伊俟於外，獨自入對，遞上崇伊折。太后閱畢大怒，曰：「這是國家大事，楊崇伊小臣，安敢妄言？須嚴辦。」慶王叩頭。太后徐曰：「這是國家大事，你們都是近支親王，也應商量商量。你的意下如何？」慶王唯唯。太后曰：「既是你們意見相同，我今日便回宮。」慶王退下，謂崇伊曰：「事情完了，你去罷。」太后既訓政，一日召見崇伊，謂之曰：「你是國家有功之人。」崇伊叩頭謝恩，然亦終不大用。
慶王退下後，還是在這一天，又與端郡王載漪同赴頤和園，「哭請太后訓政，且言伊藤已定初五日覲見，俟見中國事機一泄，恐不復為太后有矣。」第二次覲見，奕劻拉上了端郡王，而且把伊藤博文可能進入中國政界的事情告知太后，這無疑觸怒了太后，將國家大政交由外人，皇帝想必真是瘋了。
如果說第一次覲見，慶王奕劻是應楊御史之邀而被動去的，那麼第二次就是主動站隊的，他看到太后肯定要復出訓政，此時如果不出手，就會顯得政治不正確，不利於日後的發展。
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就宣佈復出，從頤和園返回大內，囚禁了光緒皇帝，終止了所謂的「百日維新」，這就是所謂的戊戌政變。歷史上關於此事的說法一直聚訟紛紜，關於袁世凱告密出賣光緒帝的說法一直盛行多年。袁氏告密一說早已被史學界的研究釐清真相，袁氏告密不過是在事已定局之後的一種坦白交代而已。慶王奕劻才是政變的關鍵人物！
慶親王奕劻在戊戌年的政治表現讓慈禧太后十分滿意，政治上忠誠可靠是太后最為看重的。
王爺到底在滙豐存了多少？
今人對奕劻之了解多與貪腐有關，從清末至今，輿論多以奕劻為一腐化昏聵之老朽，史家劉厚生先生曾言：「醇王奕譞之貪黷，遠比恭王為甚；而慶王奕劻之貪黷，尤十倍於醇王。」這種評價已成為晚清北京一般之輿論。從史實而言，奕劻貪腐大爆發於庚子議和之後，尤其是入值軍機處以後。民國學者許指嚴在《十葉野聞》一書中曾說：
慶王奕劻之貪婪庸惡，世皆知之，其賣官鬻爵之夥，至於不可勝數。似其門如市也，戲稱之曰「老慶記公司」。上海各新聞紙之犢尾，無不以此為滑稽好題目，蓋前此之親王貝勒入軍機當國者，未嘗有贓污貪墨如此之甚者也。初，慶王以辛丑和約成，大受慈眷，然實李文忠（指李鴻章）未竟之功，而王文韶為之助成，慶王可謂今天之功矣。顧榮祿未死以前，慶王實絕無議政權。及榮祿死，太后環顧滿人中，資格無出慶右者，遂命領袖軍機，實則太后亦稔知慶之昏庸，遠不及榮祿也。慶之政策無他謬巧，直以徇私貪賄為惟一伎倆，較之樹黨羽以圖權勢者，尤為未達一間。其所最好者，多獻禮物，拜為乾兒，故門生，乾兒滿天下，然門生不如乾兒之親也。
奕劻貪腐確為事實，但說其昏聵則是誤讀此公，久經官場的慶王爺絕非糊塗蛋，其人精明得很。奕劻是個功利的現實主義者，利用手中的權力獲取財富是他信仰的一種理念，無論是制度，還是改革，抑或是憲政，在他看來都是一種工具，權力才是一切。慶王奕劻並沒有問鼎最高權力的野心，他只有將權力轉化為財富的欲望。
坊間傳聞奕劻與人交往，不論親疏，只論金錢，給錢多就親近，給錢少就疏遠。有些與奕劻有金錢交往的官員便成為京城傳聞的主角，以《夢蕉亭雜記》一書而留名後世的陳夔龍就是一例。陳夔龍，本是榮祿心腹干將之一員。榮祿死後，他通過夫人又與奕劻結上了關係。傳說陳夔龍的夫人「幼即拜老慶為義父」。陳夫人對待這位當國的義父極為孝順，「凡所貢獻，罔不投其嗜好，且能先意承志，問暖噓寒」。不僅如此，為了丈夫的政治前途，陳夫人甚至「常居老慶邸中，累日不去」。慶王每日上朝，她常親將朝珠於「胸間溫之」，然後，再掛在義父的頸上，然後把慶王送至門外。京師有人為此寫詩道：「百八牟尼親手掛，朝回猶帶乳花香」。成為當時一大趣聞。
在陳夫人的積極公關下，陳夔龍仕途一路躥升，幾年間便升至開府大清國最為實缺的直隸總督。據許指嚴記載，「夔龍督直時，每歲必致冰炭敬數萬，幾去其的入之半，其他緞匹、食物、玩好等不計。」對此，奕劻也覺得不好意思。他曾對陳夔龍說：你也太費心了，以後還須省事為是。陳夔龍則敬對說：兒婿區區之忱，尚煩大人過慮，何以自安。以後求大人莫管此等瑣事。慶王聽後「莞然」，蓋默契於心也。
這個故事的戲劇性和香艷程度都過高，真實性也無從考證，但陳夔龍攀附奕劻而爬上高位也是事實。不過有的故事則是明顯的虛構和捏造。同樣還是在許指嚴的書中，曾提及清末重要官員陳璧，說陳璧起初不過是個窮困小京官，後來得到一位金店老闆自助，花錢賄賂奕劻，還認慶王為乾爹。最後，陳璧才得以平步青雲，最終混上郵傳部尚書。事實上，陳璧進士及第之後，當了很長時間的御史，後來因為工作業績優異，被任命為順天府尹。八國聯軍進京之時，陳璧留守北京，負責總理衙門日常工作，與佔領當局多方周旋，很好地維護了國家利益。新政之後，陳璧一直是大清經濟改革的實踐者，主持了多地的實業建設。後來，因為驕人的工作成績，陳璧相繼出任商部侍郎、度支部侍郎。郵傳部成立之前，陳璧也絕不是什麼窮困小京官，早已是副部級高官。在郵傳部成立之後，他自然成為郵傳部尚書的當然人選。陳璧為清末的金融改革、鐵路建設做出過非凡的貢獻，最後卻因經濟問題而丟官，但並無證據證明陳氏是靠着奕劻而上位的。許指嚴的故事不知來源為何，實在是毫無根據。
雖說陳璧一事乃是民國人的杜撰虛構，但手握重權的奕劻之貪腐確有其事，而朝中言官御史對之也屢屢彈劾。一九〇三年十月，御史張元奇曾上折彈劾奕劻之子載振宴集招歌伎陪酒，生活糜爛墮落。這件事尚未涉及奕劻本人，而且喝花酒這種事情在官僚群體也不算新鮮事。故而，朝廷發了一道上諭，令載振「當深加警惕，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算是個口頭警告處分吧。
真正第一次針對奕劻本人的重要彈劾事件是一九〇四年二月的御史蔣式瑆彈劾的奕劻在滙豐銀行一百二十萬巨額存款事件。
御史蔣式瑆是光緒十八年的進士，曾在翰林院工作多年，後轉任為御史。在清末鼓勵個人創業的經濟政策背景之下，蔣御史也曾投身商海，辦過電力和水泥公司，不過效益不是很好。蔣御史對慶王奕劻的進攻始於一九〇三年，這一年九月，御史蔣式瑆曾上摺子，以御史「風聞奏事」的特權對慶王奕劻提出指控：「軍機大臣慶親王奕劻素有好貨之名，入直樞廷以來，曾幾何時，收受外省由票號匯集之款，聞已不下四十萬兩，其在京師自行饋獻者尚不知凡幾，賄賂公行，門庭若市。」
蔣御史的第一封奏摺對奕劻的指控沒有過硬的材料，貪腐行為沒法坐實，最後也就不了了之了。蔣御史沒有輕易放棄，他在等待機會，再次向奕劻發起進攻，打掉這隻腐敗的「大老虎」。一九〇四年二月，蔣御史不知從哪兒得到了奕劻在英國滙豐銀行存有巨款的消息，於是上摺子說：
臣風聞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俄日宣戰消息已通。慶王奕劻知華俄與日本正金銀行之不足恃，乃將私產一百二十萬金送往東郊民巷英商滙豐銀行存放。該銀行明知其來意，多方刁難，數次往返，始允收存月息僅二厘，鬼鬼祟祟，情殊可憐。該親王自簡授軍機大臣以來，細大不捐，門庭若市。上年九月間，經臣據折參奏在案，無如該親王不自返，但囑外官來謁，一律免見，聊以掩一時之耳目，而仍不改其故常。是以伊父子起居飲食、車馬衣服異常揮霍不計外，尚能儲此巨款，萬一我皇上赫然震怒，嚴詰其何所自來，臣固知該親王必浹背汗流，莫能置對。……命此款由滙豐銀行提出撥交官立銀行入股，俾成本易集可迅速開辦。
御史蔣式瑆的這個奏摺信息量極大，其一是慶王奕劻有一大筆錢存在了外資銀行，就是東郊民巷的英資滙豐銀行；其二是這一大筆錢的來歷可疑，奕劻父子生活奢靡，怎麼能存下這麼多錢；其三，當時大清政府正在籌辦中資銀行，也就是戶部銀行，即便朝廷不追究奕劻巨額財產來歷不明罪，也應該督促奕劻將巨額存款轉存到國內中資銀行，以示對國家金融改革的支持。
御史風聞奏事，朝廷就會有所回應。很快，朝廷派出以另一位軍機大臣鹿傳霖為首的調查小組介入慶王奕劻在外資銀行巨額存款一案。滙豐銀行是英資銀行，在大清那個時代，中國政府是無法調查其往來賬目的。鹿傳霖的調查組只能找到銀行經理等高級管理人員，詢問該行同慶王爺奕劻有沒有經濟往來，他們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蔣式瑆的彈劾僅僅是聽聞有其事，但沒有一件實質的證據，這一點讓調查組無從查起。最後，調查小組因查無實據結案，還以無證據誣衊親貴重臣為由訓斥了蔣御史，並將其調回翰林院工作，不再擔任御史職務。
面對親王重臣、首席軍機大臣奕劻，御史蔣式瑆實在微不足道，即便擁有不須負責的「風聞奏事」專權，蔣御史也未能成功指控奕劻的巨額存款一案，自己還丟了御史的差使。那麼奕劻在東郊民巷的滙豐銀行究竟有沒有存款呢？
奕劻的貪腐是毫無疑問的，儘管坊間傳聞有杜撰成分，但奕劻貪腐的基本事實是存在的，所謂無風不起浪是也。在清末的北京官場，奕劻「好貨」的名聲在外，也就是人人皆知他貪財。慶王奕劻是搞權力尋租的高手。在入值軍機處之後，特別是在榮祿死後，自己成為首席軍機大臣之後，奕劻就大肆將大清王朝的幹部提拔問題市場化，下面的官員只能是「提錢進步」，慶王府變成了交易所，時人譏之為「老慶記公司」。光緒二十八年，榮祿病重期間，京城官場盛傳奕劻將當上首席軍機大臣。政績卓著，且又善於鑽營的袁世凱就拿出十萬兩銀票，派出能與奕劻說上話的楊士琦到慶王府，給奕劻奉上這一筆巨款。從此，袁世凱與奕劻開始了金錢與權力的友誼。此後，每逢年節或是慶王府的紅白喜事，袁世凱都會奉上不菲的銀子，這讓慶王爺着實開心。深諳中國政治邏輯的袁世凱還和慶王長子載振拉上關係，二人換帖子，結拜了兄弟。如此一來，也可以說慶王成了袁世凱的乾爹。
那麼貪腐成性的慶王爺在滙豐銀行究竟有沒有存款呢？晚清時代，京中達官貴人在外資銀行存款是個很普遍的現象。據晚清報業名人汪康年在其日記中記載的一個故事中可以看出這種現象的常態性，汪氏一次在酒桌上遇到一位京城一家外資銀行的高管，這位高管很是高調張揚，在席間宣城自己在京城金融界地位很高，接的都是王公貴族的大業務，京城不少王公貴族的存款都是他經手。從這位有點吹牛皮的銀行高管透露的信息可以看出，京城達官貴人在外資銀行存款應該是個常態。
清末朝廷還有一位與奕劻有着不相上下貪腐惡名的大佬，此人名為葉赫那拉·那桐，那桐是清末著名的滿人學者，與端方、榮慶並列為「旗下三才子」。不過這位旗人才子對大清江山沒有多少感情，也沒有什麼政治操守，唯一的信仰就是銀子，通過權力填滿自己的口袋是他最感興趣的事情。在朝中為官之時，那桐與奕劻成了貪腐好搭檔，二人合作賣官鬻爵，被人稱為「慶那公司」。那桐留下了一本《那桐日記》，成為後世歷史研究的重要資料。那桐在其日記中曾經記載，僅在一九〇一年，他就在滙豐銀行存過兩萬兩銀子。那桐既然存了，那麼作為夥伴的奕劻也就有可能也在滙豐有存款。民國筆記史料中曾記載，辛亥革命以後，奕劻頹喪不歡，家人勸其離開北京去天津，但他一時不願走，一詢問，方才知道老王爺在東交民巷外國銀行還有三百多萬兩的存款。據曾經在載振府上當差多年的汪榮堃回憶：奕劻「一旦無權後，還是一個最大的富豪，所有家私現款入民國後完全存在東交民巷裏的各外國銀行，如美國花旗銀行，英國滙豐銀行等，每月家庭生活開支就是利用利息支付還用不完」。從種種資料來看，奕劻在滙豐銀行有大筆存款肯定是事實。
那麼，為什麼朝廷調查組卻什麼都查不出來呢？
其一，奕劻是個絕頂精明的老滑頭，昏聵不過是他掩人耳目的偽裝。朝廷調查組去滙豐銀行查證的時候，恰好是星期天，銀行不辦公，要等周一才能辦事。有了一天的時間差，慶王奕劻就有機會通過關係去消滅證據。
其二，奕劻有可能沒用真名存款。根據《那桐日記》記載，這位那大人就曾經以紹景忻的化名在滙豐存錢。既然那桐會假名存款，奕劻也就可能同樣這麼做。
其三，奕劻等滿清貴族官僚是滙豐等外資銀行的大客戶、金主，滙豐銀行也有可能刻意隱瞞事實，幫奕劻脫身。
其四，御史蔣式瑆手中沒有過硬證據，這直接決定了後來案件發展的走向。蔣式瑆參劾奕劻的證據是聽說的，就是所謂的「風聞」。據胡思敬的《國聞備乘》中記載，滙豐銀行的會計吳懋鼎與蔣御史有交情，奕劻在滙豐存款一事就是吳氏告知的。另據《慈禧傳信錄》記載，滙豐銀行高級職員華某曾與載振在一家酒樓喝花酒，不知怎地，得罪了振貝子，被這位「官二代」打了一頓。華某懷恨之下，方才托人將慶王存款一事告知蔣御史。無論是哪種可能，蔣式瑆都沒有奕劻存款的確切證據，這也就似乎決定了此案日後的走向。
清末新政期間，朝廷也曾籌劃成立獨立的中資官方銀行，後來成立於一九〇五年的大清戶部銀行是第一個中共官方銀行。作為新政舵手、朝廷重臣的奕劻理當為中資銀行多考慮，把錢存進去就是最大的支持。但是，奕劻沒有！為什麼呢？首先，奕劻對資金有安全角度的考慮，存入戶部銀行，朝廷會不會查賬，會不會打虎，這些都是奕劻所擔心的。此外，作為一個絕對的功利取向的老官僚，奕劻對大清的國運可能是悲觀的，存入滙豐銀行就是為了隨時與大清朝切割，做個十足的裸官。
不可否認，開始於一九〇一年的清末新政開啟了大清帝國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太后和整個朝廷有改革的誠意；也可否認，慶王奕劻作為政治經驗豐富的資深官僚有着所謂「老成持重」、「老成謀國」的政治能力和政治素質，是個接近於合格的新政領袖。但是，慶王奕劻缺少了政治家、治國理政的最為重要的素質，那就是政治道德和底線倫理。在一個道德上存在極大負面評價人、一個官德屢屢被否定的人，居然成為大清帝國新一輪改革的旗手，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可悲。貪官奕劻能否引領大清帝國完成新政改革的任務，戰勝革命的步伐，實現民族獨立和振興的中國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