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到柯慶施時，胡耀邦告訴陳小津，在黨的傳統上是不應該突出個人的，在中共八大會議上，大家都反對個人迷信，這個決議，我們都舉手同意了，主席也舉手同意了。在1958年3月召開的成都會議上，時任上海市委主要負責人的柯慶施語驚四座：「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耀邦伯伯說，我們聽了柯慶施的這句話之後，都覺得很吃驚。我們對毛主席都很崇敬、很敬仰，但這個提法實在不妥。本文選自《我的文革歲月》，作者為原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之子陳小津。
「毛主席的好學生」——柯慶施
一談到柯慶施，耀邦伯伯打開了話匣子。他對這位「毛主席的好學生」有相當的了解，也有自己的評價。
耀邦伯伯告訴我，在黨的傳統上是不應該突出個人的，在中共中央八大會議上，大家都反對個人迷信，這個決議，我們都舉手同意了，主席也舉手同意了。在1958年3月召開的成都會議上，時任上海市委主要負責人的柯慶施語驚四座：「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耀邦說，我們聽了柯慶施的提法之後，都覺得很吃驚。我們對毛主席都很崇敬、很敬仰，但這個提法實在不妥。
耀邦還對我講，這種提倡盲從的話，其實並不是「柯大鼻子」柯慶施的發明。大漢奸周佛海抗戰前曾吹捧汪精衛說：「相信主義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從領袖要做到盲從的程度。」陳果夫也對蔣介石說過類似的話。陳果夫首先提倡「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組織」，隨後發揮道：「信仰主義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從領袖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絕對的程度。」而柯慶施這種明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話，增添了他的政治資本。兩個月後，就在1958年5月召開的黨的八屆五中全會上，他由中央委員遞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耀邦還對我說，這些話只能是張春橋為柯慶施起草的。
1964年，柯慶施被發現患上了肺癌，並在華東醫院做了肺葉摘除手術。後來，柯慶施在成都療養期間，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請他以及到成都視察的老帥朱德、賀龍吃飯。柯慶施因飲酒過量，臨睡前又吃了不少油炸花生米，引發急性出血性胰腺炎，雖經積極搶救，仍於1965年4月9日去世。
「文革」後，我陸續聽到或看到一些對柯慶施的反映，更加深了對他的了解和印象。
薄一波所著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披露了大量關於柯慶施的言行史料。據薄一波回憶，毛澤東在批評反冒進和批評周恩來的過程中，都對柯慶施當時的態度和觀點十分欣賞。「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柯慶施向毛主席講了一個情況，說他經過調查，縣、區、鄉三級幹部中，有30%的人反映農民要『自由』的情緒，不願搞社會主義。柯把毛主席的思路和喜愛琢磨透了。他的這幾句話給毛主席留下的印象很深。毛主席立即想到，這種『不願搞社會主義』的人，下面有，省里有，中央機關幹部中有。」柯慶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第一屆黨代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題為《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的報告，毛澤東拿到這個報告後，作了一些修改，將其發表在1958年1月25日的人民日報上。
據薄一波回憶，毛澤東1958年1月在南寧會議上說，柯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這個報告把中央許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腦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裏羅列事實。毛澤東甚至還於16日在大會上再次拿出柯慶施的報告，當眾對周恩來說：「恩來同志，你是總理，你看，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周恩來回答：我寫不出來。周恩來、陳雲等因主張反冒進，受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毛澤東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周恩來不得不在成都會議上作了檢討。因為有了這段往事，毛澤東曾一度想用柯慶施來取代周恩來當國務院總理，但被劉少奇、鄧小平擋住了。
柯慶施1958年5月13日關於文化革命問題的一次發言，令薄一波「印象最深」，因為「他的這個發言，簡直是太離奇、太令人『陶醉』了」。當時，柯慶施繪聲繪色地描述道：以多快好省的方針進行文化革命，在15年內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我國的小學教育、中學教育早已普及，不僅每個專區、每個縣都辦了大學或專科學校，在廣大鄉村中也都辦了大學或專科學校，人人知書識理，個個都有比較高的科學文化知識，大家都能夠讀《資本論》，都懂得高等數學，什麼天文學、地質學、農業學、機械學、化學、物理學、電子學等等，都會變為普通人的常識。到那時，人們將過着極為文明、衛生的生活。蒼蠅、蚊子、臭蟲、老鼠、麻雀等等早已斷子絕孫。孩子們講到書上關於這些東西的記載，就像談到希臘神話里的怪物一樣神秘。人們在博物館裏看到這些東西的標本，正如現在人們看恐龍化石一樣感興趣……柯慶施說：這樣的設想到底合不合乎實際呢?「只怕我們的眼界還是小了些，想得還夠遠大」，「現在已經不是可能不可能的問題，而是我們怎樣盡最大的努力」去實現的問題了。薄老認為，柯慶施如此脫離現實的空想，對當時已經發生和發展起來的「左」傾思潮，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1958年6月，柯慶施又連續放了驚天動地的幾炮，賣力地颳起了「浮誇風」、「躍進風」。他以華東協作區主任的身份，在全國各大協作區農業協作會議上放出頭炮：華東五省市(不包括山東)去年糧食總產715億斤，今年夏季就收了203億斤，加上秋季將有1200億斤，比去年將增加507億斤，增長近70%。柯慶施在主持華東協作區會議，規劃提出華東五省市1959年鋼鐵生產能力時，不顧五省市煤、鐵資源缺乏的實際情況，信誓旦旦地提出華東協作區五省市的鋼鐵生產能力要提高到800萬噸……
薄一波認為，毛澤東之所以在1958年6月19日定下了產鋼能力要達到「一〇七〇」這個指標，柯慶施是「有決定性影響的」。就在毛澤東定下指標的兩天後，冶金部向中央報送了一份《產鋼計劃》，其中提到：「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時候，華東區提出明年產鋼的生產能力達到八百萬噸。這是一個極重要的指標，因為根據這一指標，我國鋼鐵的發展速度，又將走入一個新的水平。」冶金部據各大協作區報上來的指標估算，1959年全國的鋼鐵產量可超過3000萬噸，1962年則可能達到八九千萬噸。於是，毛澤東同意將冶金部的《產鋼計劃》下發下去。
陳雲同志對不切實際的鋼鐵指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毛澤東多次在講話中提到了陳雲的正確意見。1958年11月30日，毛澤東在武漢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協作區主任會議上對柯慶施說：「你過去幹勁沖天，條件沒有」，「這幾個月我們想了一下，沒有那個條件，比如沒有煤、鐵怎麼搞法?」陳雲在1958年12月中央召開的武昌會議上提議不要公佈當時確定的鋼、煤、糧、棉四大指標，1959年1月又明確表態，認為四大指標是難以完成的。但是，中央政治局在3月召開的上海擴大會議上公佈的鋼鐵指標，仍然是武昌會議確定的2000萬噸的指標，而且在未徵求各省、市、自治區意見的情況下，就在大會上宣佈了各地的具體指標，並指名要求表態。大多數省市的領導感到指標過高，難以完成，又不便明確表態，所以會議氣氛有些沉悶。
原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後來回憶了那次會議上發生的一些事情。當有些領導匯報本地區完成任務有實際困難時，坐在主席台上的柯慶施說：你們完不成指標，上海也可以再分擔一些。對此，陶魯笳感到「確實使人有兩難之感」。山西1959年的鋼鐵指標是100萬～120萬噸，而1958年的實際產鋼量只有42萬噸，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會議期間的一天上午，毛澤東召集六大區負責人座談。名單中有陶魯笳，可他接到通知晚了，趕到時已是吃午飯時間了。用餐時，陶魯笳正好坐在毛澤東的對面。陶魯笳對毛澤東說：「主席，我感到這次會議定的四大指標都過高了，特別是鋼和糧兩個指標。我已和在家的常委通過電話，大家一致認為這樣高的指標是無法完成的。」他的話還沒有說完，毛澤東就對着王任重說：「你有同情者了。」原來，飯前的座談會討論指標問題時，王任重也持同樣看法，柯慶施等人以大話壓人，王任重就與他們進行了針鋒相對的爭辯。陶魯笳回憶說：「毛澤東的話音剛落，柯慶施同志就對着我說：要有雄心壯志嘛!共產黨員不說三分大話不算數，有三分大話，七分可靠就行了嘛。我當即對柯說，不能把雄心壯志和說大話混為一談，我們山西農民有句話，『說大話，放空炮，畝產千斤辦不到』。可見群眾對我們那些沒有根據、辦不到的大話是很不滿意的。」在陶魯笳與人爭論過程中，毛澤東捂着嘴在一邊笑。他最後說：既然有不同意見，可以再討論討論嘛!
一系列會議爭論的結果，1959年的全國鋼產量指標，由1958年北戴河會議確定的3000萬噸，武昌會議降為2000萬噸，上海會議降為1650萬噸，後來又降為1300萬噸……
1959年7月23日，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對發展鋼鐵問題上的不切實際作了自我批評。在談到此前提出了一切實際的鋼產指標這個問題時，毛澤東說：「第一個負責任的是我。」「至於柯老，你那個發明權怎麼辦?」柯慶施回答：「我也有責任。」毛澤東又問他：「可不可以這樣講：你也有責任。但是，你是不是比我輕一點呀?因為你那只是意識形態。我雖然沒有你那個氣魄：你(一個協作區)一個要搞八百萬噸，我全國只搞一〇七〇萬噸。」薄一波綜合這些例證作出判斷：「毛主席這些話清楚地表明，是柯慶施同志促使他闖下這個亂子。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們，把柯稱為『土法煉鋼的幹將之一』，這不是沒有來由的。」
進入60年代，「大躍進」給國家和人民生活帶來的困難開始顯現，經濟形勢日趨惡化。但是，一「左」到底的柯慶施仍堅持認為困難並不大，形勢仍然是好的。1961年，安徽部分地區農民渴望種上「責任田」，實行責任制。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曾希聖向柯慶施匯報，柯的態度曖昧，說這個辦法不要推廣，可以試驗。可當後來上面對包產到戶持否定態度時，柯慶施就在會上發言說：現在看，單幹不行，這個方向必須批判。
曾被毛澤東以「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稱之的陳雲，1949年後一直主管全國的財經工作。他與柯慶施五六十年代在一些重大經濟問題的看法上發生了根本分歧。例如，在對待農村養豬的問題上，陳雲與我父親看法一致，都主張把集體養豬下放給農民，私養、公養並舉，特別是主張把母豬堅決下放給農民私養，生產隊一定要留足飼料糧。有一次，我父親向陳雲匯報此項工作時，陳雲說：「我們兩個姓陳的很多看法都是一致的。」為了解決豬肉供應緊張的問題，從1956年下半年起，陳雲主持制定了「公私並舉，私養為主」的養豬方針，並給養豬的農民多留一點自留地。而柯慶施卻認為這是搞修正主義，反對「富養豬」的方針，從此不讓我父親負責農村養豬工作了。陳雲聽說此事後很生氣。
1961年初，陳雲來到上海，找宋季文副市長去他的住處匯報上海養豬的情況。當時，人民日報剛發表了一篇社論，闡述「公私並舉，私養為主」的養豬方針。宋季文此前對農民養豬問題也下鄉搞過調查研究，他十分擁護陳雲的主張。宋季文匯報期間，柯慶施也來了。宋季文匯報說，他佈置陳家橋養豬場把小豬養到三四十斤就分成兩組餵養，一組每天只給一斤精飼料，餵成克郎豬，另一組餵二斤精飼料，一個月長到六七十斤。陳雲聽了哈哈大笑。而柯慶施卻插話說：「不能多餵精飼料，我們只能窮養豬。」還說：「人民日報社論講養豬要實行『公私並舉，私養為主』。我反對這個方針。」陳雲平靜地說：「私養好呀!不要我們國家花錢。農民又有養豬的習慣。農民說：『豬糞不賺錢，回頭看看田。』豬糞肥田多打糧食。」
當宋季文匯報到長興島有個叫馮二郎的人養了70頭豬，賺錢很多，而郊區「大躍進」搞起來的國營養豬場全都虧本時，柯慶施說：「你懂得什麼。我就是要公養為主，不能私養為主。」陳雲同志說：「公養豬養的是多，但是養得這麼瘦，沒肉吃!」「養豬就不能像我這麼瘦，要養得像柯慶施那樣壯……」宋季文在場，為之一驚。
陳雲談到農民希望少種雙季稻和小麥的問題時，柯慶施說青浦縣委討論認為「種麥子，農民不能吃，而種蠶豆則收不上來」。陳雲不贊成這種意見，他說：「我看，吃到農民肚子裏，也是肥水不落外人田。」「這種東西總沒有吃到美國的艾森豪威爾、甘迺迪的肚子裏。農民吃了這樣，就少吃那樣，算總賬是一樣的。」
公豬私養、農作物種植安排和增加自留地等問題，並不是一般的具體問題，而是關係到放寬農村政策、調動農民積極性、渡過農業困難的大問題。1961年夏天，陳雲回到家鄉上海青浦縣小蒸公社，就公豬私養、農作物種植安排和自留地等群眾關心的問題進行調研。他問當地農民：「你們覺得是現在好，還是解放前好?是吳國幀(註：此人在中共建政前國民政府時期任過上海市市長)好，還是柯慶施好?」當陳雲得知家鄉人民雖然糧食產量較高，但是仍存在「肚子吃不飽」的問題後，十分焦慮，晚上睡不好覺。通過調查研究，他得出結論：「要迅速恢復和發展養豬事業，必須多產苗豬;而要多產苗豬，就必須把母豬下放給社員私養。這是今後養豬事業能否迅速恢復和發展的一個關鍵。」通過算賬對比，陳雲認為青浦小蒸地區種雙季稻不如種單季稻好，多種小麥不如多種蠶豆好，農民的意見是有道理的，支持農民增加自留地。
當然，陳雲由於並沒有像柯慶施那樣對毛澤東那種「浪漫」的空想「共產主義」步步緊跟、無條件服從，也遭到了毛澤東的懷疑和冷遇。在「文革」期間，陳雲被解除了一切領導職務，只保留了一個中央委員的空名頭。
1980年11月，陳雲兩次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負責人講：毛主席的錯誤，地方有些人，有相當大的責任。毛主席老講，北京空氣不好，不願呆在北京。這些話的意思，就是不願同中央常委談話、見面。他願意見的首先是上海的柯慶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