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es Palmer(作家，住北京，最近的着作為《天崩地裂》Heaven Cracks, Earth Shakes)，2015年5月29日
每當我想鼓舞我寄居的國家他們的未來，我就會求助於美國名嘴。或許這裏的空氣會致命、水也不能喝、網路屏蔽和文化受壓制，但我總能一再向他們保證中國已經在某些方面打敗美國，無論是乾淨能源、高速鐵路、教育，甚至是軍事。
過去十年來，美國人已經習慣於在演講時或課程裏提到中國，就像有個小學生的媽媽將他跟一個表現極佳的同學比較一樣。「我們過去就像這樣」，費德曼（Thomas Friedman）寫道，他以「令人印象深刻的」天津梅江會展中心（在數個月內建成）為例，來比較中國的盛況與美國陷入冰河期的建設計劃，說明美國的衰敗。中國正「勐踢我們屁股」，因為美國是個「超級飯桶的國家」，這是2010年賓州州長倫德爾(Ed Rendell)因無力處理州內大雪而生的感慨。
但倫德爾忽略了2008年華南大雪使上百萬民眾受困，主要城市供水中斷並造成數十人死亡。費德曼也忽略了發生在同一年的四川地震，由於黑心建商草草趕建，建築物像豆腐渣一樣垮掉。我不是在這裏討論中國的爭議本身，諸如神奇改革論或快速崩潰論的論戰在詹姆斯曼（James Mann）的《中國狂想》(The China Fantasy)一書中精闢的分析，或像皮爾斯伯里(Michael Pillsbury)那樣的分析家對中國陰謀論的恐懼妄想。這些名嘴在講述這些關於在中國的流言時不愛深入探究或據實，他們在製造內部的爭論並在局部區域傳播恐懼，他們的中國不是真實的地點而是修辭比喻，是童話故事裏的妖怪，而非真實的對手。
對中國的居民來說，日常生活不斷提醒他們這個國家歷史有多長，前方的路又有多漫長。前陣子有天早上，我在北京城內一個胡同盡頭的咖啡館買了一杯極好的拿鐵，老闆一如往常的挖苦我，說我像個農夫一樣用現金買單，而不是用我手機的電子錢包付錢。當天晚上，我回家碰到我們小區例行性的停電，我用我筆電的電池在一片漆黑中寫這篇文章，還要多謝鄰居沒有把他的WiFi鎖起來。在大雨滂沱下，我住的胡同成了游泳池，就連新建的北京街道也被足踝深的水所淹沒，因為排水系統極糟。2012年一場暴雨，有人因車子卡在橋下而淹死。
中國的大型建設通常相當出色，但他們所費不貲而且貪污。近年所建的高速鐵路超過一萬英哩，費用遠遠超過原先的預算3,000億美元，而且有許多路線虧損。由於貪腐嚴重，鐵道部最後被拆成三塊，高層鋃鐺入獄。可以理解何以遊客，特別是那些沒有離開大都會的人，會深所震懾。而不可原諒的是那些名嘴鮮少觀察入微，只滿足於所見到的玻璃帷幕大廈和時髦機場表象，以便於套入他們任何想要的桉例。
而且中國是這麽巨大，它的成功可歸諸於任何你喜歡的理由。你反對自由市場和私有制，就像前倫敦市經濟政策顧問羅斯(John Ross)嗎？那中國的成功就是因為國營體制。你喜歡自由市場，像自由派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嗎？那中國的成功就是肇因於其開放政策。你是環保人士嗎？那中國正在進行一項巨大的綠能計劃。你是能源說客嗎？那中國正在興建龐大的油管建設。你是新教徒工作倫理的擁護者，就像寫過文明「殺手級Apps」的歷史學者弗格森（Niall Ferguson）？那就要將中國製造業的高速成長歸功於四千萬新教徒─即使他們在全中國十三億人中不到5%。
隨着國家發生重大變動，相互關係和因果關係常易造成溷淆。例如中國在2000年代開始快速成長，剛好符合寵物狗爆量出現的時間；也許有些愛狗人士迄今仍會以此為證據，解釋應該要由阿博（Bo，奧巴馬的狗）制定政策，而非奧巴馬。
有些領域，例如教育，眾所認知的中國教育成就幾乎全是假象。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劃（PISA）數據顯示，中國在閱讀、數學與科學的排行拔冠，此常被美國共同核心標準（Common Core）的擁護者和英國擁護傳統教學的人(例如前教育部長Michael Gove)所援引。然而PISA的數據只適用於上海的菁英學校，這些需靠行賄或裙帶關係才能入學的學校。在中國的其他地方，每班平均有五十位學生，在農村僅有三分之一的學生可以上中學，我發現他們的算術能力其實跟美國一樣普遍低落。
這只需要花半小時的調查或五分鐘跟任何一個一般的中國學生聊聊便可得知，但一味吹捧中國學校的西方的教育家和政治人物，對於搖搖欲墜的中國農村教室、學生被迫賄賂老師才能坐到座位前排，或是小孩大人同感昏昏欲睡、麻痺心智的政治課等事實卻無動於衷。中國只不過是他們便於用來引入他們論據一個的軼聞罷了，並非他們真正興趣所在。
放入大量中國想像在自己的觀點裏，這樣的作法並不新鮮，早在兩個半世紀前伏爾泰就已是先驅，他描繪一個儒雅孔教制度的政府，映照出歐洲的粗野與盲從。他從他的最大的對手耶穌會教士的信件中摘錄出對中國的描繪，耶穌會教士為了在神學爭論上求得勝利，將中國描寫成一個有德、有序，且期待福音到來的社會，但在北京工作的神父們，他們對中國清朝緊繃複雜的政治及仕紳階級的對抗的興趣，卻遠比對抗哲學家的興趣來得高。對伏爾泰而言，相對於哲學爭論，現實是非常次要的。
在伏爾泰那時候，也許有數百位歐洲人在中國，這得經過一個極為艱鉅、耗費數月的旅程才能抵達的國度。1960與1970年代，這些少數獲准進入中國的西方人，由於毛澤東思想幾乎如影隨形，導遊被訓練得歌頌社會主義的勝利並樂於將共產主義傳播給外國遊客，外國遊客也不得不被他們牽着鼻子走。如今中國有數萬名美國人，更有數百萬中國人在美國，但這種人云亦云的狀況似乎改善不多。
尋找真實的中國很難，因為謊言在中國太普遍，無論是官方的虛假數據、冒牌救護車或是受到污染的嬰兒奶粉。數十年的毛澤東思想摧殘下，社會互信全然崩潰，隨之而來的是發財至上的風氣，使誠信成為得罕見的價值。在沒有自由媒體或公民社會的外部制衡下，虛偽造假（Potemkinism）成為這個國家的日常技能，不管是對外國投資者或督察官員。
有些人的意見則從誇張進入到全然的險惡，就拿新墨西哥州大學米勒（Geoffrey Miller）教授為例，他曾寫過反對中國一胎化政策的文章，他認為該政策主要受益的是未開發的農村地區與少數民族，而非菁英。米勒聲稱中國在進行一項長期的優生學計劃以提升國民的智力，美國必須照辦否則將會落後中國，但其實這樣的計劃並不存在，雖然中國的殘障法律確實借用了二十世紀早期的優生學用語直到1990年代相關人士倡議改變為止。米勒醜陋的論點結合了想像中國計劃有超級嬰兒以及曖昧的優生學議題，但這種方式其實跟「中國正在扁我們，為了勝利，我們得跟中國一樣。」的基本論調差異並不大。
這種爭論所帶來的傷害遠高於單一個案，他們強化了一個誘人、虛假而高效率的威權主義。根據這個假象，華盛頓由於特殊利益或民主爭論而顢頇偷懶，然而北京由上而下一把抓一路奔向未來。
中國的既得利益者在暗地裏扮演主要的角色，他們儘可能阻斷或扭轉改革的成果，地方政府與中央的鬥爭，當局對公眾意見一直在打壓與迎合之間搖擺不定，而且暗地裏採取激烈或甚至於兇狠的政治手段。當土耳其或匈牙利等民主國家逐漸轉向中國或俄羅斯形態的中央集權及打壓模式時，迎合國家權力是相當危險的。
實際上，過去三十五年中國制度最大的優點是謹慎的實驗，從健保改革到市場開放，先在少數村落施行，如果成功，再將計劃躍升為省級，然後再全國施行。這是為何自1979年起有私人農業出現。中國有些富有野心的計劃成功，有些則是徹底失敗，但多數政治方桉均留下複雜的後遺症。如果我們基於錯誤的理由讚美北京當局，我們會錯過真正需要記取的教訓。
當我們將中國視作指導我們的夢幻之境時，到頭來我們會忽略中國人，就像伏爾泰所述的中國官僚或是毛澤東宣傳下的快樂農民，他們不再是真正的人，而是滿足想像被擺佈的完美人偶。中國人可以是又笨又懶的豬頭，像其他人一樣，也可以是聰明、堅忍並有同情心的，他們不應該只是被簡化的榜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