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正式寫下這個異常沉重的標題《畢節兒童是系統性崩潰的犧牲品》。這個標題在我的腦海中沉澱了超過一個星期。是的,一定要寫篇文章,祭奠這個道貌岸然又極其弱智的時代。
詩人李南在《盛世》中寫下這樣的句子:
少女熱衷於星座
中產者忙於移居海外
只有養蜂人走遍山坡
只有沿途的風,認真吹拂……
我的國家看上去枝繁葉茂
我的人民卻枯槁如經霜的草木
誰令我們喝下這致幻的迷劑
如同倒影中的納西斯
……
現實生活中,藉助互聯網每秒30萬公里的傳播速度,幾乎每一起非正常死亡的屍骨上面,都會站立起數不盡的高尚名義下的人間表情。貴州畢節4位未成年留守兒童自殺身亡,屍骨上同樣站立起無數的道德至高點。然而,當我們真正用頭腦而不僅僅是用眼睛去親近那片貧瘠的土地,才會發現,你想做你要做的,人們都早已做過了,而防不勝防之下的萬一之失,你就是呼籲再嚴厲的行政問責,也不能避免下一個悲劇的再次發生。
在閱盡人間臉色的千般表情中,最讓我心塞肺堵耿耿於懷的,是一個被微信圈廣為傳播的帖子,那帖子說,孩子們自殺當晚,鄉鎮幹部和學校老師名為家訪事實上是去逼孩子們繳納「計生撫養費」,因為最小的孩子屁股上有刀傷。天哪!這個,想想都覺得邪惡得無以復加!如何設想它竟能夠像強制拆遷一樣興師動眾被實施?雖然多年來我一直對政府批評的多誇獎的少,計劃生育過程中拆房搶人的事情也發生過不少,但我終歸是無法想像竟然會有人直接向最大13歲、最小5歲的孩子逼繳「計劃生育社會撫養費」。對此我既不轉發也不評論。還好,2015年第24期《財新周刊》(出版日期2015年6月22日)的《畢節留守兒童之殤》(作者:王婧)多少為我們還原了部分真相。文章說:
「2011年,張方其(4個死亡孩子的父親——大煥注)一家六口決定回鄉。村幹部稱,張方其一回來,就一次性向當地鄉計生辦交了社會撫養費9900元,為三個女兒辦了戶口。『他們在外面還是掙了些錢。』有村民說。他們回來後就開始翻修房屋,花了大概10多萬元,修建時還獲得政府農村危房改造資金1萬元。」
「楊小琴是2014年9月才當張啟剛(最大的13歲孩子——大煥注)的班主任的。她說,對這個孩子,她給予了特別關注——在全校545名學生中,父母均外出打工的留守兒童共有158名。但只有張啟剛和他的妹妹們,在村里沒有任何監護人。學生監護人的聯繫方式,留下的是父親張方其的電話,但這個電話時常打不通。
「在田坎鄉,確保每一個孩子都正常上學,這是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5月12日,幾名班主任將家訪情況以書面材料的形式提交給校長。隨後學校也向上級教育部門和鄉里做了匯報。此後,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包括老師、校長、鄉村幹部等人員的家訪共11次,均遭遇『閉門羹』。楊小琴說,她一度希望砸門進入,但有鄰居提醒說,不能砸,萬一孩子從樓上跳下來怎麽辦。她遂放棄了砸門念頭。」
在這些可以感同身受的事實面前,一切關於學校、老師、鄉村幹部不夠盡責的指責,一切關於社會和民間救濟體系給他們一台電視、一部電話之類的美好想像(孩子家裏其實有電視也有手機),一切出了事故之後要嚴厲行政問責的訴求,似乎都只能用統一的「隔鞋搔癢」四個字形容最恰當。
「據共青團畢節市委的統計數據,畢節全市共有18萬名外出打工人員,其中父母雙方均外出打工的留守兒童共有164608名,占適齡入學兒童的10.6%。」大家可以想像畢節一個市有多少公務員、有多少教師,為了這16.5萬問題比正常兒童多得多的留守兒童,他們平時要多付出多少心血?設身處地想一想這些身處最基層、工資微薄的公務員和普通教師的處境,我想他們早就已經心力交瘁不堪重負了!相比那些偶爾來一下、成就感滿滿的外來義工組織,他們常年重複着同樣的努力卻是迎來不斷的挫敗,挫敗,再挫敗!因為,只要一個失敗就是滿盤皆輸。成就看不見,失敗卻歷歷在目驚心動魄。
有人把矛頭直指家長:「不珍惜親情,只埋頭掙錢,人沒了要錢幹嘛?」但這不過是新時代版本的「何不食肉糜」,飽漢不知餓漢飢。類似張方其這樣父母背井離鄉、妻離子散的家庭,在中國數以億計。「在這深山中,除了種玉米,村民們沒什麽別的經濟來源。若夫妻雙方都守着玉米地,連能否維持一家生活都很難說。」
有一個辦法可以安慰那些主張農民不要背井離鄉跑到城市、而是要回去建設家鄉、「建設新農村」的人們的心,那就是直接把農產品價格提高10倍。2014年中國GDP總額是636463億元,農林牧副漁等第一產業總和是58000餘億元,佔GDP總額的9.17%。第一產業產值價格提高10倍,60%左右的農牧漁民創造的產業就基本可以和另外40%的人創造的第二、第三產業市值齊平,從事第一產業的人就基本上可以不必妻離子散背井離鄉進城打工。如果把第一產業產值價格提高15倍,就可以實現各行各業「均衡發展」、城鄉收入基本持平。
但這是不可能的!
首先要說一個超出許多人「常識」的問題:我們的農業是過剩的!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2013年6月曾在《小康·財智》撰文《農業過剩問題不能迴避》:中國的農業安全永遠講的是量的安全。菜賤傷農,很多人仍認為只是個別現像。但事實上,無論人們承不承認,農業過剩問題已經存在,不能迴避。聯合國糧農組織組織54個國家的專家作了一份報告,明確指出了中國農業過剩問題,但卻未能引起國內各界的關注。世界上80%的大棚也就是業界常講的設施農業集中在中國,全球67%的蔬菜、50%上的豬、50%的蘋果、40%的柑橘,都由中國人生產,但我們的人口只有世界的19%。這其中的浪費問題不言而喻。但很多地方仍嫌不夠,直到菜賤傷農。2010年國務院公佈的面源污染普查報告顯示,農業已經超越工業和城市生活,成為中國面源污染第一大污染源。也就是說,農業造成的污染遠大於工業,遠大於城市。」
供應過剩一定會導致價格下跌,這是經濟學的鐵律,一直跌到像現在的價位上為止。而且還有一個阻擋不了的世界性規律:隨着工業化、信息化、城市化的到來,第三產業產值遠超第二產業,第二產業產值遠超第一產業,第一產業產值越來越變得微乎其微!今天中國第一產業產值佔GDP總額9.17%,用不了多久就得像美國一樣佔比只有1.2%,而且還會越來越低!那麽,讓青壯年農民帶着孩子老人一起進城、減少農民而不是讓他們就地「建設家鄉」就是唯一辦法。
我們當然可以設想,利用強大的國家強制力量,強行把農產品價格提到現在的15倍水平,以此來大幅度縮小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但那樣的結果首先是相當一些呼籲城鄉均衡發展的,以及城市中低收入階層會吃不起飯吃不起菜吃不起肉了!他們要挨餓怎麽辦?他們反過來罵政府,會把「賴昌星」當做救命恩人,神州大地一定會突然冒出一萬個「賴昌星」,只不過這回「賴昌星」們走私的是不是石油,而是糧食蔬菜水果和肉。而國內第一產業的產品則因質次價高全部進入滯銷行列,農民被迫再一次以更大規模、更迅猛的速度湧入城市謀生!
中國這個時代很奇葩,人們對結果平等有着近乎狂熱的偏執。他們不相信邏輯,迷信「決心」和「信心」;不相信人與人之間的差別甚至大於人與動物之間的差別;他們甚至不相信自然和社會的基本規律,不相信基本的經濟邏輯。
在這麽長時間裏關注貴州畢節兒童自殺事件的過程中,我讀到最溫暖、最有人情味的文字,不是那些道貌岸然的指責,不是那些隔山打牛的關懷,而是這樣一段貌似非常冷酷無情的話:「畢節的那個父親進城打工每個月寄回來700元,但是在村里夠四個孩子活着了,這就是城市給他們提供的機會,父親被禁錮在土地上,是沒法養活四個孩子的。但是他的策略有問題,13歲的哥哥帶3個妹妹,最小的5歲,沒錢狀態下帶三個孩子的壓力誰想過,洗衣服做飯都能累死人,這可能是哥哥崩潰的關鍵。大家總是譴責用童工的資本家,說黑心,我要提醒的是,家務勞動里也有童工。如果哥哥能出去做學徒,每個月能匯回來500元,那1200元照顧3個孩子,村里可能就有親戚願意做這件事了。好多人好面子,賺點錢回家蓋個房子,聰明的人好里子,賺點錢學技術,換工作或者開小買賣,把孩子就接進來了。」(熊太行《愛留守兒童方式很多,但罵城市和城裏人顯然是不對的》)
我們認為用經濟理性來思考問題是很俗的,親戚朋友之間談錢更是俗不可耐,甚至是毫無道德可言。我們想用道德來代替經濟理性,結果卻是這個社會既無理性,也不道德,更不經濟!
先看道德。我們不願意大大方方地談經濟,大大方方地談錢,於是,我們每個人、每個家庭都成為孤島。比起地方政府官員和學校、老師因受到道德和社會壓力而犧牲業餘時間、利用公共資源(不經濟)給予4個孩子特殊關注不同的是,孩子與親人之間的冷漠到了恍若隔世的地步!
「按同村人描述,張父有家暴傾向,張母忍無可忍,離家出走,另組家庭。張父也不是稱職的父親,一心想把小孩丟給張母。父母婚姻破裂後,本來和張啟剛還有些聯繫的外公外婆也淡出了孫輩生活。」
「任希芬後來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她『實在不能忍受家暴』,2014年3月離家出走。此後,任希芬又和那個男人生下一個兒子。任希芬的新家,距離張家不到1公里。但直到孩子去世前,她再也沒來看過孩子,也沒有給孩子們打過哪怕一個電話。自張方其和任希芬夫妻感情破裂之後,孩子的外公外婆也不再認他們。」
「家裏沒人照應,張方其打工斷斷續續。他農忙時節回家務農,閒時出門打工。在父親出門打工的日子裏,孩子們就處於無人照看的狀態。家裏大大小小的事兒,都由張啟剛一人打理。」
親人之間的隔膜與冷酷,其實背後有着非常精細的經濟學和社會學算計。只不過無人點破!長期在惡劣的貧困狀態下生存的人們,出於本能的自保需要,一分錢、一寸心的慷慨往往都不願意付出、也不敢付出。怕一旦付出永遠被無償「粘上」。無數人在詛咒城市的冷漠、鄉村的淳樸,其實不過是無知情境下的夢想烏托邦而已。封閉鄉村人們對外的熱情好客與對內的慳吝苛刻,就像他們所在的國家一樣,一體兩面,千百年來都長着一雙精明算計後近乎本能的勢利眼!
很多媒體都關注到孩子父親張方其的家暴,但《財新周刊》這篇報道告訴我們,他的家暴是在妻子留守期間與別人「好上了」之後才發生的:「村民們普遍提及的一則『八卦』是,在張方其外出半個多月後,任希芬就與村里別的男人『好上了』。村民們說,此後他們夫妻感情不和,經常當着孩子的面打架。這與他對待鄰居的沉默態度截然不同。任希芬在外地打工期間,與那個男人生下一個女兒之後,張方其還曾經給她一筆錢,用於治病,惟一的條件就是讓她『也管管咱們的孩子』。村民們說,父親在家的日子裏,四個孩子時常臉上掛着笑,跟着父親一起下地幹活。」
由此可見,張方其也是一個因為承擔責任而像狗一樣忍辱負重的父親。不能說多麽稱職(尤其是觀念落後沒有把錢和孩子留在城市身邊),我們許多人卻也不見得能夠比他做得更好多少。任希芬除了一年多時間不過問孩子一分一毫令人不可思議外,其它的所作所為(包括出軌),似乎也沒有特別能夠指責的地方。
綜上我們可知,在4個未成年留守兒童的自殺事件中,其實每個身處其中的人都是盡了相當力量的,但我們絕對不能說這只是一個意外!這是一個必然!我想只能用「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八個字才能準確形容!不是我們不努力,從上到下,我們每一個人似乎都很努力,都累得要死。但是我們缺乏基本的系統性思維,大局、方向錯了,越努力越悲劇。
哪裏的方向錯了?大方向在這裏——解決問題的鑰匙在城市,我們從上到下,在宏觀視野和宏觀決策上卻把它放在了鄉村!根本的解決之道在於經濟手段本身,我們卻把它訴諸於道德、情感和行政力量!正確的辦法是賦權(土地權、自由遷徙權),自下而上讓每個個體和家庭變得強壯有力量,我們的訴求卻是期待自上而下的監管、關懷,以及政策對農村的「特殊關照」!
於是悲劇就成為必然!這就是本文標題所說的「系統性崩潰」。整個系統設計錯了,相關環扣中再努力也無濟於事,甚至適得其反!借用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大失敗的總記錄」的說法,由於宏觀的思考和政策方面已經南轅北轍,「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
周其仁教授說:「中國人一定要賭高密度,現在很多人都在談城市生活質量差,壓力大,千萬不要聽信他們的讒言,批評城市的人都住在城裏,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讓別人離開,給自己留下生存空間。農民工剛進城都會有這樣的感受,怎麽干什麽都花錢,等過一段時間又有這樣的體會,干什麽也都能賺錢。」
在系統性崩潰的過程中,我相信少數人是因為無恥,就像周其仁先生說的想讓別人離開城市,給自己留下生存空間。更多的人則是因為無知,相信均衡發展的鬼話和白日夢。
我們不希望有下一個張啟剛遭殃受禍,唯一的辦法是幫助、引導、鼓勵更多的農民工在城市定居下來,他們的孩子更好地和父母在一起,在城市更順利地上學、高考,更快樂地成長。而不是天天想着讓他們和他們的父母回去。故鄉是回不去的!這是自然發展的規律,人口越多、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越大,城市集中的趨勢越明顯、集中的速度越快。
這篇文章寫得我心力交瘁,子歸啼血,喚不醒國人頑固的陳舊思維!